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全国战斗英雄刘子林

1958年我的父亲江涛从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回国后，经组织安排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我父亲与同在那里学习的老战友刘子林重逢。那时我刚满六岁，第一次见到了英俊的刘子林叔叔和在学院医务室工作的叔叔的爱人。我父亲和叔叔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十分亲密、经常来往。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因为父亲很忙，母亲在外工作，叔叔的爱人常帮助照看我的妹妹。两家人还专门到照相馆拍了合影，作为永远的留念。

1960年，我父亲学习结束后回到北京任职。刘子林叔叔调到了云南任师职干部。七年后，我父亲去世了，与叔叔便失去了联系。后来得知叔叔也长眠于云南金宝山军魂园。但从长辈那里听到的关于叔叔的传奇故事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刘子林叔叔是河南武安人，1926年出生。1937年日军占领了北平、石家庄，武安县的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逃。刘子林的父亲和一大批因冤案被关押的老乡们被丢弃在监狱里，既没吃没喝，又出不去，只能等死。这时八路军129师赶来，救出了老乡们。刘子林的父亲被救后，耳闻目睹了八路军的一切，很想参加八路军，但因在狱中受折磨体力不支，便嘱咐不满12岁的刘子林参军：“打日本、救中国”。孩子太小，母亲皱着眉头舍不得，早已懂事的刘子林坚决地说：“我想去，就让我去吧！”
刘子林参加八路军后，学习、训练处处走在前面。开始分配他去卫生院工作时，他坚决要求上前方打鬼子。指导员笑着说：“你长得还没一支枪高咧！再过几年吧！照顾伤员的工作可是十分重要的。”刘子林服从命令，全心全意地护理伤员。他看见八路军伤员从前线下来，不着急吃饭、喝水、治疗伤病，滔滔不绝地讲打鬼子的事情，深受鼓舞。

1938年，组织上安排刘子林到胜利报社，给编辑部主任当通讯员。聪明、勤快的刘子林深受主任的喜爱，也从主任那里学到了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逐渐地成熟了起来。

1940年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日军报复性的疯狂扫荡，再加上抗日根据地闹旱灾和蝗虫，条件异常艰苦。组织上调刘子林到宣传队工作。他看见队长把自己的鞋让给其他同志，饿着肚子、打着赤脚在布满冰凌的崎岖山路上行军，深受感动。他拿出毛巾给队长包脚，决心做一个像队长一样的共产党员。

1942年，刘子林坚决要求到第一线去，被调到寿阳县交通站担任交通员。为了送情报，刘子林学会了当地的方言，改名叫“文富贵”，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有一次，他先把情报缝在裤腿里，一摸硬邦邦的不妥，又取出来夹在鞋子里。通过敌人的“治安区”时，突然遇到几个日本兵巡逻，刘子林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干脆蹲在路旁呜呜地哭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跟前踢了一脚，问他是干什么的。刘子林低着头哭道：“我的毛驴跑了，回去我爹要打我！”日本兵看了他的良民证，又看他是一个小孩子，便吼道：“开路！”刘子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没过几天，交通站长悄悄地告诉刘子林，他送的情报帮助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1943年3月，刘子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参加了轮训队的学习后，被分配到昔阳县武工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子林历任武工队小队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他智勇双全，参加过上党、淮海、渡江、广东等大小战斗250余次，负过五次伤，立过八次功，荣获过五枚英雄模范奖章。

1947年，我的父亲江涛任中原野战军9纵25旅74团团长，年仅22岁的刘子林任该团3营8连连长。他们共同战斗了三年。刘子林英勇善战是出了名的，连秦基伟司令员都夸奖说：“大家应该向八连学习，向八连长学习。”

1948年10月下旬，为了保障全歼蒋军黄维兵团，我父亲领导的74团接受了阻击逃窜敌军的任务。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平原上打大规模阵地战。刘子林带领着3营8连战士立刻进驻到双河桥阵地。由于平地作战，虽然修筑了工事，但没有多少掩护，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等优势火力的攻击下，阻击战打得很激烈。刘子林和战友们誓与阵地共存亡，阵地前的河水都被染红了。侧翼1营的阵地一度失守，二营阵地也很危险，我父亲急的直跺脚，命令刘子林所在的3营马上出击。刘子林带领8连迅速得像旋风一样冲到1营的阵地上，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阵势大乱，夺回了阵地。刘子林在战斗中右手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战士们也越战越勇。他们在阵地上饥寒交迫、浴血奋战、坚守了六天，终于传来了“黄维兵团被全部歼灭”的胜利消息。

1949年4月22日，宽阔的长江上万船齐发，蒋军在我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般的冲击下，全线崩溃。刘子林和战友们千里追击敌人，脚磨破了，腿走肿了，肚子咕咕叫，眼皮只想往下垂，但丝毫没有减低追赶敌人的速度。

当追击到龙坑岭的双龙亭一带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雨水夹着山石向下倾斜，风在林中怒吼。刘子林发现蒋军143师的敌人占据了险要的山口，立即向我父亲报告。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和多于我军兵力的敌人，是暂停前进还是立即消灭他？我父亲说：“地形是真险啊！但是我们有压倒一切的勇气，黄河、长江都拦挡不住，双龙亭这个小小的据点，一定能够攻下它！”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刘子林说：“把任务交给8连吧！”我父亲命令1营、2营迂回包围龙坑岭一带敌人可能逃跑的道路，由刘子林担任突击队长，带领两个排，向双龙亭攀登。大雨中的山路更加险峻，战士们踏青苔、抓藤条一步一滑地向上攀登。蒋军没想到解放军如同从天而降，慌忙应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我74团全歼了敌军143师。清点战场时，我父亲问“敌师长阎尚元呢？”俘虏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最后阎尚元被战士们从草丛里搜了出来。

1949年11月广州解放以后，刘子林已升为3营副营长。在阳江追歼战中，他带领前卫连快要到达那扶圩时，通过当地游击队得知，敌保安第4师驻扎在此。在那扶圩外的一片高地上，敌人设了一个30多人的排哨。刘子林带领部队急行军，抢占了敌人排哨两边的高地，向排哨扑过去，敌人来不及开枪就当了俘虏。通过审讯俘虏，刘子林得知敌师长的住址以及夜晚的口令等情报。这时我军主力还在后面，刘子林的一个营要面对一个师的敌人。他大胆地向上级建议，由他带领一个班摸到敌人师部去，逼迫敌师长关中岳投降。营长担心太冒险了，刘子林说：“不怕，我认为这个办法可靠，只要能完成任务，我就是牺牲了也值得。”经批准，刘子林带了12名战士，每人一支冲锋枪，由俘虏作向导，乘夜色向那扶圩的敌营房挺进。他们直奔敌师长的住所，当敌师长和参谋长从梦中惊醒时，已被一排冲锋枪枪口顶住了胸膛。刘子林威武地逼视着敌人，大声说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聪明点！投降就宽大，顽固到底就坚决镇压。”敌师长自知抵抗毫无意义，惊慌失措地打电话召来了两个敌团长，并答应无条件投降。黎明时分，刘子林的3营进驻那扶圩，成排的俘虏徒手走出阵地。我军不费一枪一弹，便把敌广东保安第4师2700余人全部缴了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