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47年2月，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于山西长治呱呱坠地的。那年，父亲已经46岁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公私分明是我们家的一条规矩。母亲是老革命，1928年就担任过松滋县的县委书记，但她每天上下班，都是和普通人一样，自己坐公交车来回，从不使用配给父亲的专车。我在八一小学上学时，家住史家胡同。从家里到学校，路程很远，中间还要倒一次公交汽车。车费总共两毛五分，每次家里就给三毛钱。那年月，本来就吃不饱饭，又赶上长身体的时候，常常觉得饿。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三毛钱车费拿去买东西吃了，回家就只能靠走路。有一个周末，晚上六七点钟，天都黑了，我才走到家。见了父亲，我老实交代，是因为“肚子饿，把车费吃了”，一路走回来才晚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第二个星期，照样还是只给三毛钱车费。
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一辈子也吃不厌。他还特别爱吃土豆。记得我爱人第一次上我家来吃饭，看见饭桌上每个人碗里都有那么大的一个土豆，悄悄地对我说“吃不下”。父亲听见了，就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我吃。”我爱人怕父亲一个人吃俩土豆儿太撑，赶紧把自己碗里那个吃掉了。每年春天，榆树接了榆钱、柳树发出嫩芽，父亲都会叫炊事员采点来“加菜”。在他看来，这些野菜都是宝。我爱人第一次吃我们家的“野菜席”，回去以后，还闹了笑话。他母亲问：“去徐老总家吃了啥呀？”她老实回答：“说不清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我上初二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和父亲在北戴河时，胡耀邦等几个老部下来探望，父亲就留他们吃晚饭。一大锅子稀饭，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炖，大家就穿着背心，呼噜呼噜地吃开了。
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爬上爬下。住校一个星期，我的扣子都掉光了，父亲就亲自给我缝上。他会将细线搓成几股，把扣子缝结实，再绕好几圈打结、固定。这样，衣服上的扣子有的都碎成两半儿了，也不会掉。做木工活，父亲是一把好手。我们小时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全是他亲手做的，横平竖直，既美观又结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还给我们做过玩具“小手枪”。他先把手枪的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铁条穿孔当板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我和二姐鲁溪就是用这样的装备来玩打仗游戏。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里面钉子、锤子等小工具，样样齐全。平常家里的物件出了小问题、小毛病，只要力所能及的，父亲都会搬出他的“百宝箱”自己修理。
父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长征时，父亲的马背上就驮着一只猴子。这只小猴一路随行，给艰难行进中的部队官兵带来许多乐趣。打我记事起，家里还养过几只小狗，给全家人带来欢乐。
父亲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几个子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父亲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对于新事物有敏锐的判断力。父亲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来源于他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当年红四方面军在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长途跋涉中，始终没有丢弃有线通信设备。川陕根据地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父亲指挥部队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络。父亲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游击队带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红军部队，但是他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他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军队干部一定要经院校正规化培养。我和二姐鲁溪从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乃至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也是父亲的影响。戎马一生的父亲希望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出力。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像他最喜欢的那首诗——于谦的《石灰吟》写的那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大姐徐志明（小名松枝）是在父亲到延安后被接到解放区的，后来学医做了医生，是老资历的干部。别人都说，以大姐的资历，应该安排一个领导职务。但直到退休，大姐也一直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父亲严格要求家人，大姐也从来没想过借父亲的光。
二姐徐鲁溪，是我们几个孩子里最聪明的。她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研究生，是我国第一代研究生。她主持过的项目，还获得过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姐一家三口都挤在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后来赶上单位调整住房，二姐一家换到了一套2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听说二姐换房的事，先是好一顿“审问”，“审”得二姐委屈得差点儿哭起来。直到父亲确定不是她托人找关系，而是单位里正常的调房，这才放下心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妹妹小涛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最用功的一个，父亲总是表扬她“认真、踏实”。后来，小涛一路从兵团到304医院，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曾当选过“模范工作者”。
对待相知相伴、相濡以沫的母亲，父亲别有一番温情。他们有共同的革命起点——黄埔军校。父亲是黄埔一期学员，母亲当年考入的是俗称“黄埔六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父亲欣赏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母亲敬重父亲的刚正不阿、宠辱不惊。父亲平时话不多，对母亲的体贴都融入一个个细微的举动。作为军人，他走起路来习惯了大步流星，但每次和母亲出去散步时，他都会特意放慢脚步，母亲不用跟的那么吃力。有一年母亲过生日，父亲照例提前问她：“过生日了，想要什么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还从来没看见过你穿元帅服什么样，你就穿上让我看一眼就行了。”父亲一听，马上答应。他把元帅服穿戴整齐，在母亲面前走了几个来回。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成了母亲最幸福的回忆。那一身象征着至高荣誉的元帅服，父亲再也没有穿过，一直静静地躺在我们家的樟木箱里。
1976年1月，我的儿子出生了。父亲和我们商量这孙子取名徐珞。珞，是一种坚硬的石头。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后辈的期望——无论何时，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流。
父亲对我们的期许和嘱咐，让我们铭记终身。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机遇和挑战时，这些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语句，总能给我们增添信心和勇气。
1981年，我在第二炮兵某研究所与同事们一起研制我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时，父亲给我写来寄语：“天下无难事，有志者竟成。”父亲写给二姐鲁溪的八个“去做”和八个“一些”，至今仍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八个“去做”指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天天去做；复杂的事情，细心去做；重要的事情，耐心去做；不懂的事情，虚心去做；明天的事情，准备去做；大家的事情，带头去做；别人的事情，帮助去做；个人的事情，抽空去做。”八个“一些”则叮嘱我们：“工作繁忙，细致一些；遇到问题，冷静一些；处理问题，慎重一些；遇到困难，坚决一些；待人接物，热情一些；受到刺激，忍耐一些；工作方法，灵活一些。”对待孙子，父亲也延续着这样寄语的方式。徐珞至今保留着他10岁那年，爷爷写给他的手迹：“学习要踏踏实实的努力，知识需点点滴滴地积累。”
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曾经洒下热血和青春的群山之中。而他的精神和品格，也如同大山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心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向前，永远向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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