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吴彪，1950年7月至1953年4月任驻波兰使馆武官处武官，1957年9月至1976年5月任原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后改任原总参情报部顾问，1983年离休。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后方政治部峰火剧社副组长， 抗大总校四大队宣传干事，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政治处宣传股长、五队政治指导员兼支书，特科大队一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总支书记、上干科协理员兼分总支书记，冀中抗大二分校三团三大队教导员、政治教员等职。】
冀中军区军民日益蓬勃发展的抗日活动成为侵华日军的心腹大患，驻华北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下决心要把冀中抗日根据地摧毁。从1942年5月1日 到7月1日，他调集了不包括伪军在内40多个师团共约5万余人的部队，配属飞机、坦克、炮兵、骑兵和自行车队，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全面“围剿”和“大扫荡”。这就是闻名的“五一大扫荡”。其间，我担任抗三团三大队教导员。
当时，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冀中军区主要对策是: 突破敌人的合击圈，由内线转到外线，转到山区和敌人后方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避实就虚、分散隐蔽，相机打击敌人。
但我抗三团、八分区、骑兵团等单位因没能及时转到外线去，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都不幸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了。我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则叛变投敌了。
4月下旬，日寇开始向冀中地区调动集结，上级军区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采取措施，做好“反扫荡”准备。军区紧急指示抗三团迅速转移到敌后沧石路以南地区，相机逃出敌合击圈。我们在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教育的同时，开始了“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我抗三大队奉命向坚持在饶阳县张大人庄一带活动的抗三团团部靠拢，4月19 日，九分区急行军60余里来到饶阳北部套里村，时值深夜，刚要休息生火做饭，突然发现村子西边来了敌人。由于日寇是从青纱帐中偷袭上来的，值班区队在道沟巡逻时，没有注意庄稼地，结果敌人包围了大半个村子才被发现。哨兵立即开枪报警，枪声迟滞了敌人的行进速度。我们听到枪声后，立即集合部队，带领全大队人员向村东方向沿着弯弯曲曲的道沟，从日寇的交叉火力之间突围。担任掩护的值班一中队奋力阻击敌人，经过2小时的激战，全大队安全脱险。当天上午到达豆腐下、张大人庄与三团机关会合。这次战斗中，我大队有3位连级学员英勇牺牲了。下午，我们派人回套里村掩埋了3位烈士的遗体。事后才知道，那天日寇的目的是包围冀中的九分区司令部。由于情况有误，把我们给包围了，而九分区司令部得以安全脱险。 可以说，这是“五一大扫荡”的前奏。
5月初，我们开始向深南六分区转移，过滹沱河、经饶阳，到达武强城北的留楚镇赵石村。陈文彪团长召集三团军政委员会扩大会，我们大队以上干部参加。当时，李中权政委到冀西校部开会去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鉴于当时形势险恶，我们这一路人员庞杂，辎重也多，行进速度缓慢。我们决定进一步轻装，将图书、教具等物资以及老、弱和女同志就地坚壁，随时做好应对敌人突袭的准备。
我们继续向南转移，在深县辛村、穆佐一带遭敌截击。我们采取分小股单独行动，避敌锋芒，未受什么大的损失。大约三、四天后队伍重新集合，继续南下。5月9日夜，我们突过沧石路，到达路南的王洛寺休息不到两小时，陈文彪团长把我和程登字同志叫去，说:“区机关已经转移出去了，现在敌情十分严峻。为分散目标，便于机动，决定你们抗三大队立即返回沧石路北，去追上九分区司令部。把你们三大队老、弱、病、妇女等非战斗人员都留下来，进一步轻装，连夜出发。”当时，我对这个决定感到很意外，敌人主要围攻的目标是饶阳地区，我们刚刚突出来，现在又要往敌人的合击圈里钻！心中想不通，犯嘀咕，但也只好服从命令。
团部进一步将那些非战斗人员缩减，让副官处黄胜真等同志带领，分散隐蔽在深县一带村庄。陈文彪团长则带领团直部分人员和直属一、二大队继续南下，到护驾池、凤凰池一带活动。
接到北返命令后，我们抗三大队连夜北返。5月11 日晚到达饶阳县境内。12日凌晨，我们来到大尹村附近一个村子里烧火做饭。队伍刚停下，便传来一片枪声。情况不妙，被敌人发现了！我们迅速命令部队疏散隐蔽在三角村外的道沟里。那天的情况十分危急，天一亮，日寇的飞机就在头上低空盘旋，坦克到处横冲直撞，炮弹翻飞，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冀中骑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很大的亏，敌人的飞机追着马群扫射。为了避敌锋芒，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一直趴在道沟里，整整一天，又急又饿，心情十分紧张，盼着快点天黑。我不断地看表，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趴在沟里，目睹敌人对我冀中军民屠杀蹂躏，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我们不能动不能打。我们带着的这批学员是党的宝贵财富，将来都是我军的基层指挥员，保护他们，把他们安全带出合击圈是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是战争的需要和我们的责任。想到这些，心里平静了少许。直到天黑，敌人向点线撤退，他们在津沱河两岸每隔一公里就烧一堆火。我们从火堆中穿插迁回，涉过齐肩深的滹沱河，到达张大人庄。
我们命令大队在村外树林休息，派人到村子里去做饭。饭后，全大队继续向北转移，过河肃公路，经任丘出岸村，于14日到达白洋淀九分区驻地大树刘庄。全大队无任何损失，把3个队的学员全部交给了九分区司令部。分区指示学员提前结业，三大队只剩下少数教职员工。由于我们胜利跳出敌人合击圈，完成了首长交给的任务，“反扫荡” 结束后，受到了校首长的表扬。
我抗三大队剩余人员奉命转移到白洋淀里隐蔽。白天我们乘坐小船(当地人叫小三舱)进芦苇塘，晚上回到采蒲台、梁庄一带。一天，我带着警卫员乘坐小三舱在金龙淀被日寇汽艇发觉，敌人向我们追来，我们只好弃船上岸， 跑了20多里路才算脱离危险。船和船上物品全部被日寇烧光。
从九分区获悉，留在深南地区的团直机关及直属大队的大部分同志都化整为零，家在附近的暂时回乡，各队学员分散回原部队，其余同志化装成老百姓，混在群众之中，隐蔽待机外转。后来，绝大部分同志都分散过了平汉路，安全回到冀西二分校。当然，也有个别不坚定分子当了逃兵。
“五一大扫荡”是日寇带给冀中军民的一次大灾难。冀中人民在这次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性，斗争的残酷性是史无前例的。敌人到处烧杀淫掠，他们在哪里吃了败仗，就对那里的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制造惨案。有的村被全部杀光，村边的水井被尸体填满。敌人还到处抓“花姑娘”， 抓夫派款，横征暴敛。据不完全统计，在“五一大扫荡”中全冀中地区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人员达5万之多。
敌人的法西斯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群众屈服，反而激起冀中军民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越残暴，人民的斗志越昂扬；环境越艰苦复杂，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办法越多、越巧妙灵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当时，真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战士。日本侵略者空前残暴，其结果却是把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五一反扫荡”对于抗三团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最为实际的实战演练，也是对我们教学效果的一次大检验。斗争实践证明:抗三团全体干部、教职员、学员是不畏强敌、不畏艰险，忠于党、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英雄儿女。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抗三大队在套里村牺牲的3名学员就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榜样。这同时表明，在敌后办教育的方向是正确的，基本经验是成功的，办学的方法也是可取的。抗三团培养教育出来的学员是信得过的。但由于是特殊环境下的第一次，也难免在教育训练和“反扫荡”的组织指挥、判断决策上出现问题和不足。客观、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它，并在工作中加以借鉴无疑是有益的。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抗三团在反扫荡中得到了冀中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冀中人民群众视我们如自己的亲人，舍生忘死掩护抗三团同志安全脱险的事迹尤为感人至深。我爱人孙树棠在护驾池一位大娘家隐蔽。一天，敌人把全村百姓赶到村口，逐个审问，只要口音不对，一律视为八路抓起来。房东大娘知道她口音不对，急中生智，让自己女儿把抱着的外孙女推到我爱人怀里，使我爱人在孩子哇哇哭闹声中幸免遇难。
1943年春，我奉命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4年的二分校战斗生活从此结束，这段战斗历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永远怀念那些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战友，永远怀念那些支援掩护我们斗争学习的冀西冀中的乡亲们。
附：
吴玲玲：母亲孙树棠在抗日战争中的三次死里逃生
第一次是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个村子里，无处可躲， 于是母亲跑到一户人家。家中仅有一个老太太，见到我母亲求救，无奈之下告诉我母亲，家中仅有一口棺材可藏。 母亲自小胆大，毫无顾忌地躺入棺材，躲过一劫。至于棺材中有无死人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当时听后打了个哆嗦。
第二次是和全村人被圈在了一起，鬼子拿着画报让每个人看，试探是否识字，识字的就抓起来。乡亲们在母亲脸上抹了锅灰，扮得很丑，当画报传到她手上时，她故意倒着拿以示不认字，又逃过一劫。
第三次是为甩开日本鬼子的追捕，母亲和两个战友跑了很远的路才到达解放区的一个村口，村口有干活的老乡在休息。跑在最前面的战友是个小伙子，由于饥渴难耐， 他见老乡身边有一桶水，俯身捧起水就喝，结果喝得太急， 当场暴死。当母亲和另一位战友跑到老乡面前时，老乡让他俩先坐下休息，只喝少许水，然后扶到村里吃少许粥， 故此又被乡亲们救了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