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勋戎马太行十年
——老战友们的回忆摭拾
刘立强
一、组建游击队归属一二九师
????? 刘建勋，汉族，1913年生于河北沧州。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京、津、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书记是裴孟飞。他们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成立了总工会、工人武装自卫队，发展党员，组建基层党组织。
????? 日寇占领太原后，祁县的资本家李汉三携款潜逃，刘建勋带领工人群众将其抓回，并组织发动了大罢工，最后迫使资本家发放了面粉、布匹和抗日经费。
????? 随后形势恶化，日军飞机在祁县县城大肆轰炸，刘建勋从祁县纱厂拉出了部分工人群众，还动员了学校的爱国教员和学生，组成抗日游击队上了太行山。
????? 为尽快提高战斗力，刘建勋从一二九师借调了十几个班、排长骨干，将游击队改编成五个连，番号是晋中抗日游击队第六支队，直接归一二九师领导指挥。
????? 日后，刘建勋在战斗间隙中曾两次差点被战友“走火”误伤，幸都有惊无险。而第六支队中的许多同志也都成为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和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
二、转辗晋冀创建根据地
????? 刘建勋在太行十年，基本都在李雪峰为首的区党委领导下工作。1937年11月，刘建勋担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短短7个多月，全县新建基层党支部22个，发展党员417名。
????? 1938年2月上旬，日寇向位于冀豫晋抗日根据地心脏地带的榆社县发起“扫荡”，多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造成大量伤亡，县城两度夷为废墟，县委、县政府各处流动办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刘建勋率领干部群众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加强武装力量、扩大游击队，建立了县抗日自卫总队，配合八路军重创了进犯的日军苫米地旅团，为八路军补充了大批兵员。又通过开展以反贪污、反恶霸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斗争，重点改造了村级政权，组建了县公安局，成立了抗日救国宣传队、儿童团，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创办了武器修械所……
????? 1938年8月后，刘建勋先后任榆社和武乡两个中心县委书记。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仍不忘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多次去县青年抗日救国公学讲课，讲授艾思奇编撰的《大众哲学》。不少太行老同志们坦言，当年正是在他的教育下，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1939年3、4月间，日寇即将进行“扫荡”。刘建勋在村里一边组织民兵准备反“扫荡”，一边布置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恰遇一二九师黄镇同志的爱人朱霖从区党委党校毕业路过武乡。他没有半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说道：“敌人这次是九路围攻，已经离此地不远了。我这是最后检查，看看老人、孩子都撤走没有，你们也要快走啊！否则就过不去啦！”他的快人快语，加之大敌当前的沉着镇定，工作作风的扎实深入，关心群众的体贴入微，都给朱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1941年，刘建勋任太行三地委组织部长。此时占据襄垣县的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蚕食”得很严重，大部分村子成了敌人的天下，直接威胁到我三军分区的后方，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选派他兼任襄垣县委书记。他发现造成严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驻敌的力量如何强大，而主要是因为原县委领导思想右倾保守，以致陷于被动退却。刘建勋迅速组织军事、政治力量，坚决对敌人展开主动进攻。在强有力的攻势打击下，敌人新建的据点和维持村纷纷土崩瓦解，恢复和新建的抗日村政权直逼敌人占领的县城附近，把驻敌完全孤立起来。襄垣县的敌我斗争态势很快得到彻底改观。
????? 1942年2月的反“扫荡”后，武安北部县的工作暴露出严重问题：社会基础基本未变，封建势力仍然在农村占统治地位，伪钞流行，毒品泛滥，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腐化堕落。当年5月敌人“扫荡”时，全县村级政权几乎全部公开倒向了敌人。为此，太行区党委组成以刘建勋为首的工作队约三十余人，火速奔赴武北地区帮助、指导工作。
????? 工作队首先改组了县委班子，撤换了不合格的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反维持、合理负担等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到1943年5月反“扫荡”时，武北地区的面貌大变，民兵积极配合我正规军作战，毙伤敌伪军数百名，老百姓群情振奋，年轻人踊跃参军。用当年工作队成员刘韵的话，武北地区终于由“阴天”变为蓝蓝的“晴天”，发展成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三、坚定乐观精诚团结
????? 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中，那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依然勿忘初心、团结友爱、乐观豁达。
????? 1942年，刘建勋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他的脚疾发作，穿不上鞋，下不了地，工作、生活都成了大难题，时任干部科干事的陶健（曾任山西省公安厅长）就搂抱着他一步一喘，几步一歇地上坡下坡，全程“接送”。
????? 1942年春节后，区党委机关发生了两件事：其一调查研究室秘书的李友九（昵称“老九”。曾任广西区党委和甘肃省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夜间用一个破水缸底作“火盆”生火取暖，不慎将衣物几乎烧光，大家听说都笑得前仰后合。其二辽县县委常委张玲（向守志夫人，曾任孝感大学党委书记）在来区党委开会途中经过云头底村过河时，坐骑突然把她从桥上掀翻到了河里。刘建勋就把这两件事按章回小说编了一个回目：“笨老九调查室失火，俏张玲云头底落水。”尽管没有正文内容，个中情节由同志们添枝加叶、苦中作乐。
????? 按照党的规定和传统，地方党的干部一把手均兼任所在地驻军的政委。刘建勋就先后与陈锡联、鲁瑞林等人“搭档”。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成为终其一生的好朋友。
????? 每逢部队打了胜仗，他们经常邀请刘建勋等地方领导去打“牙祭”改善一下。几十年后，刘建勋每每提及，甚至还记得某次吃的是什么，由此可见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贫苦、匮乏，而老战友之间的生死之交、患难之情是多么深厚牢固。
????? 刘建勋自己也是这样。据范承秀（谷景生夫人）回忆，刘建勋吃饭时就经常叫上区党委机关的年轻人“来帮助打扫打扫‘战场’，让他们多增加点营养”。
四、深入虎穴智斗敌顽
????? 1946年2月25日，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签署《整军方案》，晋中成为阎锡山在军事上与我方争夺最紧张、尖锐的地区。党组织指派刘建勋代表我方参加“军调小组”。他先被派到“沁县第六小组”，后又接替陈赓担任“太原第三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陈赓之前，许光达曾是第一任代表。
?????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和枪声的战场。对手除明显偏袒国民党的美方代表外，国民党的代表大都有军统或中统的特务背景，他们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既阴险狡诈，又诡计多端，时而口蜜腹剑，时而胡搅蛮缠。与他们斗智斗勇、唇枪舌剑，不仅需要超凡的勇气、过人的胆略，还需要机敏的反应和聪慧的计谋。
????? 刘建勋得知国民党的代表是中校特务，他就特意到地摊上买了一副国民党上校的肩牌、领章挂起来。从此畅通无阻，美军和“国军”的卫兵无人敢拦，连那个国民党的代表见面，也一口一声“刘上校”的喊着。
????? 在谈判桌前，刘建勋和六名战友经常拍案而起、舌战群敌，直斗得他们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低头认输。时任我方发言人的张纯青（曾任南京空军副政委）在晚年回忆道：“我在刘建勋领导下，多次粉碎敌人的阴谋。”
????? 经过艰苦曲折的虎穴谈判，刘建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敌人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前，为我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五、实事求是搞好“审干”
????? 刘建勋回到根据地后，担任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的干部科科长。
????? 晋冀鲁豫中央局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党校副校长是宋任穷。在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刘建勋和组织部其他同志的评价是：“中央局组织部的干部是分别从所辖的四个区党委调来的，以便熟悉这些地区的干部情况。太行有刘建勋，太岳有马宗磷，冀南有乔增堂，冀鲁豫有岳肖峡。中央局组织部机构很小，只设干部科（科长先是刘建勋，后为岳肖峡），组织科（科长李光禄）和招待所（后改为接待处）。人员也很精干，整个组织部包括两位公务员在内总共只有10多人，但任务并不轻，负责辖区内重要干部的考察了解、调动任免及审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们工作都很勤奋，从部长到干事，对来部里办事的同志，都是热情接待，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志式地与他们交换看法，大家亲切地称组织部为干部之家。当时，中央局组织部曾分配了一批日本投降后从延安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的干部，还审查了一批中原五师从宣化店突围出来的干部，审查工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做的，进行得很顺利。我到中央局党校兼任副校长（校长由薄一波兼）以后，就搬到党校去住，仍兼管组织部的工作，但主要精力放在培训地、县以上领导干部上，组织部的工作主要依靠刘建勋等同志去做了。”
????? 早在1943年刘建勋担任太行区党委的党校校长和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他能够按照李雪峰为首的区党委的指示，坚决执行干部政策，正确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防止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保护了不少同志，令许多人至今心存感念。其中之一就有杜润生，他后来在太行二分区、中南局和中央农林口与刘建勋共事多年，关系密切。
????? 1947年9月5日，刘建勋奉命南下，担任中共鄂东工委副书记，当月下旬，他接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委，12月6日，他被任命为江汉军区政委和江汉区党委书记。
（本文根据多地的党史资料和李先念、宋任穷、李雪峰、陈锡联、黄镇、向守志、霍泛、黎颖等众多老前辈的回忆整理而成。
整理者：刘立强：刘建勋、陈舜英的儿子，中共党员，退休前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销售部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