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前言：
马克勤，字勉之，曾用名马新民、马可。生於1919年3月19日（民国八年农历已未年二月十八，生肖属羊），原籍山东新泰县西南关桥西村马家胡同。
祖父马景伯，原名马孟骥。1894年出生，民国时是新泰的国民党开明士绅，也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夫。祖父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马现曾任职食粮兖州营，清道光（1821-1850）年间升任从三品武定营游击将军，并在新泰城西南关建游击将军府一处。马家胡同因此而得名，祖父马景伯是马现的直系传人。
马景伯早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刻苦求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他常痛心疾首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三五同学谈论时局，寻求救国之策。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景伯与曹汇泉、曹景黄、夏仲琦、董少羲等人一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新泰县新文化促进会，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倡导平民教育。于1919年前后，马景伯加入了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新泰县党部执行委员。
1928年，北伐军途径新泰县城时，马景伯与梁竹航等国民党人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以支持北伐军。
抗战前夕，马景伯任新泰县教育局副局长，闻听日寇将至，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主张。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马景伯携全家逃亡，在岙阳的李仙庄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汶南镇。在汶南镇，他开设了私塾和药店，在讲学和行医的过程中，积极宣传抗日，为抗战捐钱捐物。受其影响，三个儿子（马克勤、马克余、马克谅）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生追求进步。
1945年抗战胜利，马景伯回到新泰，担任了国民党参议院的副参议。这时候国共分裂了，马景伯利用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保护了不少中共的干部，做了不少好事。
游击府在建成后的近百年里，一直是新泰县城的重要地理坐标，马家胡同也因游击府而誉满新泰及周边县区。我们兄妹（马明潜、马明深）曾回老家两次，记得游击府老屋有前后两进院落，家人世代居住于此。前院大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枝叶茂盛。这棵树在祖父小时候就已经很粗壮了，听说那时就有几百年的树龄了，也有传说是“唐槐”的。
1947年2月初李仙洲部整编46师、5月初张灵甫整编74师等国民党军先后占领新泰，驻扎在游击府时将前院拆了。大跃进时，游击府雄伟的大门楼被拆掉了。70年代旧城改造，又将后院拆掉。游击府现在已无踪影。我们兄妹曾经于50、60年代回过老家，在祖屋住过一些时候，对过去的游击将军府仅留有些许印象，但对那棵门前粗壮的老槐树及树旁曾经推过的大石碾记忆犹深。
关于这棵老槐树，还有一段旧事：2002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过境马来西亚，接见使馆全体人员，与时任一秘、后任驻孟加拉大使的马明强有过一段对话，当知道马是新泰西南关马家胡同人时，就问“那里有棵大槐树，你知道吗？”答：“知道的，原来有两棵大槐树。北边的那棵大槐树就是我们家。南边那棵大槐树现在还有，长的很旺盛。”迟问：“我问一个人，不知道你知道不。马寿龄，你认得吗？”马答：“那是我曾祖父。”迟又问：“马景伯，你认得吗？”马答：“那是我一家子的一个祖父。”
迟浩田是山东招远人，曾参加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当时他是华野九纵25师73团3营机枪连文书及营部书记，1947年4月份九纵曾驻新泰，从他对祖父的熟悉程度看，部队可能驻扎过西南关马家胡同及祖父家中。老槐树是新泰城西南关的重要标志，部队常在老槐树底下集合，战争使他和祖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槐树现在已被政府作为重点古树名木精心保护了起来。树下立有一碑，上书“唐槐”，一侧就是古老的马家胡同。
一、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父亲回忆：“一九三五年秋，我离开新泰去泰安投考三中，结果落了榜，于是又去济南投考一中，不幸仍未录取，这两次当头棒，几乎使我丧失了信心，因此在济南的旅馆内痛哭起来！后来经同学的劝慰，并鼓励我继续投考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我带着惭愧去报了名，幸运的是金榜题名了！”
“初中继续了一年多（1935至1936），父亲为此背了五十圆大洋的债，这成了全家的致命伤，为了挽救家中的窘迫，我不得不自动向学校请求休学！希望待以后有可能再续读。”
父亲没想到的是，由于后来参加革命，舍生忘死，南北奔忙，回家已是奢望，哪还有机会再读书呢？原有的那种读书救国的朴素思想终未实现。
济南私立育英中学于1913年创办，首任校长孔祥柯，题写校名者是黄炎培先生。创校初衷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校训是“坚苦勤劳”。学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1922年9月16日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1922年1月代表中国共产党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他们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等人在王翔千老师(1921年与王尽美、邓恩铭秘密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召集下在育英中学的青砖方楼教室里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团成立大会。自此，山东有了团的组织！1925年3月中共育英中学支部成立，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育英中学开始点燃！
在育英中学的时间虽短，但在这里父亲受到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熏陶，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为今后参加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马克勤考取了本县的短小教员，并获得了浮邱镇（村）小学教员的职务，由于父亲和祖父及叔叔同时做事，家庭生活有了改善。
浮邱村位于新泰西张庄镇1.5公里处。始建于西汉，是西张庄镇建村最早的村，因是西汉神医李浮邱故里而得名，也是“浮邱白”草帽辫的发源地。
浮邱建村时，方圆几十里人口稀少，到处重峦叠嶂，野兽横生，瘴雨蛮烟。外出人常受狼虫伤害，身中瘴气者，全身发黑，不治身亡，人们万分恐惧。李浮邱踏遍深山野沟，亲尝百草诸药，救治百姓，为方圆百里的名医。时汉武帝刘彻东巡行至裹头城（今果都），钦诏李浮邱为御医。汉武帝命其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现今莲花山上还有当年李浮邱炼丹的炉址。
安定的生活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山东的军队如流水般的向后撤退，新泰全境不久即陷入战争状态，全家即被迫逃到李仙庄朋友家中寄住。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红军在西北的几万人被改编为八路军，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万余人被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很快渡过黄河，开往前线抗日，主要活跃在山西和河北。新四军则主要活动在安徽和江苏。此时的山东地区，没有任何八路军或者新四军的武装力量。山东省的国民党军队以韩复榘为首，全军不下10万人，包含海军一个舰队。
1937年10月初，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军第十师团侵入山东。12月23日，日军强渡黄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31日，侵占泰安。继后，日军沿泰石公路向新泰进犯。
1938年1月3日，日军侵占新泰。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其主力部队迅速撤到河南和山东交界处的巨野和曹县等地。日军攻占河北以后，迅速集结重兵沿着铁路线杀入了山东。韩复榘也曾经率领部队奋勇抵抗，但是所部损失不小，很快被日军击溃。他作为一个军阀，被吓破了胆，为了保存实力，于是先后放弃济南、泰安、济宁等地。至1938年初，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
在这个时候，中共新泰县委根据我党北方局发出的“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这一号召，迅速进行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
1937年12月26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城篦子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徂徕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会后，一面派人赴徂徕山做准备工作，一面通知新泰、莱芜、泗水等县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游击队到徂徕山会合。
1938年1月1日，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各地的抗日队伍100余人在徂徕山大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任政治部主任，马馥塘任经理部主任。几天后，部队移至徂徕山东麓光化寺。1月5日、7日、9日，新泰党组织发动的起义武装50余人，携枪40多支枪，分三批赶到徂徕山光化寺会师，被编入四支队第一中队。莱芜党组织发动的武装100余人也赶到徂徕山光化寺会合。原韩复榘部队少数流散人员被争取参加了四支队。部队迅速增至400余人，编为四个中队。
二、投身革命，参加蒙阴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
在新泰李仙庄住了一些时候，马克勤一直在考虑今后向何处去。由于日本人占领了新泰，新泰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不久，当听说祖父的早期革命同事，他的小学老师梁竹航正在蒙阴组织抗日活动，这激活了他的抗日热情，他决心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活动。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鲁南抗日学校）是父亲最早参加的抗日组织。
1936年，山东省设立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蒙阴属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中共山东省委派刘其人、赵冠五、董琰等到黄庄（现属沂源县）一带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1月2日，日本侵略军由新泰东犯，黄昏时，侵占县城。2月1日，日军继续东犯至垛庄一带，受到国民党四十军李振清团阻击，退回本县城，李团追至县城附近，与新泰来援之敌激战。不久，这股敌人又撤回新泰。2月，原国民党县教育科长李士杰任县长。也在2月，杨希文、梁竹航、徐启周等在蒙阴大庄创办“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学生40余人，有枪20余支。3月，八路军四支队派董琰、边玉鲲到黄庄（现属沂源县）联合刘子升、房连三、桑洪文等人在黄庄小学组织抗日武装，定名为十二中队，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本县最早的抗日武装。4月，国民党军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入鲁，分驻新泰、莱芜、蒙阴一带。5月，中共山东省委任命苏杰为中共蒙阴县委书记，并在黄庄成立八路军驻蒙阴办事处，苏杰兼主任（后是宋铮）。6月，国民党县长李士杰辞职，郑小隐接任县长。7月，中共蒙阴县委在坦埠建立了蒙阴县第一个党支部，宋铮兼任书记。在国民党六十九军任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张友渔，派南如梵、梁大昌（又名刘大昌）、王禅、张亚奇（女）等来县城开展抗日工作，并成立了县民众抗敌总动员委员会，翟临庄任主任委员。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移驻岸堤，指示蒙阴县委及八路军办事处移驻坦埠。1938.2-1938.6父亲一直在蒙阴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从事抗日活动。
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鲁南抗日学校）：杨希文任校长，梁竹航任教育长，第一批招收学员20余人，并筹集20多支枪，组建了抗日武装。后发展至100余人。共有1个中队，3个小队。半年后结束，三分之一的学员由梁竹航率领到莱芜抗日干部训练班，三分之二的学员由艾光楼率领到岸堤并入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梁竹航(1905—1985)名茂修，字竹航。山东新泰南嶅阳村人。1918年入新泰第一高等小学。参加马景伯等组织的青年进步团体“新泰县新文化促进会”。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翌年因家庭困难休学回新泰任县第一高等小学教务主任。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他自行成立国民党新泰县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并组建了“新泰县农民协会”。1929年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通缉。1930年重新考入北京大学，1934年毕业，先后在济南高中、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37年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10月结识了范明枢、李澄之、杨希文、刘民生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梁竹航在蒙阴县大庄创办“鲁南抗战自救青年学校”，并筹集20多支枪，组建了抗日武装。同年4月，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组织起200余人的抗日武装，兼县保安大队大队长。8月，任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1939年7月，与李澄之发起成立“山东国民抗敌同志协会”，任副主任。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历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军事组副组长、民政处处长，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民众武装部部长、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委员等职。
1940年2月梁竹航组建“鲁南国民抗敌自卫军”，配合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1942年7月抗敌自卫军大部编入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秘书长、华东支前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粮食总局局长、中央财政部粮食总局局长等职。
三、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奉命率所部第一八一师(石兼师长)和新编第九师(师长高树勋)，由山西中条山区开赴徐州前线抗击日军。5月中旬石部到达鲁南时，徐州已失守，第六十九军即奉命进入沂蒙山区进行游击战，第一八一师驻新泰、莱芜、泰安；新编第九师驻诸城、莒县、临朐。石友三乘机扩军，半年多的时间，第一八一师扩充到12个团，新编第九师扩充到9个团。第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司令官。为保存实力，石转而与中共合作，希望在中共的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
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对石友三继续采取争取方针的指示》，通过我党在石友三部工作的张友渔、匡亚明等促成石友三在新泰龙廷召开了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我党代表有郭洪涛、廖容标、孙陶林、马保三等。国民党地方军政官员有：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第八行政区专员厉文礼、秦启荣及各县县长。会议作出了各部队必须团结抗战；不得互相摩擦、互相瓦解部队；不得向友军扩张地盘等口头协议，并成立了联合参谋部，由石部参谋长王清翰与我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共同负责。郭洪涛与石友三个别会谈达成口头协议：我方供给石部粮食，石部支持我四支队在鲁活动，不得限制；双方互相支持、不瓦解对方。这次会议，进一步团结争取了石友三。
1938年7月马克勤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张友渔到国民革命军石友三部69军（第十军团）教导团做统战工作，担任连指导员。在此期间，经营指导员刘昕（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于38年8月加入了共产党。
1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进驻沂蒙地区，石友三部十军团撤往河北，归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指挥。第一八一师驻枣强附近各县；新编第九师驻乐陵、宁津、盐山一带。不久，第十军团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第一八一师扩编后称第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辖两个师1个旅；新编第九师扩编为第八军，军长高树勋，辖两个师。石友三到冀南后，竭力反共反人民。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立刻转变立场，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39年初，由于国共冲突日趋激烈，该部被迫调重庆受训，马克勤随调去重庆，后经组织上协助逃离了该部，并正式解决了组织关系，在重庆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四、在重庆参加华北同学工作队
重庆华北同学工作队队长是陶育玉。陶育玉原是武汉青年救国团团员。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的党政大员集中到了武汉，武汉成了战时首都。中共湖北省委青委书记杨学诚（原清华大学学生，该校党支部书记和北平学委负责人）根据“一二九”北平工作的经验，认为必须组织一个青年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把“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结合起来，成立“青年救国团”。蒋南翔（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杨学诚、何礼、姜纪常、袁汝镛等开会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召开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宣布成立“青年救国团”。开会的地址选在在武昌昙花林的文华大学，并决定请沈钧懦、张申府、罗隆基等人讲话。大会由蒋南翔、杨学诚等同志主持。“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成员，武大郭佩珊、省高孙仕祥，省一中胡宝寿（胡克实），懿训女中范元甄，女中郭妙春、陶育玉等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那天，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会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从武昌走到汉口，热烈的抗日气氛大大活跃了武汉三镇，推动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接着省青委又在武昌云驾桥二号陶育玉家召开了会议，围绕抗战形势，“青年救国团”的性质、宗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7年12月28日，“武汉青年救国团”终于正式诞生了。总团部设立在武昌三道街三十九号，在党的领导下，“青年救国团”的发展异常迅速。1938年武汉就有“青救”团员一万多名，再加各地团员包括农民约达五万多名。当时曾有“北有民先，中有青救，南有青抗先”之说。党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青年，向各界人民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25日蒋南翔、黄华、杨克夫、何礼、李庚等筹备和主持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陈诚、邵力子到会讲话，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徐特立、林森、陈诚、邵力子等为大会题了词。组织成员向各方面人士说明了大会的意义，并请各方面给予支持。其中有人捐了款。
陶育玉（陶钧的女儿，武汉青年救国团团员，后来加入中共）的父亲陶钧也捐款表示赞助。这时各地的代表陆续来到武汉，何礼（1912-1986，何维登，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负责租用旅馆的工作，由于国民党暗中通知旅馆不让租给代表住，跑遍了汉口武昌大旅馆都不行，何就通过陶育玉找他父亲陶钧想办法。陶是大革命时桂系的18军军长，后在武汉住家，是军人兼资本家，在汉口有房子。最后选了汉口成忠街五十六号一幢两层的楼房，代表们总算有了住处。
1938年8月武汉撤退前，国民党下令查封了“青年救国团”和“武汉民先”等几个在武汉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为此，新华日报在报上提出了抗议。
1939年3月马克勤在组织的安排下参加了重庆华北同学工作队，工作任务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组织华北流亡的学生进宣传抗日救亡。此时陶育玉全家已迁往重庆。陶育玉组织发起华北同学工作队并担任队长，在其带领下该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在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位于苍坪街的新华日报营业部、编辑部被大火烧光，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多家报社毁于战火之中，许多同仁参加了抢救器材工作，华北同学工作队也积极参加了在场的掩护和帮助。大公报特此发表社评《血火中奋斗》，以此表达军民坚定的抗日决心。社评说：“血火中奋斗，最是锻炼钢铁的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是表现同胞爱的伟大！”
五、东北救亡总会（东总）
1939年5月，马克勤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各种救亡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进入关内。“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造成东北军内部的分化，也影响了东北各方面的抗日力量。1937年3月周恩来给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写信，提出把现在关内外的东北各个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建统一的东北救亡组织，用东北各阶层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1928年担任张学良秘书，1946年7月加入中共）得知周恩来准备组织东北救亡联合团体后，立即四处奔波，联系人员。4月，高崇民、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组织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筹备会议。同月，中共中央派刘澜波、宋黎（宋介仁，1911.10-2002.11，吉林奉化人，辽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1936年2月在西安与张学良相识）到北平参加中共东北特委工作，由东北特委负责东北救亡联合团体的筹备工作。当时，东北的主要救亡团体有16个，其中以“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规模最大，由于毅夫、赵耀华等人负责。高崇民说服了于毅夫、赵耀华，同意联合组织一个关内外统一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关于联合救亡团体的名称有几种意见，有的主张叫“救国联合会”，有的提名为“救国协会”。救亡团体的发起人之一苏子元认为，东北沦陷对于东北人民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救亡，名称以“东北救亡总会”为宜，大家一致同意。
6月20日，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市西直门里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原陆军大学旧址）礼堂成立。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各方面的代表120多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还动员了100多名东北青年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东总”常务委员会下设一处四部、五个委员会，各部、委负责人如下：
秘书处主任 栗又文 副主任 徐仲航、张庆泰
组织部主任 刘澜波 副主任 张希尧、赵曜华
宣传部主任 于炳然 副主任 于毅夫、关梦觉
训练部主任 苗渤然 副主任 何松亭、李向之
联络部主任 徐寿轩 副主任 陈先舟、邹大鹏
军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杜
政治委员会 主任委员 高崇民
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 卢广绩
救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 阎宝航
教育委员会 主任委员 金兆祥
“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的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
东总党组织由中央直接领导，刘澜波、于毅夫等先后担任党组书记。1938年10月，国民党放弃武汉迁都重庆。在武汉失守之前，东总分别撤离，以重庆为中心，至西安、延安、洛阳和衡阳等地并建立分会。
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东北流亡同胞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它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东北救亡团体发展演变的高峰。它于1937年6月正式成立后，公开活动达5年之久。1942年5月在重庆被蒋介石国民党取缔以后，它又以“反攻”杂志社为阵地，一直战斗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在中华民族英勇悲壮的八年抗战中，东北救亡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着抗日救亡大旗，率领五千多名会员，团结几十万东北流亡同胞，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和抗日救亡团体，克服重重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它是东北流亡同胞在关内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
然而，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它被康X诬之为“特务外围组织”，有些成员蒙受了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中，它的主要领导成员高崇民、于毅夫、陈先舟、车向忱、卢广绩、栗又文、张庆泰、吴一凡、徐寿轩、张克威、柳文等，又被打成“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惨遭迫害，直到1978年10月才得以平反。可是，东北救亡总会的革命性质仍未得到认定。直到1984年7月24日，中组部下发《组通字[84]22号文件》时，才指出东北救亡总会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
“东总”共成立过三个“战地服务团”。1938年春，“东总”在武汉成立“东总战地服务第一团（武汉）”时，原名实为“东总战地服务团”。因1939年7月“东总”陕西分会组建了“东总战地服务团第二团（陕西）”，才把“东总战地服务团”改称为“东总战地服务第一团”。1939年5月重庆“东总”组织了一支20多人专职“东总服务队”，次年1月“东总服务队”离开重庆向华北挺进时，改名为“东总战地工作第三团”，也称“东总战地服务第三团（重庆）”。
“东总服务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队长由中共党员、“东总”宣传部干事杨坚白担任，成员有马克勤、陈亚（马克勤女友）、丁平、刘惠华、刘方、吕光等，其中多数是中共党员。为了提高队员的思想觉悟，队内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每周都举行座谈会或讲座，于毅夫、于炳然、徐仲航、关梦觉、张友渔（1939年春到重庆，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光年等都到服务队授课。
“东总服务队”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他们经常活跃在重庆街头，出壁报、演讲、演唱歌曲和演出街头剧，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二是为抗战前线将士义卖、募捐。他们深入机关院校以及街头、剧院，进行多种形式的义卖募捐，经常在精彩的演出后，即现场募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坚持抗战到底，收复东北的决心，1940年1月，“东总服务队”改为“战地工作第三团”向华北敌后挺进。但当时直接由四川到华北敌后需要国民党有关部门批准，很难独自成行，因此，“战地工作第三团”便加入了国民党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的宣传队（杨坚白任中校副队长），与其一同向华北敌后挺进。
（注：此时马克勤已经中共组织安排于39年11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队校阅第九组（或第五组）徐复观组长随员去河北视察国共游击队）。
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3月，蒋介石兼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具体工作。“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主任是鹿钟麟，负责具体工作的副主任是著名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王葆真。王葆真率领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西安，自西安来到华北敌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不但为抗日部队慰问演唱，还举着红旗，唱着歌曲，来到田间，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割麦。
王葆真在华北期间曾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与朱德总司令会见，1940年5月随朱德、康克清、袁晓轩等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他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也因工作积极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1940年7、8月间，王葆真被蒋介石调回重庆，宣传队也随之解散。“战地工作第三团”的大多数成员前往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直接在党领导下继续战斗。
“东总”存在期间共组建了三支战地服务团。这三支服务团活动的重点不一，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有三个共同特点：
三支服务团都由优秀的热血青年组成，其中很多成员是中共党员。他们舍弃大后方相对优裕的生活条件，来到艰苦的敌后抗日前线直接为抗日军民鼓劲呐喊，有的亲自投身于杀敌行列，一些人为之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是“东总”的骄傲。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他们的血和汗。
三支服务团都以挺进敌后开展工作为目标，是“东总”为实现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的宗旨而采取的实际步骤。无论从武汉出发的一团、还是从西安出发的二团、乃至从重庆出发的三团，都以向华北敌后挺进为目标，一直前进到抗日最前线。东总战地服务团用自己向敌后挺进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坚决收复一切失地的决心，是对一切动摇妥协逆流的有力回击。
三支服务团虽然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坚持到抗战胜利，但成员们在服务团解散后，大多数来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输送了宝贵的骨干力量。它实际上成了“东总”由大后方向抗日前线输送人才的又一渠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当年的战地服务团成员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及其他行业的领导和骨干，很多人战斗在各条战线上。这也是“东总”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杨坚白(1911年－2004年)曾用名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东北统计局副局长。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1933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8年6月出狱，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香港、澳门、中山，梧州、柳州等地。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后又担任东总宣传队队长（战地工作第三团）。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陈宝珊、陈富梓，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任队长。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1940年3月左右，马克勤随徐复观（曾任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蒋介石侍从秘书）由河北校阅国共游击队后返回到洛阳，根据东总于毅夫的安排参加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7-8月间，宣传队解散。
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晋豫办事处（孟用潜为主任），杨坚白参加了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马克勤和部分原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队员参加了洛阳“工合”晋豫办事处的工作。1940年8月至1942年7月父亲在“工合”晋豫办事处下属单位“工合”鲁山事务所担任主任，从事统战、情报和地下武装工作，组织关系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时任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1942年袁晓轩叛变，马克勤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