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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著名战役。战役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开始，到5月上旬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的时候，已由出发时8万多人减到3万多人，而且面临的敌情非常严峻。蒋介石调兵遣将，纠集反动武装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危险局面，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南前进，准备经赤水，从江安、泸州间或宜宾的长江渡江，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
1月20日，军委下达了《渡江的作战计划》。1月29日，红军分别在土城、元厚场渡过赤水河。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围堵，并严密封锁了长江沿岸。红军按原计划渡江已不可能。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部队向云南东北部敌人设防空虚的扎西(现威信)集结。蒋介石仍错误判断红军北渡长江，命令敌军穷追不舍。当敌人重兵逼近扎西时，中央军委乘黔北敌人比较空虚，指挥红军挥戈向东，于2月18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将围堵之敌甩在后面。红军为了调动和迷惑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决定在遵义、仁怀地区寻机歼敌。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徘徊于此地，乃系大方向未定的表现”，命令敌军加速向红军逼近。中央军委立即命令红军乘虚占领仁怀，于3月16日经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区。此时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又调整部署围截。红军将计就计，以一个团伪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敌人西追，当敌人重兵奔集川南时，红军主力突然折而向东，于3月21日晚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秘密、迅速，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并于31日南渡乌江，将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5月上旬，红军在皎平渡胜利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1960年，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
长征中，红军能在千山万水间从容飞渡，正是得益于四渡赤水这样的“神来之笔”。也正是通过四渡赤水、通过长征，全党全军才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确立了其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究竟如何挥舞四渡赤水这一‘神来之笔’？”国内外许多长征史专家都从深层次研究这一战略话题。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全长约500公里，流经云、贵、川交界的多个县（市），两岸峰峦叠障，溪沟纵横，素以险要著称，因水色深赤而得名。当地老乡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深赤的水色是毛泽东用巨笔染成的，为的是把四个锦囊妙计隐藏起来，让敌人无法识破！”
老乡们的形象传说，道出了对毛泽东“神来之笔”背后秘密了解的渴望。
青杠坡战斗：“逼”出毛泽东一渡赤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共调集150多个团计40余万人，企图将中央红军“聚而歼之”。
对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果断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
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1月19日起，红一、三、五、九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
此时，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
24日，红一军团攻占了土城。
然而，就在这个有“川黔锁钥”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弹丸之地，红军在5天后拉开了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序幕。
1935年1月28日5时，红军在土城青杠坡北端营棚顶与国民党川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大。
红军经过数十次冲锋，终于攻下营棚顶，随即向设有川军指挥所的永安寺推进。
在这里争夺更加激烈，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但红军战果不大。原来川军的潘佐旅已经赶到增援。
为扭转战局，红军向敌发起猛攻，川军全线动摇，被迫退守。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分析敌情后认为，如继续恋战，红军必将被四面包围。军委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于29日凌晨，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等地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从因果关系来说，青杠坡之仗，“逼”出了毛泽东的一渡赤水。
客观地说，此战的战略意义和启示是多方面的。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见《红色遵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版，黄先荣编著，第74页——记者注）。此外，通过这一仗，也让红军指挥员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它也说明，遵义会议“解决红军的领导问题”势在必行。
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之际，才能毅然决然地写下‘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
扎西集结：毛泽东“谋”出二渡赤水
一渡赤水，红军挥师西去，但并没有因此摆脱危局。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完毕。
而此时，川、滇军已对扎西形成四面合围之势，红军又处在前途未卜之中。
毛泽东果断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8日至21日，红军主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响遵义之战，先后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如果说一渡赤水是在生死忧关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那二渡赤水，就是在四面受敌时，毛泽东‘谋’出来的！”记者在习水县习酒镇二郎滩渡口采访时，当年在此渡过赤水河的老红军王道金告诉记者，二渡的“妙”在于，毛泽东靠运动战迷惑了敌人。
军委在战前向所有官兵发出动员：必须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求得作战胜利。
开始官兵不大明白，但后来得知，正是这样“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中央红军才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出去，将十倍之敌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待敌人从“围歼红军于扎西”的美梦中回过神来时，早已被甩在长江两岸。
更有趣的是，红军二渡赤水河后，暂时把浮桥保存好，在四渡时，又由此渡过赤水河。正是这番比一代枭雄蒋介石高出一筹的“谋”，使得老蔣及其高级幕僚惊呼：“红军行动使国军迷离惝恍，摸不着企图所在！”
鲁班场战斗：毛泽东“打”出三渡赤水
1935年3月，红军准备三渡赤水。
鲁班场位于红军行进的必经之路上，易守难攻。
国民党周浑元部的重兵驻守在此，并构筑了坚固的碉堡、战壕。
15日，红军强攻鲁班场。
敌人在飞机支援下顽抗。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一度出现白刃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敌增援之敌又向鲁班场疯狂压来。
为争取主动，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16日，红军远进占茅台。毛泽东此时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晰：三渡赤水河后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佯动，摆出北渡长江的样子，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之后，再四渡赤水回师贵州。
同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
鲁班场战斗，是毛泽东四渡赤水计划中的一仗。但因双方伤亡严重，过去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打的必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毛泽东之所以要打这一仗，是万不得已的决策。因为，红军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通往茅台的鲁班场是必经之道，而国民党周浑元部如同挡在前面的一块巨石，非搬掉不可！而且，这一仗给蒋介石对红军走向造成了错觉，对四渡赤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当时，蒋介石当时以为红军在黔北已陷入绝境，下令在黔西一带和红军决一死战。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鲁班场打了周浑元，蒋介石才可能认为红军到了赤水河以西。
果真，蒋介石在鲁班场战斗四天后，电令追兵“聚歼红军于古蔺东南地区”。追兵疲于奔命，来回走“弓形路”。
而同一天，红军却突然决定四渡赤水，轻松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可以说，三渡赤水，是毛泽东在鲁班场指挥红军“打”出来的。尽管造成了不小伤亡，但意义非同寻常。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评价长征中的战斗，吸取其精华，无疑对我们迎接新军事变革挑战，提高打赢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借三渡赤水之势：毛泽东“推”出四渡赤水
三渡江赤水的成功，使红军军威大振。毛泽东借“势”，又在谋划第四次渡赤水河。在茅台镇，刘伯承按毛泽东的意图，派出工兵连将60公里外的二郎滩、太平渡渡口保护起来，并加固已有的浮桥。此时，蒋介石还完全蒙在鼓里。
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与此同时，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前锋逼近贵阳。
此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在急令各纵队增援贵阳的同时，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准备准备随时逃跑。
但老蒋没想到，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
至此，
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给四渡赤水划上了圆满句号。
七十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来感悟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时，无不为伟人的指挥艺术所折服：
走中有打，打中有走；
退中有进，进中有退；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同时，时刻把主动权抓在手中，当于我不利时，便一走了之。
这些，都为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长征来说，每一次危急关头，都可能孕育着胜利。
而每一次的胜利，又都可能潜伏着失败。
青杠坡战斗，“逼”出了毛泽东一渡赤水。
而敌人向集聚在扎西的红军合围时，毛泽东“谋”出了二度赤水。
当鲁班场显入危急时，毛泽东在“打”中，又走出了三渡赤水一招，并为四渡赤水打下伏笔。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也正是在一个个生死忧关的考验面前，毛泽东灵活用兵，使得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也把四渡赤水称为平生得意之笔。此战到底“奇”在什么地方？
为何“四渡”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也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敌军，于1935年1月20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27日，红军向土城镇前进时，毛泽东提议利用有利地形歼灭追敌川军一个师，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激战数小时未能解决敌人。看到战斗形成僵局，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领导人研究认为，应迅速撤出战斗保存实力，遂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想从那里寻机渡江。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推翻其统治，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其战斗力也超出预想。
鉴于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提议再渡赤水回师遵义。他认为，要利用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铜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此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周浑元部后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但在茅台附近的鲁班场进攻周浑元部未能得手，毛泽东和军委便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再次向西渡过赤水河，以便把敌军调向西面再图南进。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为调动敌军，红军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未遇拦阻便迅速进至金沙江边，以几条小船从容渡江，就此把国民党军甩在后面。
情报工作
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外，还得益于红军的情报工作。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据上风，特别是能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当时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主要靠飞机侦察，很容易判断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由周恩来、王稼祥等协助）下进行的，中央红军在敌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自如，虽未能实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取得了遵义大捷，并最终摆脱了追敌。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与敌周旋时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是疲惫不堪。此种用兵之法，也正是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善于总结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及时修正认识。在战争历史上，“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战争指挥者的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用兵如神”只能是文艺作品中的描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能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军事上的失误，目的是引以为戒，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也是通过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使自己的指挥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他问毛主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哪一仗是他打得最好的？
毛主席摆摆手说都不是，四渡赤水才是平生最得意之笔。
得意在哪些地方呢？从人数上看，国民党军是40万，红军是3万，40比3是绝对的优势，红军是绝对的劣势。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遵义会议后，红军兵分三路从遵义出发，准备到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但来到赤水河畔的时候，在习水县的复兴场遇上了川军，走不过去了。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他们就决定在我们土城的青杠坡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再轻装前进到泸州和宜宾之间渡江。
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斗打响。青杠坡战斗主要由红三五军团参战，党的两代领导核心、三位国家主席、一位开国总理、五位国防部长、七大开国元帅和五百多位开国将军都在这里参加了战斗，这是一场中共战争史上参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非常惨烈，红军伤亡3000余人，实在难以再打下去，于是在土城古镇老街上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由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朱老总回青杠坡前线指挥，陈云同志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的笨重物资。红军在当天晚上把浮桥架设好以后，第二天凌晨离开土城，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红军从土城青杠坡战斗撤出后，事实上是来了一个金蝉脱壳，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离开了土城。
当年红军来到土城后，把盐仓打开，把盐巴分发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在那个时候吃不上盐，拿到盐巴后，他们欣喜若狂。后来红军要过赤水河的时候，老百姓就主动把家里的门板和船只送来支援红军，给红军搭建浮桥。在青杠坡战斗中，附近永安寺的僧人积极参与救治红军伤员，还有当地老百姓帮助红军、救助红军，留下了很多佳话。
我觉得
一渡赤水就是金蝉脱壳；
二渡赤水就是避实就虚，娄山关大捷顺手牵羊；
三渡赤水是声东击西；
四渡赤水跳出重围，
然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
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取得了四渡赤水执掌的胜利。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部队南北往返数次，东西驰骋千里，消灭了国民党军四个师、两个旅、八个团，共计1.8万多人，是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它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