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
1983年9月27日下午，我们来到北京市位于木樨地的22号部级公寓，访问了安子文的爱人刘竞雄同志。
刘竞雄祖藉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人，是晋绥抗日根据地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之女，（其姐刘亚雄曾任太行三专署专员）。时年68岁的刘竞雄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副局长。当她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就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薄一波组建了决死队，后遵照朱总司令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兼保安司令之职，开赴沁县准备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了使薄一波能完成这一任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临汾刘村与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到沁县建立党的特委，协助薄一波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就在这次谈话后，大约1937年11月上旬，我们一行10余人乘坐一辆骡车就出发了。当时同行的有彭真、郭来福（彭的通讯员）、安子文、史健、李成芳（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杨森、我、我妹妹刘佩雄、饲养员黄正坤、炊事员老董和警卫员。我们一路东去，最担心的危险就是从太原打败仗后退下来的溃兵的骚扰。幸好还顺利。再就是天气渐冷，中途还下了雪，道路难行。幸亏车把式技术好，道路熟悉，没有出问题。
我们一路经过安泽、沁源顺利到达沁县。那时我很幼稚，竟没有记下这车把式的名字。今天想来很遗憾。他是个无名有功之臣。
我们到达沁县城大约是在11月20日左右。我们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戴有臂章，是以八路军的名义住在城内岳中泰（岳二小）家中。
当时国难当头，社会动荡，正值国共合作新时期，八路军是很吃得开的。我们到沁县实质是为北方局来建立基层组织，创建根据地的。所以在岳家住了几天，与薄一波等人物会见后，由于敌机轰炸，我们就搬到城东北小河村了。
我们在彭真的指导下组建了太岳工委，由安子文任书记。为了开创太岳区党的新局面，鉴于八路军打了平型关等胜仗的威望，在安子文的建议下，彭真代表北方局同意把太岳工委公开称为“八路军联络处”。
这时一二九师涂锡道也率“八路军工作团”来到沁县，到这里发动群众，招兵买马，转运物资。他招好兵，我还从中为安子文挑了一名勤务员，叫乔兴盛。
11月底时，文俊也率领一批人来到沁县搞建党工作。他是个老红军，能吃苦耐劳，忠心耿耿。我入党的小组会，文俊就是组长。文俊那时大概就是县委书记吧。他跑基层，搞联络，发展党员。回来经常与安子文研究工作。
史健因文化水平高一些，就专门负责搞党员训练班。开始在小河办班时才几个人，以后才逐步增加，也说明新发展党员在增加。李成芳负责军事和决死队党的发展工作。我那时与妹妹佩雄（她还在城内念随营学校）一起刻蜡版，印文件和教材。
1938年过新年后，彭真就由这里去辽县工作了，太岳区党的工作就由子文全权负责了。
1938年2月日军九路围攻之前，我们从小河搬到城东南石垢村的沟里。又因敌人轰炸及形势不好，就向西转移到开村，住在开村北面山坡上的窑洞里。在这里又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这里比小河的规模就大了，并公开叫“游击训练班”。党员登记表也是由我刻完才正式使用的。
1938年初，我们就正式归冀豫晋省委领导了。安子文还担任了省委委员、统战部长（省委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部长何英才，宣传部部长徐子荣，军事部部长朱瑞）。
1938年3月间，八路军总部和三四四旅先后来到沁县。总部民运部部长黄镇和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都到开村与安子文研究工作，安子文也去过总部汇报工作，并为三专署派遣县级干部进行谈话交待任务。
1938年4月，我们刚去乌苏村不久，日军开始九路围攻。安子文正去冀豫晋省委开会，不在沁县。我们就经尧山村转移到伏牛山上。那时联络处刚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游击队没衣服穿，我们动员妇女做军衣，但山上妇女们不会裁。没办法，我和妹妹佩雄两个人按片裁剪好，让妇女们去缝，直到天热了才裁完。这样做免除反“扫荡”中行动不便，也防止了布匹的损失。
反围攻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乌苏村。安子文仍住王希曾院西房。这时联络处已发展到20多人，已成立了各个机构，组织部部长是傅贯一，宣传部部长卫晓云，民运部长杨森，秘书长是史健。史健调任沁源中心书记后，由石平接任（即宋洁函）。当时已有机关支部由我任支书。还有王仲青、陈思诚（后为彭总秘书）。我还任秘书科长，陈思诚管档案材料，交通科科长是王仲青，总务科长是刘靖，我们都由秘书长领导。
1938年在乌苏村时，正是太岳区党的大发展时期，在乌苏村大明寺有党校，各县送来住党校的人员就很多了。建国后这些在党校学习过的同志都在国家各机关担任了要职。
当时各地已都有县委、区委。我这里已不印党的基本知识了，工作已很正规。我们印制一些指示性的文件和需要上报工委的材料。这些工作都由交通科的王仲青负责，由交通员背上往下送，再由下背回来。材料都是一捆一捆地，说明组织的壮大。沁县的党组织发展在这年是迅猛的。
在乌苏这半年多，我们机关布置有列宁室。机关的人都写稿件布置在墙壁上供大家互相学习，从中增加知识和提高政策水准。我们都是军事化行动，早上列队出操，并向西爬山锻练，定时过组织生活。晚上都是开会、学文件、集体读书。白天干本职工作，很规范的。
1939年1月头几天，我们步行去北边冀家凹和城内参加拥蒋大会。大会之后，我们就离开乌苏转移到沁南的松交村。这时工委、联络处正式更名为太岳特委。
到7月日军进攻之前，整个沁县的工作乃至太岳区的工作都是朝气蓬勃的。决死队的工作也很活跃，抗日救亡工作达到了高潮。
原载：《沁县抗战口述史》一书（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7年5月 第一版）转载前，宋荐戈将原文的段落又细分了一下，改正了一些标点符号，增删了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