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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即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陈毅和粟裕则率领第三野战军解放广大华东地区。
但是，1949年5月15日，华东军区却发布了这样一道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公布令：任命刘伯承为华东军区司令员、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根据这一命令，刘伯承于1949年5月15日出任了华东军区司令员一职，陈毅则担任了副司令员。
刘伯承率领二野挺进大西南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那么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在这一历史的神秘面纱之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中美暗战”。
▲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
并肩进华东，横渡长江慑强敌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精锐力量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即开始部署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与后来四大野战军分头进军、横扫中国边远地区的部署不同，在早期的战略追击部署中，第二野战军的任务并非挺进大西南。
早在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淮海战役大势已定，中央军委随即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等人，明确规定，大军渡江之后，两大野战军的任务是“协力经营东南”。12月24日，中央军委再次电报指示，战略决战胜利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1949年3月14日，中央军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部署，要求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通过上述文献显然可以看出，中央赋予二野的任务是与三野一起解放华东地区，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这一任务不会有大的变动。
那么，中央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种部署呢？答案是，为了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入侵和干涉。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美国一直是国民党的最大后台和强力支持。中国内战期间，他们不但为国民党政权摇旗呐喊，提供武器弹药，甚至还出动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军实施战略机动。当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气急败坏之余，极有可能会直接出兵扶持国民党政权。果不其然，就在解放军即将大举渡江之际，震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了。
1949年4月20日上午，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突然闯入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控制的江阴、镇江段江面。解放军官兵随即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装聋作哑，继续在长江中逆流而上。进入三江营水面后，“紫石英”号竟然对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发起挑衅，解放军随即实施火力拦截。一番你来我往之后，“紫石英”号被击中搁浅，慌忙升起一件白色衬衣乞降，解放军随即停止炮击。
日暮西山的英国尚且如此嚣张，势力正盛的美国势必更加狂妄。毛泽东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他决心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以美国出兵中国为前提考虑下一步战略决策。在1949年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毛泽东郑重提出：不要讲美国不出兵，而是准备美国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
基于上述考虑，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安排二野进军华东以慑止美国。5月23日，中央军委在一封电报中，对二野的任务和原因作了专门解释：“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是典型的“以力慑敌”和“以备止战”。历史证明，正是毛泽东的这一部署，使得中方在即将爆发的“中美暗战”中取得主动。
本文开头处提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公布令》，公布时间为1949年5月15日。此时国共两军正在上海反复鏖战，美国正在一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堪称第二、三野战军联合经营东南、慑止强敌的关键时刻，自然也是华东军区历史上的“特殊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军区成立于1947年，是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直由陈毅和饶漱石担任。但在1949年5月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强大威胁下，在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蓝图中，华东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第二、三野战军的共同战场，华东军区随之升级为原华东和中原两大战略力量的联合体。在这一特殊形势下，刘伯承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5月15日只是华东军区领导任命的公布时间，实际任命时间还要稍早一些。在此之前的5月8日，华东军区成立海军司令部的电令中，签署的司令员即为刘伯承。此外，当时二野进入华东军区领导层的并非仅刘伯承一人，二野的政治主官邓小平出任了华东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饶漱石和谭震林分别出任第二、三政治委员），二野参谋长李达则出任了华东军区参谋长。
硝烟趋淞沪，中美暗战波澜急
京沪杭地区，是美国在华利益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尤以上海为最。毛泽东高瞻远瞩，把上海作为透视美军意图和底牌的战略枢纽，给予高度关注。当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趋近的时候，上海同时迎来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国共两军的正面交锋，另一场是中美双方的暗战和博弈。
5月18日，在3艘美国军舰保护下，6艘载有国民党军的轮船，从上海驶出吴淞。
5月20日，高桥以西到林家宅沿江一线，有舰船5艘向我军阵地炮击，其中2艘悬挂外国旗帜，3艘无旗帜。
上述种种行径，无疑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战的野蛮干涉，当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底线的一种试探。第三野战军迅即将此事报告中央军委。
5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虽然简短，却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其本质内容就是既不示弱，也不故意挑衅，既要在必要时候坚决还击，维护国家主权，又不能做无谓的盲动，给美国介入提供借口。
后来，前线部队很好地执行了上述指示。5月23日，解放军第31军的重炮部队，对高桥东北海面活动的10余艘外国和国民党军舰进行猛烈射击，击中7艘，所有军舰纷纷逃窜，此后西方各国的军舰再不敢轻易到附近水面活动。
没了美军撑腰，上海国民党军自然挡不住强大的解放军，淞沪作战很快以共产党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发生于上海的这场“中美暗战”，虽然没有硝烟弥漫，没有枪林弹雨，但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试探，几度权衡，其间不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最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效慑止、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下，美国选择了妥协和放弃。
上海是美英等国在中国长期经营的据点，上海易手之际，美英等国尚且不敢为国民党出头，在这之后，西方列强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战的可能性自然大为降低。毛泽东洞若观火，窥透了对手的底牌和底线。接下来，毛泽东将就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做出重大调整，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将因此大大提速。
进军大西南，横扫川黔如卷席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战略追击部署做出新指示，要求二野暂时仍以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为主，同时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战略任务的调整，迅即带来华东军区领导任命的改变。原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记载：1949年6月后，华东军区仍由陈毅任司令员。随着刘伯承华东军区司令员任命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暗战也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之后，美军始终不敢出兵中国，二野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得以顺利实施。当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二、三书记。同时还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军区政治委员。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进军大西南的战略行动正式揭开帷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二野主力一路疾进，先下贵阳，再克重庆，三占成都，俘虏宋希濂，迫逃胡宗南，连战连捷，势不可当。进军大西南作战中，二野在兄弟野战军有力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及游杂武装多达90万人，解放了川、黔、滇、康四省的广大领土，创造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摘自《党史纵横》2019年第十期
作者：赵延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