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接上篇）
1953年10月1排左1万海亭、3江涛、5崔醒农、2排左3丁鹏飞、3排右2唐其后与外国军事代表团
敌攻防结合，我侦察力量伤亡很大
李奇微上台在收拾战争败局中，显示了他的非凡才能，堪称为美军不简单的将领之一。他深入前线，虚心听取士兵意见，重视敌情研究，灵活果断，诡计多端，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许多特点。从战略上看:撤守“三八线”大踏步后退，诱我深入，补给线延长，制造我新区作战的困难；提出美空军集中力量窒息前线瘫痪我后方的所谓“绞杀战略”。从战术上看:美伪军采取“插花配置”以利友邻密切支援，防我突破；实施“磁性战术”，我攻则且战且退，我撤则步步紧追，粘住不放；对其前沿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敌，以坦克构成防御圈，坚持固守待援的“边防战术”，将坚守砥平里的美2师23团作为典范大加褒扬；对敌区人民推行“对立政策”，以坚壁清野，人走房空，增加我进入新区的实际困难；分析我军攻势的规律，多在月圆前后发起，从我部队自身携带粮弹情况，发动“礼拜攻势”， 3日到顶峰，4日即开始撤退，等等。在历时半年的第四、 第五次战役中，确实给我侦察分队深入新区的活动带来诸多困难。
然而，敌人并不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一支靠政治武装起来的军事集团，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困难压不倒的英雄气魄。当敌人从“三八线”后退时，我军追击而侦察分队肩负着“前哨先锋”，我军向后转移时又担任“殿军后卫”。他们一面战斗，一面侦察，从战斗中捕捉敌人， 从俘虏中了解敌情，所以不论敌人怎样变化，诡计怎样翻新，战场情况总是了如指掌。
1951年1月下旬，敌人退守“三七线”以北，西起安养里、京安里、砥平里、横城、下珍富里到江陵之线时， 我军重兵集团在友军的配合下，于25日夜发起了第四次战役，重点是歼灭横城之敌。各军侦察分队以军的作战任务不同，而侦察对象也因之而异。参加横城战斗的各军，以敌人部队番号、兵力、火器、工事和敌援为查明对象；有的军担任汉城以南、仁川以东的防御，以阻止敌人前进为主，主要查明敌人进攻兵力、兵器及每日动态。各个侦察分队以积极的侦察手段，及时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侦察任务，保障了围歼横城和防御战斗的顺利进行。
第42军首长在横城战斗即将结束之时，为了准备下一步的战斗行动，曾令军侦察科长孙德普率侦察队、电台和上级派来的参谋干部共百余人，利用黑夜插入敌人纵深的原州西北地区，日(2月12日)拂晓刚刚进驻桂亭里，被敌人察觉，天色一亮即遭受四面山上敌人的猛烈射击， 架起的电台被炮火摧毁，房屋倒塌。在此紧急情况下，孙科长烧掉密码坚决撤退，在突围中孙科长等3人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上级机关参谋朱永祺等6人光荣负伤，造成了一次不幸的重大侦察故。志司为了教育侦察干部和分队， 吸取教训，提高警惕，特电通报全军引以为戒。
2月17日我攻势稍停，敌人即转守为攻，实施了全线反扑，我军向后转移，进入了战役第二阶段的机动防御作战，一直持续到4月21日历时将近3个月。这个时期，天气转暖，冰雪融化，道路泥泞，我军前运后送、交通补给日益困难。敌人实施“磁性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前推进。以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火力，对我前沿阵地予以残酷摧毁，造成我军战斗部队和侦察分队的重大伤亡。彭总有鉴于此，决定转变战法，提出“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以减少有生力量的损失。各侦察分队也随之而变，采取小组(3-5人)活动，并加强观察哨与侦听， 以获取当面的战术情报。由于战线不稳定，补给十分困难， 部队营养不良，夜盲症相当普遍且严重，连队竟占60% 以上，侦察分队也不例外。同时药品奇缺，怎样办？群策群力，大家纷纷献策:挖野菜，掘田鼠洞(找豆子)和煮田鼠肉，熬松叶汤等进行自救，渡过了一大难关。
战争反复“拉锯”，部队不仅减员多，而且极度疲劳，此时，我第19、第3兵团6个军奉命入朝参战，第9兵团经短期休整开赴前线，加上炮兵尤其高炮部队大量增加、工兵、装甲兵、铁道兵，维持道路防空的公安师以及修机场的部队大量增加，总兵力达120多万，侦察分队也相应有了很大增加。各地区的部队汇集在朝鲜战场上，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大兵团作战，这在全军历史上尚属首次。过去战争年代，长期处于地区性作战，即便解放战争后期虽有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统一作战，其数量、范围亦非今比。
随着各地区侦察部队的汇聚，力量大，技术器材多，自然形成了互相学习，互相勉励的浓厚气氛。众多侦察分队按照志司统一划定的区域先头开进，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战斗急需情况，侦察战线再度活跃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敌情、地形等情况均已查明，为下次战役做好了侦察勤务的应有保障。
战役准备工作完成后，1951年4月22日发起规模壮观的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我两个兵团以攻东线山区的县里、后坪里之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而中线、西线各军则配合行动。但敌人查知我军兵力大，物质有了补充，来者不善，则事前做好了应急计划，以防不测。当我两个兵团构成钳形合围之际，伪第3、第6、第7师则利用复杂山地、从树林海实施分散突围，丢掉重装备，轻装逃往指定的后方地点重新集合(这是伪军在不利情况下的惯用办法)，致使我军未能取得预期的重大战果。山区道路稀少，运输补给更为困难，5天后部队开始向北转移。
敌人发现我军后撤，很快发起了全线反扑。从5月23日至6月10日的作战过程中，敌人采用新的战术，实施跟踪追击，情况急剧变化，战斗异常激烈。狡猾的敌人采取以师为单位组成步、空、炮、坦联合并以坦克为先导的追击部队，沿数条仅有的公路齐头并进，白天深人我区， 入夜又向后收缩(防我歼灭)，天天如此、延续了19个昼夜。我重兵转移因山区道路少，数个部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动，人马混杂车辆拥挤，加之我反坦克火器不足，虽组织多次反击，未能予以有力阻毁，曾遭受坦克、飞机的严重威胁与杀伤，战斗部队与侦察分队，均受到空前的极大损失。这里无可讳言地要提及第180师事件。该师受命为战役掩护部队，沿青川公路且战且撤，以保障大兵团的顺利转移，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它是后卫师，志司即以“越级联系、按级指挥”的原定办法，及时向该师通报敌情。当该师转移至青川以北山区时，志司曾两次电告他们，敌人伪第6师沿公路推进情况。该师侦察分队竭力阻击敌人，师侦察科长负伤，但未发生大的战斗。第三次发报时突然联系中断，特电第60军想一切办法转送该师。但是师长郑其贵误以为情况十分严峻，竟下定了分散突围的错误决心。既不指定集合地点，又不划分突围路线，这种轻率做法使部队失去指挥，在茫茫山地沉沉黑夜里人员散乱，结果招致近8千人被俘，全师自行溃灭，造成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耻辱。志司机关事后审查与当时敌情对照，情报是相当准确的，而且电报是及时的，没有任何失误。可惜师长决心错了，则一念失策，铸成干古恨，教训何其沉痛啊！
历时5个多月的第四、第五次战役，经过进退、攻防的4个回合，曾给敌人以10多万的重大杀伤，我方缴获丰厚。但我军人员伤亡、物资损失也相当严重。全军侦察分队同样付出了史无前例的代价。计牺牲的侦察科长有: 第42军侦察科长孙德普、第20军侦察副科长肖雁、第27军副科长王希功、该军第80师科长刁仁忠、该师副科长于斌等5人；负伤侦察科长有:第27军科长慕思荣、 该军第81师副科长刘运章、第12军34师副科长许克杰、第20军59师副科长戴天琪、该军第89师副科长夏石芝、 第39军115师科长韩继喜、该军第117师科长许三行、第60军180师科长高国翔、该军第181师科长罗耀星、第63军188师科长焦玉文、该军第189师科长刘斌、第64军193师科长姚德正等12人；伤亡参谋、连长18人，侦察分队干战2500多人。他们的鲜血遍洒朝鲜各地，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将流芳干古！
谈战同步，侦察向深入多样化发展
1951年6月16日起，敌我部队在“三八线”上停顿下来，形成阵地对峙，大规模的运动战已失去条件，转入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这一局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美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内部争吵，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我军不仅有阵地依托、兵力继续增加、供给改善， 而且空军参战夺取了后方的一定制空权，向于我有利之势发展。美国提出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第三国的赞助与斡旋，于7月10日由敌我双方代表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了谈判会晤。
但是，当时部队的防守线并非“三八线”，而是由西南到东北的一条斜线，敌我前沿阵地犬牙交错。美国不甘心以此划定停战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声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要诉诸武力来解决。”在谈判进.程中不断进行点、段的争夺战，形成打谈结合的长期僵持局面。 我军第20兵团几个独立军的相继入朝参战，前线不断增筑工事，由原来的猫耳洞(防炮洞)逐步发展成完整的坑道体系。而且敌我阵地对峙难以发动大的攻势，于是，我军作战样式采用“零敲牛皮”(毛泽东主席语)的战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原则。基于战略、战术的转变，侦察分队为了保障战术原则的实施，随之向深入多样化发展。
在前线广大正面战场上，采取的侦察手段，大异于运动战做法，要从阵地战进行考虑。一是建立全线观察体系。各军、师自己的正面上建立2-3个观察所，位置选在我战术地区的制高点上，如上甘岭北段的五圣山，因它地势高可鸟瞰各军正面的所有区域，各师正面内也各选高点，白天可直接观察到前沿阵地上的敌情变化，夜间可从汽车灯光判断敌人交通、运输情况。每个观察所建制侦察班或排，每一轮次二人担任，利用望远镜、炮队镜，一人观察、一人担任记录和通报。观察所配有望远镜和有线电话或无线报话机。各观察所不仅作纵向联系，还需构成横向通话及时交换情况。观察所要构筑永久性工事或利用坑道口，抗住敌炮和敌机的轰炸。正面防御的各军都如此建立，则前线形成了观察体系，昼夜不间断地观察，掌握敌前线情况， 是一种简单而又可靠的察手段。
二是浅近纵深的穿插与潜伏侦察。敌人阵地工事复杂，且纵深加大，穿插或潜伏活动时，人数要少(由3-5人或一个班为宜)，侦察员要机智灵活，精干应变，从观察所中提供进出道路与目标。有时当夜返回，有的也可潜伏于丛林、草地和乱石坑中，从敌阵地后面查看情况，如有条件亦可捕捉个别敌军人员。在阵地战中侦察组的行动必须得到炮兵支援，事先搞好联系暗号、支援时机、方法等。有时在炮击前后实施插入敌阵地，如遇到危难时炮火压制敌人，使侦察组转危为安，这就大大不同运动战时的自由穿插了。1953年夏季，我军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中，第67军派出的侦察小分队，从荒芜人迹的轿岩山麓，爬过悬崖峭壁，穿过灌木丛林，伪装敌人搜索队插进敌人阵地纵深，奇袭了伪首都师第1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创造了“奇袭白虎团”的奇迹。
在两年的大小攻势中，我军侦察分队以近千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绩，侦察效率大大提高。
三是普遍开展前线侦听工作。战争中的军事新闻报道，在一定时间内有其秘密性，但既成事实以后则机密性降低，为了宣传就可公开广播或刊载报端。美3师登陆元山及占领附近地区时，作为抢先新闻加以报道了，使我及时查明敌人的一个重要行动。当战斗紧张时，前线各国家部队来不及使用暗语即直接讲话；空军驾驶员则常用简明语言通话，这些都有利于我军的侦听。侦听器材也不复杂，用收音机、报话机和发报机都可以收听。战争初期，有些人员不重视侦听，认为是“参考消息”不足以指导作战，那是将情报来源神秘化的一种反应。逐步得到实效后，也就有利于开展侦听了。因为器材简单，应用方便，人人都可进行大大补充了前线部队战斗的需要。
我军后方的广大地区内，由于敌人实施多种多样的破坏，制造我后方混乱和困难，因而，我军后方的侦察活动日益紧张、繁忙起来。敌人对阵地战的正面攻击无能为力时，竟转而集中一切手段破坏我后方，制造紧张，以配合其正面的作战行动。1952年开始，美空军因“绞杀战”的失败，采用了对我重点地点和重要目标毁灭性的轰炸。1952年8月14日，美空、海飞机上千架次轮番轰炸平壤；数百架次低飞轰炸拉古哨水电站；B29重轰炸机携带重磅炸弹炸毁新义州鸭绿江铁桥；南亭里刚停在车站的数十节车厢物资化为灰烬，迫使我后方驻军和侦察人员经常进行监视敌机的活动，以保卫物资和目标的安全。敌人除轰炸外又实施细菌战，以空军对我后方投掷细菌容器，以细菌媒介的苍蝇、蚊子、蚂蚁、跳蚤等，或食品附着细菌散播霍乱等多种疾病，我军民产生恐慌，并增加我之非战斗减员。侦察人员担负了侦察投菌地点与容器，配合卫生部门研究对策，一时陷于紧张、繁忙之中；与此同时，敌人空投特务，少则3-5人的小组，大者近百人的特务队。如敌人对谷山地区曾空投80多人，幸我事前获悉，预行部署妥当，趁敌特空降混乱之时，立即被我侦察分队配合当地驻军予以彻底歼灭；敌人还实施海运特务从东西海岸的复杂地形分点爬上陆地，潜入山区隐蔽农民家中，我政工部门、侦察分队以及当地政府机关，则利用各种办法挖掘、搜剿敌特以巩固我后方的安全；有的空投成功后，利用伪特关系潜伏起来，当其频繁发报时，被我侦测，对其所在地域进行侦察后及时予以剿灭。如1953年春，发现在定州的第50军驻地附近的特务组，与其派遣机联系。 当时该军正召开干部会议，他们接到志司通报后立即分散转移，但第一副军长蔡正国同志忙于收拾会场和指挥分散，延迟了10多分钟，遭到敌机炸弹轰炸，光荣殉职，由此激发了部队的愤恨和斗志，急速实施围剿，彻底消灭了这股可恶的敌特。
随着我空军活动空域的扩大，美空军则逐渐收缩与减弱，从而，我后方倍增了安全感。我高级军事机关可以有计划地开展侦听、监测工作；系统全面研究整理敌军资料；训练侦察人员与干部，从政治上、技术上提高他们的素质；交流朝战的侦察经验等，以加强侦察部门与侦察队的业务建设。敌人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军事上也没有得到，反而丢掉了金城地区最大突出部，敌人不得不认输，美远东总司令克拉克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虽是一场局部战争，但从参战国家之多、规模之大而言，又属于全面战争性质。朝、中人民取得的胜利，不仅政治影响深远，而且军事内容十分丰富。它经过了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历时颇长的阵地对峙的坑道战，因此，战争经验相当宝贵！它是部队的练兵场、武器试验场(除原子弹外，什么都试验了)，也是侦察分队的活动舞台和侦察手段的检验场所，对情报工作来说，侦察经验和业务提高同样十分宝贵！虽然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侦察手段相对落后，但任何技术器材都是人为制造，又为人所用，人的因素仍不失其应有地位。战争中的侦察勤务保证，仍由侦察部队、侦察分队来完成，这个军队机器零件的运转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抓住部队侦察分队的政治、技术建设一环，对未来的反侵略卫国战争都将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