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前指总部迅速执行毛主席的决策，从延安的中央核心根据地走出来，紧密依托山西的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中国长城峰岭山水区域山西的四个边角，自北向南推进，分别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各个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又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分兵做眼大举推进，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到整个华北、华东平原地区，甚至东三省、闽粤、海南岛的敌后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则迅速分兵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直至东北、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区。
其中，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11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以黎城为支点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分兵发展。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建立了“冀太联办”（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敌后和敌后的敌后战场逐渐形成，并迅速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的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又都处于敌之几面的包围中，而各个根据地之间又相互联系，对日军又构成了战略反包围。毛泽东还是用下围棋形象地比喻：“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这样，“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黎城根据地以及上党地区敌后的抗战形式与此完全一样经历了艰苦反复的斗争过程。
抗战初期，这种不急于“吃子”，而是积极主动地在日军占领地区“做眼”。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就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大大小小、村村县县的无数山川平原、明明暗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包围。黎城县洪井村、路堡村这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民群众的游击战术，就成功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巨大活力典型形式。
毛泽东所说的“做眼”“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的部分重要过程，是由当时位于黎城（上党地区）一带的八路军不断的进行分兵而牵动发展的。其作用一直延续、发展、壮大到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30万刘邓大军下太行。其核心战略布局的全面纵深防御的红色基因，甚至延续至抗美援朝时期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如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陈赓、宋任穷等开辟冀鲁豫、太岳根据地的分兵动作；如刘震、高农斧从六八八团转任独立团之后又转入新四军的分兵动作；如王近山率十六团驰援延安、保卫延安（这已经是组建太岳军区十六团后再次分兵的结果），再转入解放新疆的分兵动作；如张镰斧刚参军时的六八八团老红军连队十二连几次分兵至延安教导旅，再分兵一野第六军，最终进入新疆边防的现代动作；如抗战刚刚结束，党中央从延安用美军军机急送20位我军高级指挥员飞抵黎城长宁机场，一方面参战部队集结黎城，打响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另一方面，河北、山东、苏皖等各敌后根据地的部队迅即大规模急进东北地区，最终发展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动作；抗美援朝时期的金城防御战的战略动作效应；中国航天科学事业的大三线备战建设等等。这一切都是延续了“分兵”“做眼”的红色战略基因，这些都在本书中有一一翔实阐述。
新一旅分别向太行四分区和五分区“野战部队地方化”的分兵，又由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率部转往晋城、高平、陵川、焦作、济源等地区开辟新的八分区，都是在老根据地的基础上不断分兵做眼的继续，也是减轻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兵发展巩固的一招。
一定要用文化、经济和发展的眼光，看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