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多次吃过没有根据地后方支持给养的大亏和小亏。
对中国革命和抗战胜利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最初也在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等方面，有过惨痛的争论和教训。
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坚持在陕甘边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做法，自始至终都与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发展“关中平原根据地”的主张相斗争。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最大障碍和矛盾，几乎导致陕甘革命队伍全军覆灭。
“两当兵变”开创西北红色革命新局面之后，陕西革命的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思考。在复杂的革命实践中，将党的武装割据理论、群众路线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他们的领导能力、关键时刻的辨识决断能力等得有了决定性提升。当受到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干扰的紧急关头，在习仲勋等同志的主持下，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14日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陕甘边革命基地出现了“狡兔三窟”式战略布局。
毛泽东到陕北后曾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后来就是经南梁中心地发展出来的陕甘边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后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战前线、敌人后方的出发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将这种“狡兔三窟”的办法推广为“分兵”“做眼”。习仲勋说，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成功实践。
抗战时期，身处敌后的黎城抗日根据地的总体地位和作用，与陕甘根据地的南梁有相似之处，正是天时地利人和地在抗战第一线，应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做眼”和“分兵”之处。而且黎城根据地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相当一段时间。
但是“做眼”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3年9月，当黄新友率两个主力团到达陵川后，发现这里的情形比当初预料的要差很多。由于日伪军的反复“扫荡”，该地区惨遭洗劫蹂躏，村子里见不到炊烟，路上很少行人，村落凄惨萧条目不忍睹。为了尽快开辟这一地区，黄新友率部实行了三项有力措施。一是号召部队厉行节约，尽力救济饥民，医治战争创伤，和群众一道渡过难关；二是边宣传发动群众，边寻机打掉敌人的一些小据点，以求得立足之地；三是抽调部队干部充实地方，推动各县群众抗日武装及政权的建立。显而易见，黄新友司令员采取的措施都与发动群众紧密相关。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八分区辖区内的各项工作均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较快地完成了开辟八分区敌后根据地的“做眼”任务。
张镰斧总结他在抗战时期前6年的工作经历时，说自己总是被首长“派往基层下连队了解情况，做思想政治工作；不然就到艰苦的地区开辟新区。机关里的同事常亲昵的称张是外勤干部。”这样的经历沉淀，对于张镰斧这样一个从事政治部门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有幸全面锻炼的机遇是很多的。尤其是作为个人，面对敌后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单兵式的跳跃作战，使他必须善于自行学习文化，自行更新知识，不断提升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度，在思想上始终保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战略决策高度一致的执行力。
针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与任务，紧跟着老首长，积少成多地提高了张镰斧进行独立综合思考、协调社会资源配置、努力实践的能力，发挥独立思维判断和系统决策的能力，善于独立处理复杂情况和依靠动员群众的能力，勇于独立作战行动和主动担当完成任务的能力。
很多时间不仅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在日积月累的多次执行任务中不断的演绎和改进，鞭策张镰斧综合思考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逻辑事情时应该如何处理？还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和差异？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众多小事合成的经验教训结构储备，就能为将来独立解决关键的大事情奠定能力结构实力基础。特别是循序渐进的进一步分析小事与小事之间的内在辩证逻辑的哲学关系是怎样的，使我们看到张镰斧从这些小事情上一步一步的成长，最终成为能够独挡一面的系统化多面手。因此，有的党史研究教育材料认为：“正是这段宝贵的革命工作经历，造就了这位后来在航天领域辉煌无限、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