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新镇新惠渠
漳南大渠的又一“预演”之作
张献伟
（一）
固新村西街口老爷庙立有一块石碑，名曰《固新镇新惠渠碑记》。立碑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即1942年10月。
新惠渠，是涉县原曲至固新间的一条水渠，旧时称作永惠渠，也叫原固渠，当地人习惯称作“西渠”“街渠”。碑文记载：“固新原曲间旧有水渠一道,名曰‘永惠’。自明嘉靖以迄于今，屡加修濬，民食其利，盖相沿已数百年矣。”记载明朝修建永惠渠的两通古碑，立于新惠渠碑数米之外，一为《故县村凿渠引水灌田记》，于大明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秋九月立，记述知县徐文献凿渠一事；一为《涉县刁公新开原曲故县村永惠渠灌田记》，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季夏立，记述知县刁良修渠一事。《固新村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开通‘永惠渠’，穿街入巷，浇灌了村东南千亩沃野。这是惠及民生的历史工程，不但灌溉，而且美化了环境。沿河建水磨，加工米面，造福本村，并惠于他乡。”1992年付印的《涉县水利志》、1997年付印的《涉县志》相同记述：境内千亩以上灌区有五条，原固渠位列其一。
新惠渠在涉县水利史上声名显赫，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二）
碑文记载：“惟以漳河泛滥，积岁冲刷，河身日下，而渠位转高，致水流不能引用灌溉，中止已近三年。原固两村地数十顷，昔日水田均成旱地，生产锐减，贫困滋多，影响民生，致为深钜。”滋养固新、原曲数百年之久的永惠渠，1937年开始断流，持续三年之久，数千亩水田变为旱地，两村百姓生产生活成为严重问题。但国民党的涉县政府及其基层政权组织，无暇顾及，无所作为。民众临河而不得用水，“望梅却不能止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流传于太行山区涉县的“十怕”歌谣，生动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凄惨景象：“一怕冰雹二怕旱，三怕蝗虫四怕捐，五怕顽军凶如虎，六怕衙门评理偏，七怕抓丁八怕打，九怕地主大利钱。说起怕来真可怕，十怕没吃又没穿。”
共产党的政权之于国民党的政权有着极大的不同。1940年5月底进驻涉县的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8月1日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冀太联办，在领导组织根据地军民，抗击太行山区连续几年的旱灾，和日军于百团大战之后发起的的疯狂“扫荡”的间隙，仅用半年时间即修通了新渠，一举解决了固新、原曲的生产生活难题。碑文记载：“适冀晋鲁豫边区政府，召集搢绅咨询民隐，戎君尚武建议兴修。边府以事关水利，岂惟足以改善民生，抑且增加国家生产，当即派员曲同志万里，莅村勘验，绘具详图。判定旧渠已难应用，必须另划路线，开筑新渠，与旧渠下流衔接，水源始可畅通。固新村民与精于渠务者，众议咸同。自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年三月，计时半载，需工四千，几经波折而卒底于成。”需要明确，碑文落款时间虽为1942年10月，但修渠时间实为1940年9月至1941年3月，此时晋冀鲁邓边区政府尚未成立，边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为冀太联办。碑文之所以写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是依照立碑之时的名称所写。
为确保把水渠建设好，冀太联办采取了诸多措施，付出了艰辛努力。一方面，涉县两任抗日政府县长郑晶华、胡广恩，第五区两任区长任鹏飞、陶谢言直接参与，为建设新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方面，直接派出水利工程师曲万里到村勘测设计，在原有水渠基础上另辟新线，为建设新渠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至于碑文记载“几经波折而卒底于成”，到底经历了何等的波折，查阅现有资料未见，采访亦未有更多结果。但在踏访新惠渠渠首青风辿时，仰观峰岭，俯瞰河流，当年工程之艰巨已知一斑。《原曲村志》记载：“该山四周皆悬崖峭壁，其中三面似斧劈刀削，唯东面有坡较缓，然凌顶处有10米高的立岩相环，仅有一线樵径可通山顶，颇具‘一夫当关，万人莫攻’之险。”面向清漳河的一面，山势最为险峻，高达几十丈，崖底为湍流，凌空悬挂的山道恍若栈道。现在可以看到，渠首处，一道大坝斜插清漳河里，滔滔河水自然汇入渠首；渠身沿山体崖壁盘旋而走，载着一渠清水哗哗向前流淌。蜿蜒8华里的新惠渠道，如人体血管般，“干支毛斗”，宽窄不等，一路分流，不断扩散，最后进入原曲、固新数千亩肥沃的老岸地，浇灌出稻麦两熟的丰收景象。站在新惠渠边，仿佛看到了抗战年代，冀太联办、县区抗日政府与固新、原曲人民，于太行山水间共筑新渠的动人场景。
碑文记载：“下水之日，观者如堵，欢快之态见于颜色。”撰写碑文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主任李一夫，虽然廖廖数语，却道出了其中深厚的内涵。“观者如堵”，可知当时通水的场面非常壮观。共产党的抗日政府领导修复了上百年的古渠，解了数千亩农田的浇灌问题，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涉县民众，岂能不“欢快之态见于颜色”？当地百姓定是奔走相告，喜形于色；附近村民自是相约前往，欢欣鼓舞。因此，80年前的山道之上，陌野之间，观者观潮，水泄不通。固新原曲的这一大事，清漳河畔的这一盛事，刻在了一方石碑之上，意欲永传后世，但碑文之中并没有多写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之辛劳，而是以一句“虽政府倡导之力，而首事诸人之善不可没也”作结。相反，于碑文最后，列举了修渠首事人崔振德（村长）、崔福礼（农会主任）、戎尚武（生产主任）及戎凤祥、刘廷相，还一一标记了重点参与修渠的崔擢奎、刘重华、高献宸等20人，高度肯定了“固新村民与精于渠务者”。特别是在新渠命名上，充分依据民意，而非撰文者个人之意，亦非边区政府之令。碑文记载：“从经始者之议，更名‘新惠’。”经始者，包括征求民意时的乡村搢绅，直接提议修渠的戎尚武，以及所有拥护、支持和参与修渠的人士。集众人意见，命一渠渠名；既体现旧渠之义，又反映新渠之要。永惠渠与新惠渠，一字之别，大有不同。
（三）
之所以选择原曲至固新的这条古渠，考量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军事层面。1940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进驻常乐村，12月4日司令部移驻赤岸村，以此为大本营，开创辐射四省广袤山地平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急需要解放根据地的生产力，提高根据地军需民用的保障力。清漳河沿岸的固新、原曲一带，土地肥沃，水利便捷，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正是开展大生产的绝佳基地。二是政治层面。固新村，晋朝名为松谷，曾作为临水县治，北齐天保年间改称故县，后又称为固县。历史久远，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声名远播。《涉县地名志》记载，1931年国民党军队打垮带有农民起义性质的“天门会”涉县分会后，在此设立区政府，为巩固新的统治政权，遂更名“固新”。1939年7月7日，日军二次侵入涉县城，国民党县政府盘踞于固新。作为涉县老二区的固新村，抗日工作开展较早。冀豫地委、漳北办事处和先遣支队司令部驻村后，与清漳河上游的一二九师司令部、冀太联办及边区政府遥想呼应，固新一带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三是水利层面。原曲至固新的永惠古渠，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灌溉面积之大，涉及人口之多，社会影响之广泛，非县内一般区域可比。且古渠设施相对有一定基础，灌溉体系相对比较成型，重新修建相对要省时省力，修成后不仅可以较快见效，而且可以起到示范带动全县的作用，进而掀起兴水利、除水害、保民安的热潮。
固新与原曲间的永惠渠，由此进入了冀太联办的水利规划，也由此见证着固新和原曲进入了一个重获新生、走向辉煌的崭新时代。
（四）
明朝嘉靖年间开渠之后几百年，因渠而兴的固新、原曲，又因渠而频起纷争。相传，固新曾以北岗好旱地补偿修渠占用的原曲土地，又以“一尺渠一尺红绫”作补。还有民谣传诵：“原曲渠，固新挑。固新顺水，原曲浇。”传说无需考证，但纷争究竟属实。据固新村96岁老人回忆，因修渠两村常打架，还因此枪毙过一个人。新惠渠碑记载：“惟新渠所经原曲之地，掘筑稍深，而水则甚浅，原曲灌田，实有未便。两村坐是迭起争端……”。团结治水，更要团结用水。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为解决因渠而起的水事纠纷，在新惠渠建成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已由冀太联办过渡而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妥筹解决，永息纷争”，历经考察，决定于新惠渠东侧别凿小渠，并于新惠渠上建设三座木槽，将原曲旧渠之水分路引过，以灌溉原曲土地。不用几日，工程告竣。同时，考虑到“夫渠之使用，为两村利益所关，日久年湮，难保不更生枝节，有负政府实惠及民之至意”，边区政府又召集固新、原曲两村代表，签订十条协议，一并刻在石碑之上，以便相互遵守和监督。封建朝代解决不了的水事纠纷，共产党的政府以“协商＋法治”的形式予以解决。从此，固新、原曲两村再无用水矛盾。这也就是1941年3月成渠，1942年10月立碑的缘故。
继新惠渠之后，边区政府又在固新村外建设民生滩防洪堤工程，一为增地，二为防洪，三为巩固和扩展新惠渠的利民效应。据《固新镇民生滩碑记》记载，工程由涉县县长胡广恩总其成，边区水利局局长张奋策划。1942年2月7日开工，6月6日竣工。共围筑河滩地700亩，其中500亩实行按股分红，立碑之时已经耕种200亩。碑文记载：“需时之久，工程之大，耗资之巨，戮力之勤，为我晋冀鲁豫边区所仅见。”“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第五军分区皮司令员、王政委、指战员及政工人员，太行二中，第五专员公署及五分区各机关团体全体人员，共帮工三千整。”“固新人民之言曰:‘经始之初，赵、何两专员，王、陈二同志，太行中学马校长及我政府、八路军均亲自携土握石，流汗奔走，为群众先。兹事之成，乃政府倡导之力，非人民之功。’”修渠打坝造田一事，当地百姓日日看在眼里，打心眼里感恩共产党、八路军，感激刘伯承、邓小平，感谢冀太联办、边区政府及各级抗日政府。
之后，结合抗灾渡荒的形势与任务，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在更大范围征集基层民意，广泛听取意见，决策修建抗战期间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漳南大渠。水渠勘测设计工作，仍由永惠渠勘测设计者，边区著名水利工程师曲万里具体负责。梳理冀太联办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组织实施的水利工程，不难发现，通过修建固新新惠渠及其他水渠，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逐步探索出了兴修水利的一整套方法，包括征集民意、决策规划、勘测设计、组织推进、利益分配、配套工程及平息纷争等各个方面，从而为1942年谋划、1943年动工、1944年通水的漳南大渠，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
《固新镇新惠渠碑记》碑首，刻有“言石”二字。石碑沉默无声，却又振聋发聩。民意有力量，历史有温度。石头也会说话！立于固新街口的新惠渠碑，历经风雨沧桑，见证时代变迁，昭示着一条为人民执政、为人民服务的亘古真理。距此仅有数米的大明嘉靖和万历年间所立石碑，同样静默，伫立无声，然而道出的却是同样的道理。三通石碑，铭示一渠。是留一人之名，还是留人民之名？历史早有答案。封建知县倡导修建的永惠渠，国民党政权无暇顾及的永惠渠，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真正变为了永惠于民的新渠。这一光辉历史和不朽功绩，如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固新、原曲和涉县人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