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长征时期，毛主席称军事情报工作是红军“走夜路的灯笼”。从土地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军军事情报工作建立了完善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抗美援朝是首次出国与多国敌军作战，在军事实力、语言交流、兵要地理、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友军配合、隐蔽战线等诸多方面与国内作战不同，使得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更为不易。
我的父亲江涛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情报处处长。“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因父亲英年早逝，我带着这个问题多次请教过父亲的老战友：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张中如，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处长沈少星，总参情报部赴朝调研组情报参谋朱永琪、王仲华等前辈。
我整理了父亲在志司工作时留下了近五万字的笔记，阅读了父亲战友的相关史料后，对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些史料均为抗美援朝的亲历者撰写：柴成文著《柴成文文集》，崔醒农著《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侦察兵》，陈皓著《峥嵘岁月纪事》，朱永琪著《在朝鲜战场的战火中锤炼》，以及江苏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等。
1、组织领导
彭德怀司令员非常重视部队侦察与情报工作。为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志司的驻地一直随着部队向前推进。彭德怀要求随时能用有线电话“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达命令。”他不仅要求侦察部门和侦察分队做到情报及时、准确，还要求“前线的军长能在一个夜间来向我汇报情况后，还能返回到前线的位置上。”
被彭德怀称为“诸葛亮”的志司参谋长解方主抓志愿军的情报工作。他在志愿军组建的一个月内，就熟悉了所属部队全体人员的编制和装备状况，掌握了有关朝鲜战场的态势等大量情报。在历次战役中，他对敌军的战略、战术，行进的路线、速度，各路的兵力、装备，途径的地形、地貌，指挥官的姓名、特点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1950年10月25日，志司在朝鲜大榆洞组建的同时，二处（情报侦察处）正式成立，该处负责人先后为崔醒农、李士奇、江涛。情报处的全体干部坚守工作岗位，将来自各方的军事情报综合汇总、相互印证、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标绘图表，及时上报志司首长，通知作战处、各兵团等有关部门，并且适当告知朝鲜人民军，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志愿军出征之前，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就开始部署军事情报工作，在整个抗美援朝时期同样高度重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根据中央指示，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情报干部先行赴朝开展情报工作。周总理指示：“我的意见还是以使馆的名义去好”，并审定了我国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公文。10日，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刚、刘向文抵达平壤。8月12日，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到任，领导使馆一班人忠实地完成了联络任务。毛主席亲自批阅了柴成文带回北京的“朝鲜战场当前的敌友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汇报纲要，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依据。
9月，中央为出兵朝鲜做前期准备工作，决定从东北边防军13兵团选调5位军事情报干部，仍以武官的名义先行入朝做战场准备。这个“特派武官组”组长张明远，副组长崔醒农，组员汤景仲、何凌登、黄东保。该组入朝后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去元山，西路去汉城，调查敌军番号、兵力、部署、装备、作战特点以及朝鲜境内的地貌、道路、气候、粮草等军事情报。
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军长吴瑞林从沈阳接受命令后，连夜返回前沿进行统盘筹划。为掌握第一手情报，他亲自带领作战处长侯显堂、侦察科长孙照普化装成朝鲜人，进入平壤以北勘察道路、地形、了解民情，研究出部队通过桥梁、铁路线的方法。他认为：朝鲜山高河多，利于我军扬长避短巧占地形，对付美军的飞机、坦克。19日，吴瑞林指挥42军第一批顺利入朝参战。
11月，军委总情报部从二处（部队侦察处）和四处（情报研究整理处）抽调9名情报干部，组成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秘密赴朝。二处副处长江涛任组长，组员：刘雨风、朱化、朱永琪、王仲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调研组入朝后一分为二：江涛率朱、赵到达志司，下侦察部队做调研，参加了第二至第四次战役；其他同志赴碧潼志愿军战俘营，审问联合国军俘虏。
2、部队侦察
通过部队侦察获取情报是我军的老传统，志愿军部队的各军有侦察科，师、团、营有侦察分队，连队有侦察员。
我军落后于敌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朝鲜战场的天寒地冻、山高路险，与朝鲜百姓的语言不通、难以沟通，都使我军的部队侦察极为艰难。各部队为侦察分队配备了较好的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侦察人员的选拔严格，既需机智灵活又要勇敢顽强。侦察官兵的数量随着志愿军入朝的数量不断增加，由初期的6千多人陆续加至最高达3万之众。
侦察分队有的穿着朝鲜百姓、朝鲜人民军或敌军服装作掩护，有的长时间潜伏在丛林、草地、乱石堆等处观察，有的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潜入敌后与敌斗智斗勇。他们还灵活机动地截击敌零散人员或车辆，捕捉了数百名美军和李伪军“舌头”，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10月25日，我40军118师侦察分队查明敌军一个营和炮兵中队驶向楚山的情报。118师在两水洞地区设伏，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予以全歼，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个歼灭战。
1951年2月11日，第四战役之横城反击战打响。我各军侦察分队除查明敌之番号、兵力、武器外，以各军的作战任务不同而侦察目标各异：参加横城战斗的侦察分队还查明敌防御工事等情报，担任阻击敌援军的侦察分队还查明敌每日进展等情报，从而保障了围歼横城2万余敌军和打援战斗的顺利进行。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68军203师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领12名侦察员组成小分队，化妆成美军顾问和伪李军小队，奇袭敌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傍晚，他们爬过悬崖峭壁，穿过灌木丛林，越过敌铁丝网，趟过敌地雷区，抓俘虏获敌口令，仅用十几分钟就端掉“白虎团”团部，缴获李承晚亲授的“虎头旗”，为抗美援朝最后一战的胜利再立奇功。
3、观察体系
志愿军入朝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以阵地战为主，开展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最后发动了三次夏季反击战役。阵地作战时，我军组织正面防御的各一线部队建立全方位观察所与观察体系，便是一种简易可靠的侦察手段。
志愿军各军、师在阵地的制高点正面建立若干个观察所，昼夜不停地观察敌之一举一动。观察所通常配备了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地势高便于白天直接观察前沿阵地上的敌人，夜间从汽车灯光判断敌人交通运输。观察所有的构筑永久性工事，有的利用坑道口，还需注意抵抗敌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观察所的建制为侦察班或侦察排，全天候轮换值班，二人一岗，一人观察、一人记录并通报，不仅向上级纵向汇报情况，还向兄弟部队横向交换情况。
在上甘岭战斗中，我军各部队在五圣山的正面、侧面、背面都建立了多方位的观察所，联通了全线观察网，对及时发现、相互交换敌方动态发挥了极大作用。
4、全面侦听
用于侦听的器材相对简单、应用方便，对收集情报却十分有效。志愿军从国内调配来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部队负责报话机、无线电话、敌军电台以及国际广播电台的全日制候侦听。
报话机作为无线电通讯工具的优势是可直接通话，并可在行进中进行联络。志愿军使用的报话机大多为解放战争时期缴获国民党军的美制报话机，少数为我国仿造的。
敌军各部队装备报话机十分普遍，通话时大多使用作战密语。我方根据敌军报话台的频率、呼号、口音、代号和破绽，掌握了部分敌方密语，有效地分析敌方军事计划与实施行动。战斗紧急情况时，敌方前线各国部队间来不及使用暗语即直接喊话，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时也普遍使用明语通话，这些都有利于我军的侦听。
翻译人员和情报人员24小时轮班侦听，紧急情况时一组监听、一组翻译、一组传送，流水作业。例如：上甘岭作战期间，我15军报话侦听收到有价值的情报就有270份。又如：我军侦听到美军次日派大批飞机轰炸我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情报，上报后使我方有一天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了损失。
战争时期，军事新闻在一定时间内具有保密性，但通常在既成事实后机密性降低，各方为扩大影响、鼓舞士气可能通过广播予以宣传。板门店谈判开始后，各国记者纷纷前来探听消息、评论报道、公开广播、抢占头条。例如：美军第3师从元山登陆并占领附近地区时，便作为抢先的新闻加以宣传报道，我军及时收听到这个消息，查明了敌人的重要行动。
5、审问俘虏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主要由志愿军负责管理，李伪军战俘主要由朝鲜人民军管理。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联合国军战俘约两万名。他们通常在前线先由我作战部队进行初审，其中相当部分在前线便被陆续释放，被送到后方战俘营关押的仅5000余人。由我军总参情报部、联络部和调查部派来干部和翻译负责审问俘虏。我军宽待俘虏，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帮助他们认清国际形势、维护世界和平，并通过审问俘虏获取了军事情报。
在我宽俘政策的感化下，战俘们大都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由此获得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美军战俘中职位最高的是美24师师长迪安少将，提供了美24师和西点军校等情况。一名黑人美俘飞行员交代：“苏军制造的米格-15战机载量轻，升高快。我驾驶美军F-86战机追歼你们米格-15时，把机头拉起开火，命中率极高。”我审俘干部将此情报通知我空军部队，我飞行员迅速作出战术调整：当米格-15被追时改为向两侧升高，损失大幅度减少。
6、收集文件
志司情报处要求各部队在打扫战场时，在溃散之敌的公路沿线，注重搜集敌军文件，特别是情报价值高的文件，如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交通信息等。机密性较高的文件要派侦察员专门送回，其它的文件可花钱雇人背回来，或者挖坑埋藏，待以后再去取。
收集香港的报刊为我军从宏观上掌握远东战争的发展，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建国初期，我军完全有能力收复香港，党中央决定留下这个弹丸之地，目的之一是因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香港不可替代地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香港每天来自全球的报刊数以百计，迅速、简洁地传递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我军委情报部在广州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各国特别是美英报刊的收集、转运、分析，从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7、破获敌特
美军具有世界上最先进、力量最强的情报机构，朝鲜战争期间从未停止过对我方的情报收集与破坏行动。其用飞机夜投、海运登陆等方式，派遣了大批特务潜伏我方区域，少则3至5人的小组，多则近百人的特务队。破获、抓捕、审问敌特，也是我情报部门和侦察分队的任务之一。
1953年初，美军拟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志愿军的任务之一是反登陆备战。美军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区一次空投特务96人，大部被我军抓获。少部漏网敌特观察到我军在东、西海岸严阵以待的情报，使美军对大规模登陆计划犹豫不决，向我军发动了“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在被我军打败后彻底放弃了登陆计划，重新回到中断了半年的谈判桌前。
8、情报英烈
准确的情报使志愿军如虎添翼，担负情报侦察任务的指战员赤胆忠心、英勇战斗、流血牺牲，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和情报人才，也有一些光荣负伤和不幸牺牲的同志。
1951年2月12日，42军侦察科长孙德普率侦察队、电台和军委情报部调研组的朱永琪、赵锐一行，利用夜幕进驻桂亭里。天刚亮遭遇敌人猛烈攻击，电台被毁，房屋倒塌。孙科长立即烧掉密码、组织突围。这次战斗，孙科长等3人牺牲，朱永琪等6人负伤。朱永琪是新入伍的情报参谋，早在出发前做了牺牲的准备，他对情报部调研组江涛处长说：“我若牺牲了，不希望家里人知道，使老人家伤心。只请将我那本战场日记交给江处长吧！”朱永琪负伤后，江处长亲自护送他到医院治疗。
由于后勤保障困难，侦察员们更是饥一顿、饱一顿，营养不良导致夜盲症，影响夜间行动。他们就自力更生，挖野菜、熬松叶汤、煮田鼠肉进行自救。在长津湖战役中，侦察员在高山深谷执行侦察任务，有的战斗伤亡，有的跌入雪谷，有的冻僵于冰天雪地中，谱写了催人泪下的篇章。
因执行情报侦察任务牺牲的志愿军指战员数以千计，其中包括：39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志司二处参谋刘家成、42军侦察科科长孙德普、20军侦察科副科长肖雁、27军侦察科副科长王希功、27军80师侦察科科长刁仁忠和副科长于斌、46军133师侦察科科长牛景瑞等。他们和千千万万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