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两军和全国人民一起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持久战大环境。
我们耳熟能详的持久战三阶段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这三个阶段的实际情况是，第一阶段基本是1937年至1938年秋，日军占领了武汉和广州。第二阶段就是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第三阶段是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38年初，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等部在八路军前指总部的直接指挥下，配合国民党友军，为川军东阳关战斗牺牲士兵复仇，在太行山上打响了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张店战斗、町店战斗等一系列声名远播的胜利战斗，使八路军从最弱小的状态中渐渐走了出来，慢慢强大起来，围绕黎城、左权（辽县）一带形成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雏形。
日军占领武汉后，以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改变总体策略为标志，进入了持久战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困难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此时的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引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全面投敌叛国，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中央政权。日军更是将其军事力量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转移，针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用兵。
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和分裂的方针，敌后战场很快发展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在相持阶段初期就感受到源于敌后战场的成长壮大，日军军事压力对其自身的骤减，快速加剧了一切反共摩擦活动。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蒋介石在制造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等事件后，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一过程中，20万国民党军配合日伪军对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1939年12月，阎锡山与日军勾勾搭搭，在山西南北几个要点发动了“十二月事变”。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四个纵队、工卫旅等新军各部经过整编，分别加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二零师和一一五师战斗序列。1940年2至3月，石友三等部又进攻太行区八路军。
六
此时，日寇已将长治、壶关、长子、屯留、襄垣、潞城、沁县全部，武乡、辽县（左权）大部分占领。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命令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据守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等地区，伺机向太行区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太行山根据地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生死攸关、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下，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侵蚀根据地的阴谋，已上升为保卫、巩固和发展太行根据地的主要矛盾，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首长决定发起磁武涉林反顽战役，于是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以沉重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坚决保卫、巩固和发展太行根据地。
1940年2月24日，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首长们的直接统领下，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在黎城南桑鲁文庙接见聂荣臻、吕正操率领的南下支队，研究部署了磁武涉林反顽战役。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在黎城南桑鲁和南委泉做了战前动员，朱、彭、刘驻黎城南委泉总指挥部指挥，邓小平、李达亲赴前线驻地林县任村镇西坡村，李达任前敌总指挥。以一二九师为主，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于1940年3月5日至8日，由邓小平、李达负责正面，左权负责侧背，组织发起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给予朱怀冰部以毁灭性打击，共毙伤俘其所部一万余人。
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是比日本侵略者更可惡的，他们常常乘日军多路围攻和扫荡之机，肆无忌惮的偷袭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政府，造成军民和政府很大的伤亡。1940年初，六八八团正式与唐支队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受命坚守太行山南部晋城、高平，河南林县等地，与驻守在那一带专搞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二十七军、新五军、四十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新一旅成立以后，很快就打了几次战斗，在水治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在东岗消灭伪军一个营；新一旅一团还协同友邻部队打了磁武涉林反顽战役。一系列战斗下来，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这时朱德总司令正好要从师部到延安去，韦杰旅长把缴获的战马、军刀、望远镜、呢子大衣等一些战利品送给他。朱总司令说，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我就带着你们的战利品，先到洛阳给卫立煌看看，问问他，我们游而不击，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事实毕竟是事实嘛！
由于新一旅英勇善战，日本军都害怕他们。当地群众还编了歌谣：“日本鬼、汉奸队，新一旅到了它就退，哎呀呀，它就退，……新一旅到了就吓跑了，日本鬼，哎呀呀！夹着尾巴跑了丢下那汉奸队”。
此前，为迫使进犯的朱怀冰撤出冀西地区，间或阻止国民党军趁机对太北和冀南我党我军及抗日力量偷袭进攻，刘邓首长决定先打乔明礼和候如墉两部顽军，在12月底先将王近山所部七六九团北移，会合独立一团（后与独立二团调换）形成夹击力量，并电请延安支援，这才有了聂荣臻、吕正操、王树声、程子华等率各自部队的参战行动。
另据《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 抗日战争战史》大事记中有关反击顽军进攻的条目：“1940年1月30日七六九团和独立二团协同三八六旅在榆次东南之上、下黄采地区，反击阎锡山军暂二旅的进攻，击毙旅长薛文教，副旅长赵武才以下40余人，俘其官兵450余人，缴获机枪19挺，步枪320支。”再据《李德生回忆录》（1997年8月版第82页）：“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我七六九团随旅主力到冀西先后参加反击顽军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鹿钟麟等部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些明显与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相关的先期军事行动，不知党史军史工作者历来是如何认识？但这些硬是足以证明八路军前指总部和一二九师的统兵将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打出了提前量。这些前敌用兵动作至少是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的预演或者就是全局中的完整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