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伊始，毛泽东即提出了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了中国打败日寇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外国记者、作家多次谈到，中国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年5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集中全党智慧，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对此，以及三阶段，在以黎城敌后根据地为代表的周边区域都有集中的反映。
张镰斧也是在战争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积极贯彻这一必胜方针的。
毛泽东强调提出坚持持久抗战，并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创建促成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全国性抗日根据地布局。他认为，在敌后抗战，建立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关系全民游击战争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就不存在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围剿中，就不可能长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说：“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所以，必须要有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才能进行“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游击战争。这也是后来的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也是中国的航天科学事业进行大三线建设所证明的英明御敌战略决策。
为此，毛泽东不断反复形象地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强调“做眼”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说：敌我双方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均在第一时间便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这些具体落实在张镰斧及其所在的部队，就是抗战时期前六年不停的“分兵”和“做眼”（如开辟八分区就是又一次“做眼”）。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停的“分兵”“做眼”的基础，就是做好人民群众的工作！
黎城，即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前指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滕代远，陆定一等，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达，一一五师聂荣臻、徐海东、黄克诚等）等在晋东南地区做的第一个很成功的“眼”，太行四分区石志本、黄新友、于一川、何柱成、王谦等同志做大并稳固了的这个“眼”的孵化器效果，证实了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的一系列论述和预见：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时指出群众工作是高于一切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这一电报内容，集中说明白了黎城、涉县、武乡、辽县等地域之间，在抗战之初八路军还最弱小的相当一段时间的敌后抗战布局的关系。既：黎城是敌后的核心圈根据地，涉县、武乡、辽县等是“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对于毛泽东這份电报的内容，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理解：即，何为“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何为“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把这两个“何为”理解清楚了，就会充分理解公开之“总部”与秘密之总部“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了。“侧翼”完全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而“分散兵力”“做群众工作”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1938年5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和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时，毛泽东反复说：
“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
这样的战略构想就会形成更多的“侧翼”，更多的“侧翼”就产生和保护了更多的“分散做群众工作”的“敌后的地后”根据地，并一一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