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红色摄影家石少华来到毛主席的住处，他拿出一张照片（见下图）问毛主席：
“这是我给您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您正在跟两个小八路聊天，您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毛主席说：“当然记得，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不过，我记不清那两个‘红小鬼’的名字了。”
说到这里，毛主席一边摇头，一边叹息道：“我也想他们啊，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俩还都是小孩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了。”
石少华向毛主席承诺，“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们，等找到他们，我就把他们带到您这里来，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你们拍一张合影照”。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二十几年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过得怎么样……”
这张照片是石少华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照片拍摄于1939年初春的延安。
照片上的毛主席微微俯身，他摊开左手，右手的手指在掌心里写着什么。
再看那两个一身戎装的小八路，他们的年龄大概只有十三、四岁，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石少华对这张照片很满意，照片印出来之后，他马上把照片送给了毛主席。
石少华还记得，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毛主席满脸是笑，他拿着照片左看右看，过了好久，才把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
看得出来，毛主席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或者可以这样说，毛主席不但喜欢这张照片所表达的意境，更喜欢那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八路。
自从在毛主席面前许下诺言之后，石少华便开始满世界寻找那两个小八路。
经过多方打听，石少华在1966年知道了那两个小八路的名字，照片上那位高个儿的小八路名叫安定保，矮个儿的小八路名叫刘长贵。
而且，石少华还搞清了安定保的身份，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安定保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
张学思是谁？许多人也许不熟悉这个名字，却一定知道他哥哥的名字，他的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思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的胞弟。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思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在1933年4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张学思受到哥哥的牵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获释出狱之后，张学思回到了东北军，在我党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并于1938年10月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次年9月，张学思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直属二队（当时也称为“东北干部队”）队长。
全国解放之后，张学思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6年夏日的某一天，石少华终于联系上了张学思，一见到张学思，石少华便迫不及待地出示了那张照片。
没想到，一看见那张照片，张学思将军顿时就湿了眼眶。
张学思将军非常肯定地说，照片上那位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就是安定保。
石少华急切地问道：“您知道他的下落吗？他如今在哪里工作？”
张学思将军沉痛地说：“安定保当年确实当过我的通讯员，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原来，抗战胜利之后，张学思奉命带领“东北干部队”开赴东北，在途径河北承德的时候，“东北干部队”与一支尚未缴械的日军部队不期而遇，并且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在与这伙日军的激战中，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安定保的胸部，安定保当场倒地，不幸牺牲。
听到这个消息，石少华既悲痛又失望，悲痛的是，按照推算，安定保牺牲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
石少华不免感叹，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士，却牺牲在胜利即将到来之前，这样的结局实在太让人伤感。
让石少华失望的是，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有了小八路的线索，可是，自己还没来得及高兴，却又断了线索。
石少华指着照片上的刘长贵问张学思将军：“您认识他吗？”
张学思仔细端详了半天，然后摇摇头遗憾地说：“延安当年有不少‘红小鬼‘，照片上的这个小八路我没有见过。”
不过，张学思将军给石少华提供了一个思路，张学思将军说：“这个小八路应该是哪位首长的通讯员。”
据张学思将军说，当时，为了保护那些年纪尚小的“红小鬼”，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曾经亲自下令，不允许他们上前线。
因此，这项“红小鬼”通常被安排担任通讯员、勤务员等工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石少华开始四处打听刘长贵的下落。
遗憾的是，直到毛主席1976年离开人世，石少华一直没能打听到刘长贵的下落。
不过，石少华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更没有放弃努力，此后十几年间，石少华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四处打听刘长贵的下落。
当时，石少华收到过不少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写信人都自称“刘长贵”，这让石少华喜出望外。
然而，石少华很快就失望了，因为，那几个自称“刘长贵”的人要么年龄对不上号，要么说不清楚当年的细节，或者根本没跟毛主席拍过合影照片。
石少华因此断定：那几个“刘长贵”都是“冒牌”的。
1986年，石少华的一位老战友突然从东北给他打来电话，在电话里，那位老战友兴奋地告诉石少华：“我找到刘长贵了！”
此时，石少华已经从新华社退休，得知这个消息，石少华半信半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石少华的老战友说：“据刘长贵说，当年为他和毛主席拍照的人是个大高个，跟他一起的还有好几个苏联人。”
听到这里，石少华顿时激动起来，这是因为，石少华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拍那张照片的时候，自己的身边确实有几个苏联记者。
因为这个细节，石少华意识到：丹东出现的这个“刘长贵”很可能就是照片上的小八路。
通话结束之前，石少华的老战友又言之凿凿地说：“你赶快来一趟吧，我告诉你，他的手里也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
听到这里，石少华眼睛一亮，当即决定马上去一趟丹东。
当年4月27日下午，在石少华的老战友陪同下，刘长贵带着妻子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鸭绿江畔的丹东宾馆。
当天晚上，石少华也从北京赶到了丹东，在丹东宾馆，石少华与照片上的小八路终于见了面。
刘长贵一眼就认出了石少华，眼前这位老人正是当年的那位“大高个”摄影师。
他与石少华紧紧拥抱，激动地说：“我是刘长贵，我就是照片上的小八路！”
石少华兴奋地说：“找你太不容易了，总算在这里找到你了！”
石少华对刘长贵说：“可惜，你的小伙伴安定保牺牲了，毛主席也逝世了，不然的话，我就可以为你们再拍一张合影照片了。”
刘长贵伤感地低下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石少华说：“你叫我找得好苦啊，你知道吗，我在毛主席夸下海口，答应一定找到你和安定保，然后带你们去见毛主席。”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你们，因此没能兑现对毛主席的承诺”。
刘长贵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记得我们？”
石少华说：“是啊，毛主席一直都记着你和安定保，很想再见你们一面。”
听到石少华的话，刘长贵的眼泪瞬间就淌了下来，他抽泣着对石少华说：“我也想他老人家啊，可是，我没办法见到他老人家啊。”
时过境迁，当年英俊潇洒的石少华已经年近七旬，当年稚气未脱的小八路也已经满头白发。
谈到当年拍那张照片时的往事，两位老人感慨万千。
刘长贵当年是“抗大”校务部管理科通讯员，在此之前，他隶属于八路军120师，是120师714团3营营长游好扬的通讯员。
游好扬是江西人，开国少将，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百团大战”前夕，刘长贵与500多个身体病（残）和年纪太小的战士被留在了延安，因为年纪太小，刘长贵被安排到延安抗大校务部，在管理科当了个通讯员。
1939年4月，延安举行“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主席将亲自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当时，张学思的通讯员安定宝找到刘长贵，他对刘长贵说：“毛主席要来抗大，你想不想去见毛主席？”
刘长贵说：“当然想了，可是，毛主席那么忙，警卫人员能让我们见毛主席吗？”
安定保说：“不要担心，我有办法，咱们这么办，咱俩一起去拦毛主席的汽车，我们年纪小，警卫人员不会阻拦我们的”。
于是，当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到达“抗大”之际，安定保和刘长贵两个“小八路”兴奋地跑了过去，拦在了吉普车前面。
随车的警卫人员不明就里，他们马上跳下吉普车，直奔小八路而来。
毛主席却微笑着制止了他们，他走下吉普车，慢悠悠地走到了两个小八路跟前。
看到毛主席向他们走来，两个小八路心里有点紧张，刘长贵小声问安定保：“他就是毛主席吗？”
安定保肯定地说：“没错，肯定是他。”
安定保此前并未见过毛主席，可是，延安到处都张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所以，安定保一眼就认出了他。
毛主席亲切地向两个小八路打招呼：“两位小同志，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是哪个单位的啊？”
安定保和刘长贵赶紧立正，如实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和单位的名称。
“你们今年多大了？”毛主席接着问。
刘长贵抢着回答道：“我今年14岁，他15岁，比我大一岁。”
毛主席又笑着问：“哦，不简单嘛，年纪这么小就当上八路军啦，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当八路军啊？”
安定宝和刘长贵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反动派！”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说得好，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拦我的汽车啊？”
安定保挺着小胸脯大声说：“我们就想见一见毛主席。”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毛主席和蔼可亲地问。
刘长贵再次抢答道：“知道，你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笑着说：“不对，我的名字不叫毛主席，我的名字叫毛泽东。”
毛主席又问：“你们有没有念过书？”
两个小八路摇了摇头，毛主席说：“你们的年纪还小，一定要多学识字、有文化。”
说完这句话，毛主席微微俯下身子，他伸出左手，用右指在掌心一笔一画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
这时，石少华正跟几个来自苏联的摄影记者路过这里。
看到这个温馨的场景，石少华马上掏出照相机，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与安定保相比，刘长贵可以算是幸运儿。
抗战胜利之后，刘长贵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刘长贵随所在部队屡战屡胜，无往而不利。
东北解放之后，刘长贵随部队回师华北，然后一路打到了祖国的最南端。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刘长贵又奔赴朝鲜参加作战，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中，刘长贵流过血、受过伤，身上留下了几十处伤疤。
在一次战斗中，刘长贵再次负伤，被送回祖国住院治疗。
在医院疗伤期间，刘长贵结识了前来慰问的百货商店收银员王秀芝，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
由于多次负伤，刘长贵的身体已经无法适应部队高强度的生活，因此于1955年申请转业，离开了部队。
回到地方之后，刘长贵与王秀芝结了婚，并在辽宁省海城交通局担任了科长职务，后来，刘长贵又担任过海城丝绸厂武装部长。
按理说，刘长贵结了婚，成了家，工作单位也不错，完全可以过一种幸福美满的小日子。
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因为王秀芝出身于地主家庭，刘长贵受到了牵连，一度被撤掉了领导职务，甚至屡屡被批斗，还差一点被关进“牛棚”。
就在刘长贵无助又无奈之际，刘长贵想到了家里的一件“无价之宝”。
刘长贵的“无价之宝”是什么？
它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片，但是，它的份量却重于千钧；
它不是“丹书铁券”，但是，它的功用却不比“丹书铁券”差。
它就是石少华拍摄的那张照片-“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
上世纪60年代初，《人民画报》刊登了石少华拍摄的那张照片，于是，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这张照片，也记住了照片上的那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八路。
刘长贵也看到了这张照片，不过，一向低调的刘长贵没有声张，除了家人之外，他的同事、朋友都不知道刘长贵就是照片上的小八路。
为了留作纪念，刘长贵买了一本《人民画报》，剪下印有“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合影的那一页，请照相馆的师傅翻拍成照片。
然后，刘长贵把那张照片悄悄放进了家里的衣柜里。
当那些人又一次要批斗刘长贵的时候，刘长贵镇定自若地打开衣柜，将那张照片摆到了那些人面前。
刘长贵说：“我是毛主席的兵，这就是毛主席和我们在延安合拍的照片。”
刘长贵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年的经历，把那些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从此以后，那些人对刘长贵刮目相看，他们再也不敢对刘长贵出言不逊，更不敢动他半根毫毛。
刘长贵后来对石少华说：“因为你拍摄的这张照片，我才恢复了自由身，躲过了灾难”。
石少华诙谐地说：“一张照片竟然成为你的‘丹书铁券’，我也是始料未及啊。”
刘长贵深情地说，“我有一种感觉，毛主席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老人家一直都在关心着我们。”
1993年5月1日下午，在海城的一个住宅区院内，一辆装载超高的大卡车刮断了一根临时架接的电缆。
正在此处散步的刘长贵老人顿时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地，再也没能苏醒过来。
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人们在刘长贵老人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了那张珍贵的照片-“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
后来，刘长贵的家人把那张照片镶上镜框，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刘长贵的遗像旁边。
刘长贵的后人说，老人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张照片就是他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