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场疫情已经把中国推到世界最前台，西方世界对中国制度的成功、战疫的成功惊恐万状，当然也是西方极端势力反华最歇斯底里、最没有底线的时候。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也是西方整体实力走衰最快的时候，也是西方最不自信的时候。
6月22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62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教授，围绕战略思维来展开讨论。
张维为：毛泽东主席早在1956年就说过，“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当时毛主席考虑的主要是钢产量，中国的钢产量1993年超过了美国，中国制造业规模2010年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总量根据购买力平价2014年超过了美国。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并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习近平主政后就提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
纵观这个世界，能够这样进行长远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只有中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担当党”，而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选举政治党”，它以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为依归，以民族复兴为使命，它是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领导着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是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之叠合，它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文化传承。
这使我想到了1948年、1949年的毛泽东主席，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刻，也是一个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刻，当时国内外很多人都希望国共能够“划江而治”，一是希望早日结束内战，二是担心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但毛主席的思维方法是战略的、长线的、整体的，他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考虑的是“两个中国之命运”，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1948年1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见了费孝通、雷洁琼等一批民主人士，给他们交了底，主席是这样说的：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那将后患无穷。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一次统一都要很长的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随后，毛主席在194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
但此时，苏联斯大林还是主张国共谈判，他在1949年1月中旬连发几封电报给毛主席，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与南京政府和谈的话，那么这样等于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继续进行内战”。毛主席拒绝了斯大林的呼吁，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紧接着1950、1951年又发生了两桩大事：一是和平解放西藏，二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两桩事都为后来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英国、印度一些人利用中国内战局面，策动西藏脱离中国。但毛主席深知帝国主义势力分裂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苦难，也深知西藏对中国极为特殊的重要地缘意义：我们的长江、黄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流向南亚的雅鲁藏布江和流向东南亚的澜沧江也发源于西藏。在毛主席的亲自部署下，还没有等美、英、印度等反应过来，西藏已于1951年5月和平解放，这使我们获得了更为完整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使中国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纵深。
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毛主席的战略思考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结果一仗定乾坤，换来后来70年的和平。这场战争也换来了世界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尊重，换来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支持。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可以说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大家知道，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时，有一个美国、英国和苏联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据这个协议，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以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的胜利，让苏联也看到中国的力量，苏联于1953年、1955年，先后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给中国。总之，毛主席的一系列战略思考和斗争精神，为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复兴，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战略思维能力在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身上也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刚才我们提到西藏和平解放，毛主席是在1950年1月初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途中，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他具体领导了西藏和平解放。邓小平从战略层面对西藏的情况做了分析，提出：西藏是少数民族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特殊性，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他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战略原则。1950年10月昌都一战，体现了这个战略的实施，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大局已定。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考，我们最熟悉的案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规划，长达70年。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蓝图，我们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今天还在执行，只是提前了不少。一般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大致实现邓小平当时为2050年中国设计的愿景，也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社会主义发达国家。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细节，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不久就遇到问题：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当低，但已开始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做翻译了。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翻译记录是机密文件，按当时的行政级别，我们是没有资格阅读这些文件的；然而给领导人做翻译工作，要求我们熟悉领导人谈话的思路、风格和语汇，翻译室领导为此专门向外交部领导打报告，要求为我们年轻翻译开一个绿色通道。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所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可以阅读，但不能做笔记。但即便如此，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就我个人而言，细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很快成为我在翻译室工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1982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参观成都飞机制造厂。】
邓小平的不少谈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说，1982年邓小平与朝鲜领袖金日成的几次谈话。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自己1978年9月视察中国北方地区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北方谈话”。
如果研究邓小平，从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1992年的“南方讲话”，也可以看出他许多战略思想的发展轨迹。邓小平告诉金日成：1977年7月复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现在看来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是一种中国智慧，外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可以借鉴。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讲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他认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这一运动，果断把整个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回忆邓小平“北方谈话”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对他们讲，“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进行到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情。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运动不能搞得过长，过长大家就厌倦了。”
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种表述。邓小平说“好多是体制问题，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长春视察时也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引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他说这同拨算盘差不多了，花这么多钱做什么；于是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好好的利用起来，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新管理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这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思维最终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充满波折的，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声。但邓小平很冷静，他在观察，并从战略角度提了一个观点：“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 7月，他告诉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西方对苏联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12月24日，苏联东欧已经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邓小平在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机遇，他可能觉得周边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所以苏联解体后才20来天，他就开始了著名的1992年南方视察，一路呼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道路一定能胜出，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的大转折。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现在最考验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断能力的时候。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在不时做出自己的判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把这次新冠疫情看作是历史的分水岭，称之为今后的世界将分为“新冠前世界，新冠后世界”，就像公元前公元后那样。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表明他对美国应对疫情能力的担心，他提出“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率、有远见的政府才能克服这前所未有、破坏巨大、全球规模的挑战”，但他更关心的所谓“自由世界的秩序”在疫情后要继续持续下去。
法国资深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对美国的抗疫表现深感失望，他说“美国的表现不是差，是指数级的差。”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人不久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也发了文章，他们担心疫情之后，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会发生变化，他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维持世界秩序主要靠下边三个法宝，一国内的治理水平；二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公共产品；三引领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意愿，这次坎贝尔忧心忡忡地写道：“美国面临的麻烦是什么？美国正在经历对自己优势的再次的考验，但目前的成绩是不及格。如果美国真的丢掉自己的三大法宝，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他说，你看中国，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的抗疫模式表明它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中国正在向各国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口罩、呼吸机、各种医疗物资，事实上在引领各国应对危机。他认为如果美国再不行动起来，美国就可能面临自己的“苏伊士时刻”，也就是当年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时刻。当然，这些都是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提出来的一些战略思考、战略问题，但对我们的战略判断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约翰·加尔通，著有《美帝国的崩溃》一书。图自中新网】
这使我想起了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的一个观点。他曾经成功预测苏联解体，2009年他又预测美帝国将在2020年解体。当然预测是一回事情，但我觉得加尔通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叫“魔力”。他认为帝国对世界统治靠的是“魔力”，所谓“魔力”就是一整套迷糊人的光环，如美国是“山巅之国”，肩负文明开化的使命，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一旦这种“魔力”在人们心中消失的话，帝国就走下神坛，直至崩溃。2020年的抗疫溃败，无疑是美国模式乃至整个西方模式“魔力”消失的关键年，这将是这次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最大变化之一。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场疫情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最前台，西方世界此时此刻正处在最不自信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成功，包括这次战疫的成功，惊恐万状，这当然也是西方极端势力反华最歇斯底里、最没有底线的时候，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也是西方整体实力走衰最快的时候，也是西方最不自信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去年曾经指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习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这样才能有战略定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回望过去，毛泽东主席在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关键时刻，从战略层面提出了“两种中国之命运”，后来证明毛主席的战略判断和抉择是极富远见的。今天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两种世界之命运，一种是只有利于少数国家、资本力量的世界及其制度安排，这个特点是零和游戏、极度自私、霸权主义，另一种是有利于最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世界及其制度安排，特点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实现最大限度、最大程度的合作共赢。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西方社会的积极力量，为后一种世界和世界秩序而奋斗。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考和抉择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
高健教授：如果让我来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的话，我觉得可以用香港问题来谈一谈我们的战略思维。其实在1946年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当时他就讲过，即便我们以后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也不会急于收回香港和澳门。1949年，其实我们的解放军已经打到了深圳河，但是保留香港和澳门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事实上，我国领导人在整个外交布局中，保持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对外开放，就是构架了一座与西方国家沟通的、深入交流的桥梁。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特别成功，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初期港澳同胞、特别是来自香港的资金，对于改革开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时保持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决策，是非常典型的长期战略思维。
主持人：看远点，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在西方文化，尤其他们的政治文化中，有没有这一部分？
高健：我们以美国为例，其实从理论上来讲，美国的学术界一点都不缺少战略思想家，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学习和了解交流。我深刻感受到，在美国学界，有许多人看得很深也很远，但他们也感到很无奈，他们的思想在现实层面不可能被落实到整个政治决策和实践中。为什么？这是由整个社会政治机制所决定的，它的整个社会文化机制是一个利益对抗机制，简单说，代表军火商的，代表医疗界的，代表波士顿财团的，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所以政治家的屁股坐在哪儿，他就得为谁说话，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形成所谓一幅蓝图绘到底的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不是智慧问题。
张维为：西方的政治人物，有战略眼光的越来越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决定的，四年一次选举，大家眼光就看着下一次选举，所以很难做出长远决策。换一个政党以后，那个计划就没有用了。在政界，我们称西方产生的都是政客，找不到政治家，但是在政界以外，比方说基辛格是有战略头脑的人，这次疫情他就在考虑，西方的自由秩序，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他希望维持下去，但怎么维持，他也很担心，所以西方很多有战略头脑的人在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中西方还是有蛮大差别，西方往往在思考战略问题时，由于自身传统局限，格局还是比中国小，一般都是考虑制度怎么对我最有利，对别人不太在乎。但中国是考虑有时候能合作共赢，这个在我们的基因里，就是让你过得好，我也过得好，一起把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有理想主义在里边，所以格局还是不一样。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说到，有些地方可能有战略家、思想家，但如果这些战略思想没有办法反映在政治生活上，其实是一个巨大遗憾。我们的文化中，对于战略思维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个问题时，要处理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要处理好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在我们的决策中，都会发挥很大作用，其实也进入我们生活。
张维为：另外可能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有关。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60年代“文革”时期，外界进不了中国，他们怎么研究中国？他们在香港做研究，采访到一些移民、非法移民，想了解中国的政治、决策。后来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人，受过初中教育，讲话时也会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说西方没有这个传统。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看它们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在老百姓生活中都有。
主持人：就像这次疫情，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大，但我们始终有一个观点，如何用最积极的态度，把“危”的那一面，转化为“机”的这一面。但是毕竟这么大的疫情发生，它对我们已有的战略或者长线的发展布局，会有影响吗？或者说影响有多大？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的模式，反应是比较快的。我已经看到各种各样的建议，包括智库提出“一带一路”的建议，这是一个整体设计，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次疫情来对它有冲击。现在我看到一些提议，比如过去这一点做得不够，就是建立“一带一路”健康卫生共同体，有很大潜力。我最近看到报道，非洲很多国家包括南非，这次战疫过程中，借鉴中国模式，能检尽检，“禁足”等等，这些东西为我们创建一个健康卫生共同体很有好处，这是“一带一路”的升级版。另外现在我们提出的新基建会对“一带一路”产生影响，对很多国家有巨大吸引力，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直接用云计算、大数据来改善信息通讯。
这次就是我们前几次节目讲过的，中西方政治制度同台竞争，坦率地说，中国社会主义完胜西方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人讲，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后边是人命关天，但是我们突然发觉西方连这个理念都没有，天天谈人权，居然不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才有人权其他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叫做“心胜”，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不行，我这个才是更高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整个抗疫过程中，不光是制度优势总结出来，还要把我们的长处、理念和文化优势也总结出来，这个很有意义。
观众1：老师好，我叫张博。目前从事国际物流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比较关心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这个行业可以看到，这次疫情对全球各地影响都很大。国际贸易运输量也在下降，很多国家都对交通进行管制，而“一带一路”本身就是需要人和货物在各个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所以我想知道这次疫情会对我国的“一带一路”造成那些影响，谢谢！
张维为：现在肯定是有影响的，没有面对面、直接交流，光是通过远程交流，总是效果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总要过去。如果大家都采用中国模式，两个月之后就可以交流了，其他国家可能做不到。另外，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我们和“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在疫情中的合作还是相当多，所以坏事也许变成好事，通过我们的帮助，让他们觉得你们这个做法很好。然后，我们提出新点子、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基建可以带到“一带一路”去，卫生健康共同体过去没有这个板块，以后可以做出来，只是直接交流少一点，但是间接交流、远程交流还是继续。
高健：我想补充一点，也许我们在距离上远了，但我们的心也许更近了，因为交流不见得是必须距离的接近，其实在整个疫情中，我们关注世界上所有深受疫情困扰的国家。“一带一路”讲五通，其中有一通叫做民心相通。
所以我们更多彼此关注了，这对于未来疫情退去后的更全面的合作和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情感基础。
观众2：我叫徐敏霞，是一名大四学生。之前中日韩提出要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听到这个消息，作为学生的我很兴奋，毕竟买东西可能不用找代购那么费劲了。但是去年，日韩关系比较紧张，加上现在疫情影响，我想问问几位老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是否还能顺利实现？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大概还需要多久？
张维为：我们认为理想状况下，这三个国家走近是非常好的，因为经济上早就高度互补、高度融合，现在把它变成自由贸易区，对于三方，利远远大于弊。这次疫情袭来后，看得出来，中日韩的合作相对而言比较不错。但现在随着疫情发展，特别在日本，国内都有民族主义势力、民粹主义势力，疫情带来经济困难，日本政府想花钱把一些日本企业迁出中国，因为他们觉得太依赖中国了；当然还有外部势力美国干预等等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只能说，从理论上来讲，三方越密切合作越好，不仅中日韩合作，也带动整个东北亚、东亚、亚洲地区的合作，但是做到什么程度，恐怕跟疫情进一步发展、以及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角逐有关系。
高健：区域自由贸易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世界上，比较典型的欧盟关税同盟，以及比欧盟关税同盟稍微弱一点欧洲统一市场，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现，美国也在搞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来讲，我们可以更拓展地看，也许不仅仅是中日韩；大家都知道，亚太地区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所以东盟10+3机制往外扩展一点，把印度、孟加拉国、甚至澳大利亚等都包含在内，推动更广泛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得好，对于所有参与国都是巨大的潜在利益。?
主持人：区域合作里面蕴藏着无数新机会。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真的能不能用战略的眼光，把这种历史机遇把握住。这就是我们讲战略思维的意义所在，所以当站在这个历史时间点，用战略思维、长远眼光往前看的话，两位从图景中看到的是什么？
张维为：可能这次疫情会使所有国家都思考，下一步全球化怎么做。我感觉，从现在情况来判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全球化会有所变化，但区域化会适度加强，也就是说更近距离的全球化可能会加强；如果这个分析框架站得住脚的话，东北亚、包括刚才讲的东盟10+3合作可能还会加强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大的框架，我们看会不会朝这样一个趋势走。
另外就是确实要反思两种世界命运，一种是零和游戏、极端自私、霸权主义的世界，那老的全球化，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真正合作共赢，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对多数国家都能带来好处。
高健：我觉得，什么样的国家能够贡献关于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一种智慧，中国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守望相助的文化精神，血浓于水、特别注重人伦、常伦、常情的文化精神，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更大的关注。
（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高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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