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主题展览。2021年2月17日，我约了好友柴渝、崔秋、李峰一起参观展览。抗美援朝时期，柴渝的父亲柴成文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崔秋的父亲崔醒农任志司侦察处副处长、作战处副处长，我的父亲江涛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情报处处长，李峰是研究整理志愿军情报工作的军事干部，对前辈们的崇敬和对志愿军情报工作的关注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崔醒农伯伯与我的父亲江涛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战友。1950年10月25日，志司在朝鲜大榆洞组建的同时，二处（情报侦察处）正式成立，崔醒农是该处的首位负责人。同年11月，江涛率军委情报部首批赴朝情报工作调研组赴朝参战，在志司与崔醒农共同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
1953年1月，江涛再次赴朝参战，在朝鲜桧仓郡志司与崔醒农共同战斗至同年4月，之后接替崔醒农任情报处处长。江涛在志司任职期间留下了5万字的笔记，其中约30处记录了他与崔醒农的工作交往。江涛留下的影集中有两张1953年10月与崔醒农拍摄的黑白老相片，那是他们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军事代表团在北京军委情报部的珍贵合影。
2020年，我收集整理了父亲和多位前辈们的回忆，撰写了《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一文，被多家刊物与媒体转载。这篇5000余字文章中的部分重要史料，来自于崔秋转给我的崔醒农著《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侦察兵》，我由衷地感谢崔醒农前辈。我珍藏了江苏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从书中得知了崔醒农在志愿军的故事。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从东北边防军13兵团选调5位军事情报干部，以“武官组”的名义先行入朝，为我军出兵朝鲜做前期准备工作。原东北边防军13兵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崔醒农任武官组副组长，组长张明远，组员汤景仲、何凌登、黄东保（后换黎非）。
9月18日下午，武官组乘专机从沈阳抵达北京。周总理在中南海亲自向他们布置出国任务，交代具体事项时说：“为防患于未然，派你们先期入朝，实际了解大兵团出动后的后勤保障怎么解决？人员的口粮可以从国内运去，马草怎么办？需要量很大，能不能就地解决……”在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倪志亮、柴成文的帮助下，武官组快速办理了必要的手续，9月25日抵达平壤。金日成首相高兴地接见了武官组，为他们签署《信任状》，配备了朝语翻译。
武官组五人兵分两路深入朝鲜腹地，调查敌军实力、作战特点以及朝鲜兵要地志等。张明远带一人沿西路去汉城方向，崔醒农带二人沿东路沿元山、咸兴、清津考察。崔醒农一行最初乘坐吉普车，燃油耗尽后便背着电台、侦察器材徒步前进，穿越人烟稀少的高山密林，克服天寒地冻和补给困难，历经半个月的千辛万苦，完成了预定的勘察任务。
10月12日，武官组回国，由崔醒农执笔向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起草《报告》，详实地汇报了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客观地分析了朝鲜当地的环境与条件，综合地提出了部队作战与后勤保障的建议，为志愿军顺利出国、首战告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月19日，崔醒农跟随13兵团再次渡过鸭绿江。22日，他跟随彭总到达志司驻地大榆洞。不久崔醒农被任命为志司二处（情报侦察处）副处长，负责该处的全面工作（当时未设处长）。
军事情报是首长指挥作战的依据，是部队行动的耳目。崔醒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地工作，领导志司二处和各侦察部队，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志愿军军事情报任务。
1、精选人员配置装备
崔醒农重视侦察情报人员的选配，强调要极大地发挥人的因素，以弥补我军现代化装备不足的弱点。志司二处的参谋人员配备挑选有作战经验、业务能力、性格刚毅、敢于担当的军事干部。各军、师、团、营建立侦察分队或侦察小组，选派的侦察员要求机智灵活、勇敢精干。志愿军的侦察兵力由最初的4000人发展到后来的30000人，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崔醒农要求侦察人员的武器要精良，统筹为他们配备了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等侦察与传送情报的必需品。如上甘岭战斗中，我各侦察部队充分利用这些器材从正面、侧面、背面全方位地观察，及时交换情报，迅速地发现了敌军的动态。
2、指导侦察部队潜伏
崔醒农要求各部队在前沿阵地建立若干个隐蔽的观察所、防空哨，昼夜观察敌军的一举一动。侦察分队在预定地区寻找丛林、草地、乱石堆等潜伏，观察战场的地貌、道路、气候，询问当地居民，收集战场文件。各侦察分队除查明敌情，还要积极参加战斗，袭击或袭扰敌人，圆满地完成任务。
为及时了解前线的第一手资料，言传身教地指导部队侦察情报工作，崔醒农多次冒着危险亲自深入前沿阵地指挥所或渗透到敌后观察所，观察敌情、了解情况，指导侦察员如何潜伏渗透、如何眼看耳听、如何严密伪装、如何捉俘虏等。如在第一次战役期间，他不顾白天敌机的扫射轰炸，夜晚敌人的“钢铁优势”，率领113师侦察科长和一名侦察参谋，带着电台赶到温井地区组建第二观察所，严密监视龟头洞、熙川的敌军动向，布置侦察任务，汇总上报情报。
3、全面侦听收集文件
由于军事新闻一般不受限制，联合国军之间通话、空军飞行员交流、外国记者通讯常使用明语，有利于我军通过侦听获取情报。我军从国内调配来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各部，以报话机、无限电话、收音机、电台全天候侦听敌人的通讯、通话、电报、广播等。崔醒农强调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侦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求特别注重侦听敌军的兵力、部署、装备、行动等情报。如上甘岭作战期间，15军话报侦听人员获得的有价值情报有270份。
崔醒农要求部队打扫战场时，注意收集敌方的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等文件，用于破译敌军密电、查明军情。42军侦察分队在长津湖、黄草岭地区，沿公路搜集到敌军大量文件，查明了敌军的番号、编制、作战企图。
4、审问俘虏获取情报
在战场上被我军捉到的敌军俘虏，通常在前线先由我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我军后方俘虏管理处（例如位于碧潼的我军战俘营）审问。我侦察员身穿南朝鲜或美军军装进行伪装，采取机智灵活的战斗手段，截击敌军零散车辆和人员或袭击敌指挥所捉“舌头”。抗美援朝时期，被我方捕获的俘虏近两万名，我方捉到“舌头”约3000人，俘虏和“舌头”大都能如实地提供所知信息。
崔醒农亲自到收容所参加审问工作。我方通过审俘工作，了解到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
5、破获敌特分子
敌军用直升飞机夜间空投的方式，派遣大批特务空降我方区域，收集我军情报。如1953年初，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区一次空投特务96人，我军对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迅速破获与抓捕敌特，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1953年4月12日，二处获得情报：定州地区的潜伏特务与敌人派遣机关的电报联系频繁。崔醒农认真分析后认为：敌人可能获取我50军军部在定州驻地的位置，若敌空袭，我方损失必大。崔醒农立即向50军通报，此刻50军正在召开各师参谋长会议，得到通报立即转移。敌机果然在10多分钟后轰炸50军部军部，我方人员幸免遇难。
6、及时总结分析沟通
崔醒农利用战役间隙，召开师以上情报负责人工作会议，全面具体地总结侦察工作的经验教训，根据志司首长的指示部署新的工作任务，使情报干部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
崔醒农注重将上级的通报、我军的情报、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游击队的信息汇集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及时上报给志司首长与相关部门,必要时通报给友军。他与各军、师、团的侦察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使志愿军的情报工作形成了一个效率高、上下沟通、覆盖面广的网络。
崔醒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领导志司二处和各部队侦察分队，用各种简易、高效的侦察手段，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首长指挥全局提供重要依据。他回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等文献的编写。
崔醒农伯伯无愧于志愿军情报的前驱，他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贡献永载史册。
附简历：
崔醒农1916年7月出生于山东临淄县，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秘书、秘书主任，抗大一分校参训队学员，山东纵队第三旅情报科副科长，渤海军区侦察科长，山东野战军第七师作战科长，参加了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反顽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作战科长，第六纵队侦察科长、第43军侦察科长、第156师参谋处长，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渡江”、进军华南等著名战役。
1950年7月，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侦察科长，9月任驻朝鲜特派武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作战处副处长，经历了抗美援朝的全部过程，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等。
1953年7月回国后，任总参谋部情报部处长、中共中央联合接待室副主任、主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兼贵阳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贵阳市委书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等。
1981年4月正军职离休,1998年9月逝世。
此文刊登在崔醒农专著《军旅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