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论军事侦察与情报工作

江和平

战争年代，刘伯承元帅准确无误地分析战况、灵活周密地指挥部队、智勇双全地化险为夷、稳扎稳打地消灭敌人，与他重视军事侦察与情报工作密不可分，他的相关论述充分展现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辑、战士出版社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一书中。

红军时期刘伯承

抗战时期刘伯承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

刘伯承元帅

一、重要地位

军事侦察是为查明敌情、地形和有关作战的其它情况而进行的活动。军事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它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二者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为说明军事侦察与情报的重要性，《刘伯承军事文选》收录了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1)

刘伯承强调：“察明敌人部署、地形、道路、以及敌人和居民的政治情况，无论是为自己遂行战斗任务而取得下决心的情报，或为遂行上级首长的指示而搜送情报，都成为战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每一军人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2）

在刘伯承的领导下，八路军129师重视侦察与情报的战例众多，例如：1942年5月，日军“扫荡”的目标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师部。前总命令129师新1旅采取有效行动，破坏敌人的“扫荡”。

黄新友副旅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奇袭日军长治景家庄飞机场。时任新1旅侦察股长的江涛在会上汇报了我潜伏在该飞机场的特工提供的情报：日军在该机场的布局和防御情况。黄新友布置了作战计划，命令江涛联系潜伏的特工，进一步了解机场的最新布防，在战斗中做好内应。

5月30日在长治潞城情报站，太行4分区情报处长李新农与江涛听取了我特工对日军机场的最新详细汇报，并及时上报黄新友。次日夜，奇袭日军景家庄机场的战斗打响了，新1旅烧毁了日军轰炸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火光照亮了半个长治城。

同时，我特工故意将行动泄露给长治的日军，迫使日军急速调“扫荡”部队返回保卫飞机场。但当日军赶到机场时，新1旅已经结束战斗，撤到平顺的大山里。这次战斗有效地缓解了日军对八路军前总的军事压力。(3)

刘伯承与左权在晋东南抗日前线

二、组织派遣

刘伯承非常重视侦察与情报组织的建立与健全，他指出：“指挥员立刻要做的事：1、健全侦察机构——检查所署明的、暗的各种侦察组织，建立经常收集和交换情报的工作，首先要求侦察领导者是‘能考虑能实干的干部’……3、整理便衣侦察——基干军队的便衣侦察的组织，如连中有班，营、团中有排，旅中有连，军分区有武装便衣队等，应做有计划的整理（有的是建立）与训练，着重抓紧现实问题，提高侦察技术……”（4）

1940年，刘伯承在百团大战总结时指出：团应有侦察排，旅应有侦察连。1941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成立情报组织。八路军前方总部成立了五级情报组织：前总情报处、师情报处、军区情报处、军分区情报处以及下属的情报站。刘伯承通常将派遣侦察部队作为指挥战斗的首要任务，1941年刘伯承在《129师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导指示》中指示：各军分区除严格管理作战要地的谍报工作外，应成立精干的便衣队，专门经常不断地出入敌占区，进行军事、政治的战役侦察。例如：同年5月22日刘伯承率129师指挥所从赤岸会里村转移时，电令各旅和各分区的四项命令中第一项为：“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人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5）

刘伯承重视侦察与情报人员的选拔与培养。他要求侦察干部要在现有部队中抽调，选择政治思想可靠、军事素养过硬、有一定知识或技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其指挥员更要机智、勇敢。便衣队应尽量吸收有作战经验的本地人，以便与本地民兵、游击队联络。例如：129师太行4分区情报处的苟佩芳、李庚鑫、王岩等情报人员就是这样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智取老顶山据点、勇抓日军“舌头”、收复石圪节煤矿等战斗任务屡建奇功。

1938年左起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

第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

三、侦察情况

关于军事侦察的主要内容，刘伯承指出：“1、敌情：驻止之地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怎样，配置怎样，警戒程度，换班时间秩序，其周围有无其他敌人可能赶到增援。2、地形：周围的地形，敌人所住房屋、堡垒、铁丝网、鹿砦等构筑形式如何，何处便于隐蔽接近，何处便于冲锋，何处便于撤退。3、居民情形：居民参加抗战情绪如何，日寇、汉奸迫使居民作侦察警报的组织情形如何。”（6）

刘伯承常对指战员讲打胜仗的五行术：每一个指挥员每战之前都要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5项客观实际。在这5大要素中，敌情和地形最为重要。排在第一是敌情，最需下功夫搞清楚，要防止敌人给我方搞假情报。第二是地点、地形，地形是固定的，关键在于真正地了解其特征，从而为我军取得胜利而充分运用。

129师在涉县响堂铺伏击中，二小时击毁敌军180辆汽车，刘帅总结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侦察判断正确”，这是由于“我们根据夺取敌人的文件判断了敌情”，同时有效地利用了地形，知己知彼方可取得胜利。（7）

第129师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挺进太行山区，建立了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右起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在研究作战计划。

四、侦察手段

开展军事侦察按任务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采用的侦察手段主要有战斗侦察、技术侦察、谍报、观察、照相、捕俘、询问居民、搜索敌人文件等。刘伯承指出：“审问敌人俘虏、逃兵，探问战地逃出的居民，搜集并研究邮电信件刊物，以及在敌人被俘及被打死者的身上取出的文件及军用品，偷听电话，观察敌人飞机的活动，使用间谍暗探，特别是使用步兵侦察队、骑兵侦察队，一般指挥员以及特种兵的专门人员实地侦察等，都是我们取得敌情、地形及政治材料的手段。”（8）

指挥员在进攻之前的亲身侦察非常重要，刘伯承在多次作战前亲临阵地侦察、身先士卒。他强调：“指挥员在前面的侦察，应通视敌情、地形、地物，主要根据居民地边沿及周围地形，障碍设置等，来判断敌人的防御前沿，火力配系与纵深支点如何构成，以决定主攻方向，助攻方向，……只有周密的地形、敌情的侦察，与正确的情况判断，才会有正确的决心和处置。贸然从事，乱打一顿，是打不出好仗的。”（9）

成功的战例之一有129师769团3营夜袭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团、营长在夜袭前一天，亲自到滹沱河边侦察，看清阳明堡飞机场停了飞机24架，守备队有200多人，发现日军在地下挖有掩蔽部，但警戒比较松懈。3营长在去袭击的路上，仍向居民了解飞机场最近的情况。加上我军战斗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10）

刘伯承要求“在侦察研究敌情时，虽片纸只字也不放松，这是好的干部。” 1942年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时，侦察参谋赵恒德制服日军冈本后，发现了冈本隐秘在厕所里的皮夹子。赵参谋将沾满粪迹的皮夹子在土里蹭净，上交給参谋长李达。李达从皮夹取出带有粪渍的一张日军作战部署图和几封日军家信，与刘伯承分析。刘伯承查看日军地图标注的箭头，获取了敌人从武安、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16路向我涉县围攻扫荡的情报。李达打开一封日军小队长的家信念道：“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刘伯承从这些日军家信看到日军中下层官兵的厌战情绪，说：“我们要趁机加强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日军。”（11）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后，刘伯承在军事总结中表扬“某旅在反‘扫荡’作战中，夺取敌人文件，特别是在厕所中搜取重要的文件，是值得各部学习发扬的。”（12）

1940年4月刘伯承出席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议，参与提出建党建军建政和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这是刘伯承（右2）与彭德怀（右五）、聂荣臻（右一）等在检阅部队

五、情报传递

将获取的情报迅速地上传下达，既需要秘密的组织机构，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刘伯承指出：“为要不断的侦察敌情，必须在自己地域内的几个要点上，设置相当固定的秘密的情报通信所。该所是由一至三人组成的。通信联络方法，相关双方应事前规定之，以免被敌人捕捉陷害。”（13）“加强秘密情报通信所，这要军分区与县、区、村指挥部负责建立，首先就要把敌占区到腹地的作战要线上的情报通讯所建立起来。”（14）

在我抗日根据地，以情报人员、民兵、自卫队为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大众情报网，为军事情报的迅速传递打下了最广泛的基础。在游击区和敌占区，情报组织发动包括伪军、伪政权人员在内的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组成广泛的监视与传递网，日伪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万目监视之下。铁路沿线的大小车站也都有我们的人，日军运行的车次和装载的东西，我军都一清二楚。

129师成立之初仅有3部电台，到抗战胜利时已有约80部电台。仅太行军区铺设的电话线就长达4000多公里。日军据点周围也有我们的情报员，只要日伪军一出据点，情报很快就会送到军区司令部。我电话线未达到的地方，群众白天在山头上放倒标杆，夜里点起一堆火，从一个山头传到下一个山头，我情报人员迅速赶到情报站，用电话直接向我军分区和上一级通报。

1946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召开练兵会议，刘伯承为指战员做射击示范。

1947年元旦刘伯承（站立者前排左2）张际春等与太行区慰问团

六、分析整编

关于对情报进行分析整编，毛泽东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对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15）

刘伯承指出：“建立情报管理工作——这就是把我们侦察得到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制出成品的工作。这首先要从军分区、野战旅司令部做起。只做两种：一种是敌情登记，另一种是敌情通报。敌情登记是根据敌人的师团、旅团的系统来整理材料，以便找出它所属兵种如何，番号如何，单位如何，组织如何，隶属何人指挥，装备如何，战斗力如何，现在对付我们那个部队，如何行动。同时我们要把材料在何时、何地、用何手段取得的，可信的程度如何，都要附带注明。至于敌情通报，就是根据敌情登记，将其必要事项通报与相关部队。在通报时或用文字，或用标识要图，或用统计表格。总之以较易述明内容而用之。”（16）

相关战例如苏亭战斗：1942年5月27日， 129师769团在完成掩护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后，主力转到辽县以南地区寻机歼敌。上级指示该团1营王亚朴教导员、3连李基中副连长创造战机，杀伤日军的运输部队。29日王教导员和李副连长与当地干部、民兵到东寺垴一带侦察，获得准确的情报：前一日苏亭公路通过敌人的运输队，当日数百名态度傲慢、警戒麻痹的敌人，胁迫民工驾驭满载从根据地掠夺来的粮食和物资的骡马到达了粟城。我军经过分析研究预测：30日敌军将经过柏管寺、苏亭返辽县城，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经周密的安排，30日我1营3连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以一亡一伤的代价，击毙敌60余人，伤敌80余人，缴获敌骡马、日式步枪、军用帐篷、粮食罐头等众多军用物资。（17）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左起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雪峰、李达、邓小平

七、反敌侦察

警惕敌方的侦察、谍报，研究敌方的特点、弱点，是我军情报工作不可忽视的问题。刘伯承指出了问题所在：“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间谍、叛徒，以极大努力，做了长期阴谋的各种准备工作，也做了在‘扫荡’中、‘扫荡’后衔接发展的工作。我们军事政治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还没有实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所以有许多问题都是雾中取宝，甚至无的放失。漫道我们对于敌军组成与部署，对于敌占区地形、民众、政治、经济情形不及敌人清楚，就是对于自己本身某些事物也不及敌人清楚。例如敌人印出抗战干部的履历相片，我们机关部队所在地点和腹地某些险要地形等,都比我们某些干部清楚的多。因此，切实建立我们的情报工作，应认为是对敌斗争(尤其是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环节。”（18）

敌人的装备优于我军，如电讯工具、空中侦察等。敌人的手段十分恶劣，如用烧杀、威吓的手段，强迫居民察报军情。敌人的方式非常卑鄙，如收买小孩、小贩、流氓、妓女、窃贼之类构成间谍网，侦察我军政要、盗窃机要文件。这方面的教训并不罕见，“我们一位负责干部竟把最机密的东西指给俘虏看，对这个俘虏又看管不严，让他跑了，这真是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尚不立即纠正，确会招致亡国亡家之祸，深望大家警惕，并对部属进行深入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参谋人员，更应守口如瓶。总之我们必须加强侦察，使我们耳聪目明，很好地保守秘密，使敌人耳聋目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