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茶馆
学员当院长
战役系52个将军学员毕业后，陆续于1957年底以前由中央军委进行了重新分配，大多数担任了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职务，陈锡联仍回军委炮兵任司令员，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我们第2组12个同学也都陆续分到各地任职，郭鹏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转连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贾若愚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赵俊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罗通任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江燮元、黄荣海仍任军长……
这些同志在各个部队中成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骨干和中坚。在毕业分配期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主持这一工作，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对分配的意见。
我是在西北军区撤销后到军事学院上学的，毕业后面临着新的去向。虽然说分配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但我自己打算好了:我从西北来，还回西北去。
于是，我主动向萧华副主任表明自己的想法:“原来的6大军区没有了，现在的12个大军区的职位基本上都有人了，只有新疆军区是王恩茂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他还是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身兼三职，可以给我一个，我去新疆军区当司令，王恩茂当政治委员。”
萧华副主任告诉我:“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
我一听，愣住了:“什么，要我当院长?”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先也没有听到谁说起过。
我急忙推辞道:“不行，不行。我是第一次住军事学院，是来当学生的，我这个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哪有这样的事?”
萧华副主任问我:“为什么不行?”
我说:“原来的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当的，要我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行吗?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
我态度十分坚决地向萧华副主任推辞了任职意见。
过去，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当过党校二部、四部的组织教育科科长以外，没有做过教学工作。现在，对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科学教育工作，我只有当学生的那么一点体会，只有刚刚学到的那么一点知识，缺乏组织实施和深入研究的经验。
不久，刘伯承元帅带我到北京去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在京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找我谈了一次话，向我说明了军委对我的任职意图，我也直言不讳地向他这位西北老首长讲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派我到新疆去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和我谈了一次，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第二次又找我谈话，明确说:“要你当院长，你就当，不要管院长是元帅还是中将。”
我看到军委已经决定，只得服从道:“好吧，既然一定要我当，我就当。”
就这样，我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员直接担任了母校的院长。和我一样，战役系学员兼第4组组长张震中将担任了副院长，原军事学院代理政治委员钟期光上将担任了院政治委员。
从毕业学员里选院长，这种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
我理解，军委所以要我和张震当院长、副院长，并不是说我们这些学员有什么特殊才能，而是反映了我军加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早在战役系开办不久，刘伯承院长就总结军事学院几年来的办学经验，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更大规模地建立军事院校的计划，即以军事学院各系为基础分别建立各军兵种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以适应我军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
我接手院长前后，正值军事学院按照刘帅的设想和军委批准的计划，开始分别建院的工作，原来的各个军兵种系分别扩建为独立的高级指挥学院。其中，以海军系为主，在南京建立了海军军事学院;以空军系为主，在北京建立了空军学院;以炮兵系为主，在河北宣化建立了炮兵学院;以装甲兵系为主，在山西大同建立了装甲兵学院。
同时，刘帅不满足在军事学院开办了一个战役系，他有一个雄心壮志，设想办一所高等军事学院，专门培养正师职以上的高级指挥员、高级参谋和军事理论研究人员。中央军委于1955年4月批准了高等军事学院筹建方案。1957年4月以后，战役系完成了各门课程教学而转人复习和总结的阶段，刘帅把建设高等军事学院的计划列人战役系党支部的工作日程。他亲自带领杨得志、陈锡联和我来到北京，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
这天，刘伯承元帅牵头，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共同参加，带着我们进行现地勘察。一行人乘车出了西直门，过了颐和园，来到西山脚下的温泉乡一带。这里依山傍水，环境僻静，还有温泉，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赞成把高等军事学院建在这里。
只有刘帅不同意。他仔细地计算了路程，提出自己的理由:“温泉这里的地形确实不错，是个办学的好地方，但是离北京城太远了，中央领导同志不方便跑这么远的路来给学校讲课。我们还是再看几处，另外选个地方。”
一行人又折返到红山口选址。这里同样僻静，适合学习，离城又不算太远，与中央党校相邻，方便中央领导同志来讲课。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建在红山口。随后，就开始了院舍的修建。
1957年8月2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以原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刘伯承元帅被任命为院长兼政治委员，次年3月1日高等军事学院正式开学。遗憾的是，刘元帅因病没能赴任，不久又辞去了高等军事学院的职务。
分院以后的南京军事学院仍然保留有基本系、高级系、情报系、政治系、化学兵系、预科和函授等。
1957年9月13日上午，新学年开学之际，军事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欢送老院长离任，欢迎新院长到职。
不久前，军事学院老院长刘伯承和代理院长陈伯钧分别被军委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正、副院长。刘伯承院长从1956年11月起因病不得不在上海等地治疗，学院工作由陈伯钧、钟期光主持。这次，刘院长因在上海没有参加迎送大会，陈伯钧即将赴京履新，我和张震则正式上任。在大会上，学院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钟期光以热烈的语言，深情回顾了刘院长为军事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巨大功绩:
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司防立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定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钟期光政治委员的这番话表达了全院同志的共同心声。
接着，由我代表学院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表态:发扬老院长培育起来的好传统，努力做好工作。
正式就任军事学院院长的这一天，我又开始续写已经中断多年的日记。过去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是在雪山草地的长征路上，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我都逐日记下每天发生的主要事情和自己的感受。1947年为了对付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我的日记被埋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以后再也找不到了。于是我中断了日记。
在重新开始的日记本第一页上，我写道:
“今天是担负新工作的第一天。这是学习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天，是从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的第一天，也是做军事院校工作的第一天。”
“这项工作的好处是:能强迫自己进步;困难是:军事素养基础弱，人事关系生疏，而工作又是全新的，个人毫无经验;有利条件是:有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有广大的教职员工，有留任的原领导干部。根据上述情况，只要自己能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团结同志，在集体领导下，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党委的决议，那么搞好学院的工作是可能的。我应本着这样的方向去做，才不致辜负今天上午全院同志的热情欢迎。”
刘伯承院长有一句名言，叫作“大家当院长，人人当院长”。上任伊始，我首先熟悉情况，尽快取得工作的发言权。
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院各个教授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教学工作和教员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的意见以及如何改进的建议。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使“教者乐教”，这是教学工作的前提和关键。
我和张震副院长与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机关干部、教员，过去是被领导与领导、学与教的关系，现在我们成了他们的同事或上级。我主动找他们交谈，介绍自己的历史情况和长处、短处，以增进了解和沟通。
我接替刘伯承元帅当院长，尽力向老院长学习。
我找出学院历年来在老院长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各种文件，认真阅读。其中有1951年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制订的“教学大纲”，1955年颁布的“军事学院章程”以及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规定和各项制度。这些文件，我过去当学员时也了解一些，今天再看，则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领导者而不是学员的角度，自然又有了新的理解。
经过一番学习和研究，我感到:这些文件都是指导学院工作的根本性文件，从当初制定到今天，这些文件固然由于形势发展而需要加以补充，但是其中很多内容仍然是适用的，所不足的恰恰是以往对这些文件的宣传、贯彻得不够。
我在党委会上提出，对于过去制定的各种文件，应当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适当修改和完善，并大力宣传、积极贯彻、坚决执行，在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替代之前继续有效。
这年11月，我带领军事学院部分人员参加了总参谋部在上海组织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集训”。来自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的300多名高级干部在一起进行了半个月的研讨、观摩。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接连召开座谈会，请他们座谈，听取对军事学院的反映和要求。
这些干部都是主管作战和训练的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其中大多数同志都曾在军事学院学习过。他们对学院的教学与部队建设、训练如何结合，有着切身的感受，认为:在军事学院学到了必要的知识，成为部队训练的组织者、军事学术的推动者、贯彻条令的带头人。同时，他们也对学制长短、教材内容及学用结合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刘伯承元帅虽然已经不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了，又因为日趋严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等疾病长期休养治疗，但是我们始终把刘帅看作是尊敬的师长，除了逢年过节到他家里慰问，平时也时常去拜访，遇到重大事情或是拿不准的问题就主动登门求教。我们注意坚持老院长创立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好传统，努力使学院工作在保持原有成绩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