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五村街渠
一条先于漳南大渠而修的“抗战渠”
张献伟
1940年，刘伯承、邓小平进驻涉县第一村——常乐村，村中有一块石碑，名曰《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此碑紧临“街渠”，立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谷旦。
南五村，为涉县一古地名，位于县城西北向，清漳河西南岸，由五村组成。据当地老人讲，古时曾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靳家会、小会、桃城、常乐、小常乐（李家庄）”，涉及现在的索堡镇和辽城乡；一是指“桃城、常乐、小常乐（李家庄）、上温村、下温村”，属索堡镇。南五村一带，因靠山临河，环境独特，气候温和，水利便捷，田肥谷美，物阜民丰，是古时涉县一佳境。曾有民谣：“城西清凉景最幽，七原湾转小滩头。弹音有客知流水，赤岸无人渡远舟。王堡果然生瑞气，温村到底省寒愁。桃城三月花似海，常乐忘归任意游。”
“街渠”，为古时南五村之水利工程，始建年代不详。水渠穿村而过，傍街而流，是南五村人灌溉、生活之重要水源，亦为南五村标志性的水利景观。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即1942年9月。谷旦，指良辰，晴朗美好的日子，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
古时立功德碑，皆因某个人物或为国、或为民重任在肩，功劳巨大，故需勒石为铭，以作歌功颂德和纪念之用。南五村人，选择吉日良辰，专为整理一村中“街渠”而设碑纪寔，纪寔谁，纪寔什么，纪寔缘于何因？
碑文告知：“南五村久有渠道，上起靳家会，下至下温村，长约十二里。后因河道改移，渠身缩至桃城村北，河低于渠，上水困难，年屡修堰，方克灌溉。但河涨堰毁，渠又成废，二千四百余亩水田几成旱地，久为村民所共苦。”经查《常乐村志》，清漳河改道时间为民国年间，属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权腐败，渠堰失修，致使村民生产艰难，生活困苦。水乡变作旱乡，自然民怨沸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平头百姓能奈若何？修“街渠”，成为南五村人最迫切也最无奈的“梦想”。而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在翻开日本全面侵华罪恶史的同时，也使南五村“街渠”的重新修整成为绝望的泡影。
1940年5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进驻常乐村，开启了在涉县驻扎近六年之久的辉煌。期间，刘邓领导根据地军民在东辽城村成立冀太联办，在靳家会村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专署、县、区及各村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一般滋生出来，成为群众的“靠山”和“主心骨”。涉县是整个边区的首府，南五村一带是抗日党政军机关的集中驻扎地。为了战胜太行区连续几年的严重旱灾，帮助群众度过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在清漳河畔掀起拦坝、修滩、开渠、引水热潮，在太行山上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灾度荒和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由共产党领导修筑的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漳南大渠，1942年谋划、1943年动工、1944年通水。
驻扎常乐村的半年时间里，刘邓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下上万斤白菜，年底迁驻赤岸村时，全部留给了当地村民。常乐村人感激涕零：“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抢来就是抓。如今八路军住咱村，一不抢，二不抓，一针一线也不拿，还把自种的大白菜送咱家。真是没有见过的好军队呀！”刘邓情系根据地人民，抗日民主政权一心为民，南五村人迎来了彻底整修“街渠”的希望。
碑文记载：“民国卅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敌后，积极号召兴办水利，增加生产。常乐村长刘鸿江，邀南五村长协议改修旧渠，请漳河水利局技师曲万里策划动工修筑。”“本年，南五村请求专署县府派员督导，曲技师重加划策，并由五村公民代表选出整理渠道委员会，许汝阳等七人督促开工，章程合同与办法分存各村，并报县府以资查考。”
出生于1912年的刘鸿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涉县一区区长、兼任二区助理员，1946年调任河南温县三区区长，是年冬被特务暗杀。连续两年负责策划整修南五村“街渠”的曲万里，时任边区政府农林局工程师，顶风冒雨，不辞辛劳，南五村上下印满了其浸透汗水的足迹。为保证工程所需，渠道整委会专门从河南林县（今林州市）请来石匠帮助。
起自桃城，终于下温的“街渠”，“现经数月工程，用洋二万一千零八十四元五，耗工七千零四十六个，全工告竣。”《一九四二年涉县生产建设总结》记载基本一致：“只有水利工程，由于党政军民的统一合作，尚有成绩，首先是修河滩；其次是开渠：1.二区桃城至温村段长12里，参加人数450人，用7000余工，垫款21000元，可灌地2500亩。2.六区西达开渠，可灌地500亩（现正在修筑中）。3.七区石梯太仓，可灌地150亩。”南五村“街渠”终于恢复灌溉功能，兼具生活所用，重新造福沿渠民众。仅常乐一村，可浇地900余亩。南五村人不仅实实在在看到了田地里生长出的丰收年景，而且在国共两党的对比中选准了“领头人”。石碑如实记载了由共产党人领导、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整修“街渠”的史实，将南五村人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情景进行了生动再现。
然而，整修“街渠”绝非易事，更非一帆风顺，甚至相反，屡经艰险，包括付出数条鲜活生命的代价。1941年，“街渠”工程行将及半，因处战争环境，敌特猖狂破坏，中途被迫停止。1942年，“街渠”整修重新启动。工程推进近半，田野麦熟之时，恰遇敌人重点“围剿”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之五月大“扫荡”，代号“C号作战行动”。其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战术手段之诡异与惨烈，远非往昔所能比。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即是在此次“扫荡”中壮烈殉国。但为了早一日修好南五村“街渠”，土木石工均冒着生命危险加紧施工。由于奸人告密，石工曲伯桂不幸被敌俘虏，经受严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竟遭惨杀。渠道整委会劳工部崔治福亦被敌所俘，英勇不屈而遇难。工头杨法文积劳成疾，因而伤生。烈士鲜血，染红了滔滔清漳水，染红了巍巍太行山。
碑文沉痛告示：“以上诸同志或严守渠工秘密，誓死不屈，发扬民族气节而殉难；或殚精竭力，积劳成疾而殒命；或始终坚持工作，不辞劳怨而奏功。此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将激起后进者以无穷向慕。”1943年2月16，南五村召开庆祝渠工告竣与追悼修渠死难者大会。
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烈士是抗日救国的先行者。在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太行山，赶出全中国之前，根据地百姓只能把无限悲痛掩藏在心底，把满腔情感化作一方碑记，传于后世，永志不忘。且立碑之时，出于保密，碑石之上，如是落款：“山右王子英撰文，三晋朱之尚、沙阳许真卿校阅，漳西许春阳书丹，林邑李树云铁笔。”王子英、朱之尚均为边区政府干部，许真卿、许春阳均为常乐村人。其中，许春阳，1906年生，擅长毛笔书法，隶书苍劲有力，小楷端庄工整。一二九师驻涉期间，多处碑记由许书写。而其书写的《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碑，落款地名却记作漳西。其余撰文、校阅、铁笔之缀“山右”“三晋”“沙阳”“林邑”之地名，莫不如此。
南五村“街渠”完工当年，太行区有史以来投资最大、涉区最广、利民最多的水利工程——漳南大渠，进入刘邓决策视野。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筑渠热潮，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勃然兴起。几千军民战太行，刘邓首长作榜样，3500亩旱田化作稻谷飘香的水田，年增产粮食70万斤，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刘邓大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吃粮问题。而负责漳南大渠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师，同样是负责南五村“街渠”策划修筑之人曲万里；提供石工技术的，仍然是河南林县（今林州市）匠人。
新中国成立后，南五村“街渠”又经历多次浆砌、浇注和补充水源，至今弯转如带，汩汩流淌，灌溉着山前数千亩良田，滋养着河岸近万百姓。沿渠南五村，因水而秀，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比古时更富名气。南五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山水村、旅游村、美丽乡村，被誉为“鱼米之乡”“避暑天堂”。近年，更与清漳河沿岸的赤岸、会里、茨村、庄上、石岗、连泉等村，依山就水，依“红”就绿，共同铺展成“英雄太行山，中国红河谷”的巨幅山水画卷。
如今的南五村，再也没有了当年战时的气氛。临近《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碑开辟的广场和游园，成为人们敬仰革命先辈之地和开展文化活动之所。徐徐清风中，老人微笑交谈，孩童追逐戏耍，年轻姑娘、小伙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街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