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横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解放太原，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太原这座城市也由攻城阶段转入军事接管阶段，对于接管城市，解放军早就摸索出来一套成熟的模式，那就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平稳过度。
早在1948年11月16日，太原解放前夕，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司令部就决定太原解放后，立即组织军管会，由徐向前担任主任，负责接收工作。
太原刚刚解放，徐向前就主持军管会发布了《太原暂时实行军事管制》等规定，并号召全体职工恢复生产，投入到新的建设当中。
正在百忙之中，军管会却收到中共华北局的一封密电，要求他们尽快设法营救一位特殊的同志。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同志，竟然要让如此繁忙的军管会的同志们停止手头的工作，一定要找到他？
华北局要找的这个人叫赵宗复，赵宗复在太原解放前曾担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当得知华北局要找的人是一名国民政府官员的时候，军管会的同志们都感觉有点难以理解，后来才得知，原来赵宗复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曾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将一些机密情报传递出来，为解放山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在太原解放前夕，赵宗复身份暴露，被阎锡山抓捕起来，现在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因此上级很重视这件事，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
说起赵宗复，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是清朝时期的秀才，并到日本留学过，参加过同盟会及辛亥革命，是老革命党人，与阎锡山私交甚笃。
后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民国时期，山西军政两届出身的人物大多是他的门生，影响力很大。
作为山西官僚世家的“官二代”，赵宗复却没有跟父亲走同样的路，而是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
赵宗复早年在太原读书，正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爱国学生们的不满，作为学生会干部的赵宗复也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来。
1933年，赵宗复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此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先是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1932年时，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鉴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急需获得一些国民政府上层人士的信息，以便对国民党政权的抗日动态有更好的了解，为此他们打算在中国境内建立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并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份工作。
考虑到赵宗复身份的特殊性，组织上介绍其参加了第三国际远东红军情报工作，当时直接与赵宗复接头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刘一樵，因为工作机密，他们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曾经跟赵宗复一块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学见赵宗复不再跟大家来往，都以为他果然是官宦子弟，闹革命也只是一阵，因此都看不起他。
对于这些，赵宗复并不在意，此后，赵宗复利用父亲赵戴文的关系，搞到了很多国民党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的情报，并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争取阎锡山同共产党合作抗日。
1933年初，赵宗复从绥远省政府那里搞到一份从内蒙古到新疆的路线、地形、地貌考察报告，这为苏联红军后来与日军作战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35年，赵宗复为在太原建立情报机构，从北平回到了太原，并通过自己的二姐夫徐士珙传递情报。
徐士珙是山西大资本家徐一清的儿子，对阎锡山的一些商业态度不满，赵宗复就积极去做徐士珙的工作，让他支持抗日事业。
1937年5月，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赵宗复从北平、天津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经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
全面抗战爆发后，赵宗复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以特殊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赵宗复回到太原，参加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及各抗日团体共同组建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代表有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等人，赵宗复担任宣传部代部长，后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进入到山西，导致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牺盟总会等部分都失去了联系，为了加强联系，赵宗复建议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一个“政治交通科”，统筹联系，后改为政治交通局，赵宗复担任局长，搜集日伪军情报在第二战区内进行传递
随着抗日局势的恶化，阎锡山的抗日决心动摇，随即与中共关系出现裂痕，阎锡山为排挤共产党，夺取山西新军的军权，开始进行反动工作。
赵宗复也受到阎锡山旧势力的敌视，1939年12月，阎锡山部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率部将赵宗复负责的政治交通局，包括赵宗复在内的200余人全部被包围，好在赵宗复给父亲赵戴文打电话，才解了这次围。
在此之前，赵宗复曾到上海接受了短期的通讯训练，准备在山西建立秘密电台，然而阎锡山下令接管了政治交通局，使得赵宗复建立秘密电台的打算未能实现，他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也隔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宗复找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一方面指示赵宗复与第三国际东方部联系，并决定让赵宗复继续留在第二战区搞情报工作，受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王世英交待说：“要尽最大努力，再次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打入得越深越好。”
阎锡山在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后，原打算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仅以“年轻人做事荒唐”为由，撤职而未查办。
为获取机密情报，赵宗复于1940年5月，受组织指示，加入国民党，并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参加培训，返回山西后，才打入到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中，不久担任山西省政府参事。
针对阎锡山想要向日本妥协的情况，赵宗复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给阎锡山施加影响，要求其不要充当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除此之外，赵宗复也将阎锡山的动态及时向延安汇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看到赵宗复传回来的情报时，十分重视。
在中共中央多次对阎锡山提出警告后，终于迫使阎锡山没敢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
1944年6月初，一批记者获准去延安参观访问，赵宗复本来就是宣传口工作的，阎锡山就命赵宗复去延安探个虚实。
赵宗复于是以长官部少将参事的身份与参观团一块奔赴延安，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受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接待，到达延安后，参观团受到了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
在此期间毛泽东单独与赵宗复会见过两次，还送给他一件呢子大衣作纪念，临分别时是，还恳切地说：“你父亲已故去了，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他倾向我们。他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开明人士哩！你今后的任务很艰巨，回去后要向阎锡山多做工作，让他走抗日的道路。”
并鼓励赵宗复要长期潜伏下去，为党的统战事业多做贡献。
在赵宗复执行任务时，经常会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搭救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
1945年4月26日，时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梁化之将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下的“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负图等13位同志拘捕审讯。
赵宗复很快了解到，梁化之并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而且在国共合作期间，他这样堂而皇之以“共产党嫌疑”抓人，也无法向公众交待。
为此他向在重庆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纸透漏了消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田汉等人直接致电慰问。
梁化之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下，不得不将这13位被捕同志释放出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阎锡山却在思考着如何对付共产党，并暗地里集结军队，准备向山西境内的解放区进攻。
为配合解放军作战，赵宗复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搜集更多的情报，然后传递给党组织。
到1946年时，赵宗复已经初步建设了情报网络，不久，太行军区情报处的王天庆潜入到太原，与赵宗复接上了关系，并很快建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总站，对外称太行军区第八兵站，代号为“909”。
赵宗复后来担任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兼《工商日报》总编辑，能够接触到各种情报，他都通过909情报站传递给党组织。
赵宗复长期在宣传口工作，文笔很好，在主持《工商日报》期间，经常匿名在上面发表揭露当局腐败的文章，深受读者们的欢迎。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系列的行为失去了民心，很快在全国战场处于劣势，到1948年时，国民党政权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阎锡山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因此在抗战胜利后，就将太原打造成固若金汤的城池，企图利用坚固的城防阻止解放军解放太原。
到1948年8月，晋中战役后，太原已经处于孤城，党组织派人通知赵宗复，太原即将解放，为他个人安全起见，组织上让他在必要时可买飞机票到北平，或化装到解放区。
赵宗复听完后，却表示：“太原还有工作要做，为了少让一些同志牺牲，多为太原的解放做点工作，个人安危是小事。”
刚开始，解放军打算和平解放太原，但是阎锡山十分固执，最终只能选择强攻，为减少必要的伤亡，就需要地下党组织获取太原城防工事图，这样前线部队才能够极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情况。
在赵宗复的策划下，地下党员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等重要情报让人传递出去，在运输途中，送信人被捕供出了赵宗复。
8月31日起，赵宗复等地下党员相继被捕，阎锡山考虑到赵宗复特殊的身份，先是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务处长杨贞吉那里，后来又交给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梁化之来刑讯逼供。
赵宗复只好交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阎锡山信以为真，就下令将其释放。
1949年2月底，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进行起义，掩护赵宗复等9人出太原，不幸被敌人发现，起义失败，除赵宗复外，其余8人全部就义。
赵宗复再次被捕后，被监禁在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家后院的一个防空洞里，有重兵把守，梁化之来到这里对赵宗复再次严刑逼供，要他将在太原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出来。
赵宗复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更不知道太原的共产党组织。”
本来阎锡山是想要严惩赵宗复的，但是想到赵戴文去世前曾让阎锡山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阎锡山还说：“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因此，阎锡山迟迟没有下达任何处置的命令。
1949年3月29日，太原战事紧急，阎锡山借口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请他到南京商谈和平谈判为由，离开太原，在临走时，阎锡山让自己的堂妹阎慧卿坐镇太原。
梁化之打算趁阎锡山不在太原将赵宗复处决，阎慧卿说道：“老汉（阎锡山）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
当时太原情况越来越明朗，解放太原只是时间问题，阎慧卿对看管赵宗复并不上心，反而认为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因此将几名看守赵宗复的人全部调到自己的身边，只留下两个人看守赵宗复。
当时两位看守为赵宗复准备了一套军装和一套便衣，打算让他乘乱化装潜逃，赵宗复担心连累这两位看守，因此并没有离开。
到4月20日，梁化之下达了“与太原共存亡”的命令，并给山西省政府的官员每人发放一瓶毒药，要大家在解放军破城时，集体“成仁”。
4月23日，在梁化之准备自焚前，派自己手下的一名特务去谋害赵宗复，那名特务拿着毒药要赵宗复服毒自尽。
赵宗复却对那个特务说：“兄弟，你毒死我有什么好处？我为山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我还要继续为人民做更多好事。你为什么要杀我！你杀了我，你就有罪了。”
本来特务还很坚决，但是这时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总攻，两发炮弹落到了绥靖公署大院里，让这个特务有了犹豫。
赵宗复立刻继续做工作说：“解放军进城后你打算怎么办？”
那个特务顿时有些沮丧地说：“还不是等死。”
赵宗复却说道：“不！只要你现在保护我，解放军来了，我一定会保护你。”
得知自己有活命的机会，这名特务便放弃了谋害赵宗复的打算，用装有砂子的麻袋堵住赵宗复房间的大门，一直到解放军的先锋队冲进绥靖公署大院。
因为解放军并不知道赵宗复的真实身份，就将其和其他阎锡山集团人员一起，送到榆次俘虏营。
太原解放后，华北局当即给太原军管会发来密电，要他们无论如何要设法营救赵宗复。
得知赵宗复的真实身份后，那些军管会的同志们也都佩服起来，当即开始在整个太原市寻找他，在问了好多阎锡山部的敌伪人员后，都没有得到消息，直到在阎锡山家的花园里，问到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他告诉工作人员说，赵宗复被关押到俘虏营里去了。
军管会的同志立刻打电话查询，俘虏营那边后赵宗复被关押在榆次的一个村子里。
军管会的人立刻乘坐一辆刚接管来的小汽车去榆次接赵宗复，找到赵宗复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
在准备离开榆次的时候，因此车子坏了，就决定在当地住一晚，赵宗复说，好长时间没洗澡了，想去洗了澡，于是军管会的同志就陪他一起去澡堂洗澡。
在洗澡的时候，赵宗复突然大哭了起来，他哭着说：“我想念牺牲的同志了，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赵宗复曾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虽然赵宗复出身名门，又一直身居高位，但是在解放后却保持着极为朴素的生活作风，住的还是老旧的房子，穿的也都是旧衣服，吃得也一般。
因为他的职务很高，单位也给他配备了专车，但是他从来都不坐，而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他的那辆小轿车，专门用来接送生病的职工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