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这篇文章时，也说一点与中国抗战和联合国都相关的，笔者在大学学习时的老师郑启愚教授的故事。
郑老师曾在美国留学十二年，学术声望，早已远播海外。他甘于寂寞，潜心向学，除完成繁重的学业之外，还从事深入的研究和著述，传播中国文化，向美国人民和其它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华文化。回国前，他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莱(美国学术重镇，加州大学本部和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出版了学术论著《东西方文化比较观》(或《文化学概论》)(‘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Contrasted’or‘AnIntroduction to Cultuology’，1943)和诗集《新中国》(‘New Chinain Verse’，1944)。两本书装帧考究，均为精装本。
整个抗战期间，郑老师虽身在美国，却在《新中国》这部诗集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祖国人民热爱自由的精神和抗击侵略者的勇气，讴歌了中国对于世界文化和争取自由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让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进步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和欣赏。当时中国人民还处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之中，远在大洋彼岸的他对祖国同胞反抗侵略的神圣事业充满必胜信心，也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所从事的艰苦卓绝斗争给予更多的关注(当时的美国大众对于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捍卫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著贡献还只有较为模糊的概念)。
郑老师在美期间，独自远离祖国，却创作出很有中国抗战特色的独幕剧《游击战》，凸显出他的爱国情操、进步倾向和他对中国抗战最大亮点的认识。
1945年，联合国于旧金山成立之初，郑老师有幸与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结识，以后还有书信往来。董老曾在书信中向他坦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称赞他“目光如炬”。
显然，董老在夸他抓住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独特游击战重大支撑，以及游击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所起到的“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的国际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