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和沟通纵横交错的红色交通网，是打破敌人封锁的一场重要斗争，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国中将萧向荣从1929年1月到1932年4月，先后在担任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闽粤赣特委秘书长、闽粤赣省委秘书长和永定县委书记期间，将主要精力放在确保“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在《萧向荣传》序言中如此评价：在闽西苏区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营并巩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为党中央转送了大量的秘密文件、经费和重要干部，向荣同志建树的光辉业绩，都生动地体现了他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勤恳踏实的工作的完美结合。
在东江特委积累创建交通线的丰富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要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秘密交通网。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各地出现了多个以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东江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远离中共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又不靠近中央苏区，是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重要通道。
早在1928年1月，中共东江特委（以下简称东委）遵照广东省委指示设立了交通科，与省委保持密切联系，文件、信件、人员、物资往来源源不断。为了沟通东委与各县委和省委以及中央苏区的交通，东委建立了两方面的交通线：一是本地区的交通线，二是从上海经东江地区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1929年1月，在兴宁县从事革命活动的萧向荣奉调九龙嶂东委工作。不久，萧向荣被任命为东委秘书长，由此开始了参与交通线的建立和管理工作。1929年5月26日，省委再次致信东委，强调建立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并催促东委从速选派干部，建立经常与省委联系的交通工作。东委为适应形势需要，经林道文、萧向荣等人研究，决定设一交通总局，配备总科主任1人，交通员4人。下设西南、西北两个交通分局，并拟在潮汕间设一分局。这样既能加强对各县委之间交通工作的领导，又可密切与省委联系。随后，萧向荣严格挑选英勇可靠的交通员，并经常代表东委到各县去巡视指导党团工作和交通线建设。
1929年10月上旬，东委常委扩大会议对交通工作进行专门研究，作出了更全面的部署：一是由梅县负责加强对红四军前委的联系；二是由兴宁负责与赣南的联系；三是由惠来负责与海、陆、惠、紫地区的联系；四是加强对各县的纵横联系；五是加强与省委的交通联系，由东委派3人、潮阳县委加派2人到省委担任交通员，担任东委与省委的交通工作。10月中旬，陈毅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后，取道香港，走东委建立的交通线安全到达东委所在地，萧向荣和东委领导参加了接待，并为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10月底，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到东江巡视工作，历时月余，萧向荣经常陪同聂荣臻巡视。由于交通线保卫严密，确保了安全。在这段时间，海陆惠紫方面也与省委、东委沟通了联系，并把160名红二、四师的干部、战士就地疏散，30多名干部通过交通线护送到香港。红四军师长徐向前也在这时从东江往香港，经广东省委后到上海党中央分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的。
1929年12月，萧向荣随东委迁到八乡山后，便以八乡山为中心，分别设立了几条地下交通线沟通各地。萧向荣把紧缺的经费，大部分用于交通线上。至1930年夏，东委对所辖各县已建立比较完整的交通网，保证了各县、市前往八乡山参加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来往安全。1930年秋，东江特委进驻大南山后，以大南山为中心，建立了四条交通线，分别通往汕头、香港；揭阳、潮澄饶；八乡山及饶和埔和海陆惠紫等地。顺畅地沟通了全东江地区及省委的交通线。
萧向荣多次随东委关转移驻地，并且经常到区属各县、地巡视，还深入农村和山区做宣传工作，因此对交通线粤闽赣段沿线和周边地区的地形、道路、天气、敌情，以及当地干部和群众等情况十分熟悉。如水路何时水大易行，何时水小难走，陆路、山路选择哪条路线即安全又便捷等情况，他都了然于胸。
配合中央建立红色交通线并悉心经营管理
随着赣南、闽西、东江等地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上海的党中央认识到与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十分重要，提出在闽粤赣苏区设立一个独立交通网的设想。
1930年开始，红四军前委急需沟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毛泽东于6月派遣卢肇西从福建永定前往上海党中央，同时广东省委的交通员李沛群也到达上海。他们分别对在香港、汕头、大埔、闽西建立交通站，联通上海与广东、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的构想等问题，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1930年8月25日，《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了建立由汕头至潮州经大埔、永定、上杭到长汀交通线的决议。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并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和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10月，中共中央初步决定将全国主要农村根据地划分为六大块苏区，闽粤赣苏区是其中之一。在其后下发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规定“闽西、东江两特委合组为闽粤赣(苏区)特委。”当月，中共中央派新补选为中央委员的广东省委常委邓发赴闽粤赣苏区主持工作，并协助和配合中共中央建立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
11月初，邓发从香港到汕头后，走陆路交通线经过大南山东委，并主持召开了东江苏区党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撤销了中共东江特委，其原所辖地区分为西北、西南两个分委，直属闽粤赣特委领导。随后，邓发再走东委建立的交通线抵达福建龙岩县城。其时，萧向荣正奉命到江西寻邬县巡视工作，并寻机与红四军联系。当他经过龙岩时遇到邓发，邓发让他留在龙岩。12月初，邓发在龙岩主持召开了闽西苏区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邓发任书记，萧向荣任秘书长。由此，时年20岁的萧向荣便开始了闽西的革命工作，并与中央红色交通线结下不解之缘。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0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其中最重要的南方线是由上海到香港，再经广东汕头、大埔到福建永定、长汀，进入江西瑞金，内称“中央韩、汀交通线”。萧向荣除负责处理闽粤赣特委日常工作和为设在虎岗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学员讲政治课以外，邓发还指定他分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做好红色交通线的建设、经营管理和确保安全与畅通。曾担任红色交通线大埔交通中站站长的卢伟良在《缅怀邓发同志》一文中记述：“此时邓发同志除直接要我经常去香港联络外，又带回负责同志来，就委任我担任大埔交通站长，并备带武装短枪队几人护送干部，交通站交通员所需经费由萧向荣同志按核算等手续去办理。”。萧向荣来闽西之前，曾长期在东江地区工作，对建立和管理交通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指导所属各交通站的工作也就得心应手。
大埔交通站，是由粤北通向闽赣的必经要道，能不能保证正常工作，对保证交通线的畅通非常重要。卢伟良在《忆萧向荣二三事》（载1983年10月17日《南方日报》）中写道：“1931年，我在向荣同志领导下的大埔交通站工作……当时游击区的极其艰苦，经费拮据，交通站带来很大困难。怎样才能保证交通站的工作不中断呢？于是，向荣同志找我们一齐商议。”萧向荣对交通站的地理特点、人员来往等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针对路程长短、被护送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等等不同，相应订出具体的规定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
为了有利于开展秘密交通战线上的活动，萧向荣从经过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干部中挑选交通员，多次到交通线沿途认真考察，向当地党员和进步群众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很快提出应在大埔县城茶阳靠近汀江河边往青溪走向走的地方增设交通联络点。他批准拨了5两黄金，选定在大埔任职小学教员的地下党员孙世阶，在茶阳码头边上丁字街头开设了一间“同天饭店”作为秘密交通站。孙世阶为人老实，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同天饭店”以楼下卖卤味烧腊熟食，楼上作旅店住宿为掩护，暗中收集敌人情报和接待革命干部以及存放紧缺物资，在孙世阶主持下对于秘密交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此，卢伟良后来在《战斗在沪港粤闽交通线上》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记载。
1931年3月，这条被称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正式建成。萧向荣把交通线视为革命的命根子，对做好此项工作多次作出指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发行的《中共闽粤赖边区史》第89页记载：1931年4月，萧向荣任闽粤赣特委秘书长、负责交通工作期间，曾代表特委给永定县委发信，强调指出永定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巩固永定和饶(平)、(平)和、(大)埔的交通线，保障苏区与中央的联系，无论如何困难，这一任务是要尽力做到的，就是交通线被摧残了也应迅速的建立秘密交通线。”在邓发、萧向荣等人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下，红色交通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严密细致地运作，出色地完成了传送党中央和苏区之间来往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物资、经费，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等重要任务。
浴血奋战保卫和巩固红色交通线
1931年6月初，闽粵赣苏区特委改组为闽粤赣苏区省委(后称福建省委)，仍由邓发任书记，萧向荣仍任秘书长。9到10月间，红军攻克汀州，使赣南苏区和闽粤赣苏区连成一片。省委及所属党、政、军机关全部移驻汀州。萧向荣未随行，被任命为永定县县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由原交通线闽西大站主任李沛群接任。
永定地处粤闽边境，是中央苏区的东南门户，扼白区进人苏区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萧向荣担任永定县委书记后不久，又兼任县苏维埃军事部长。为了接运上海、香港等地运来的各种物资，他将溪南、合溪、大湖、太平地区的赤卫队员几百人组成了永定运输队，经常前往大埔、青溪一带运物资器材、药品、食物等。此时，正值顾顺章、向忠发等被捕叛变之后，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和各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人远走苏联外，大部分通过红色交通线陆续转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多次强调“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萧向荣深知保卫红色交通线的责任重大。
1931年秋，永定县受到敌人的四面进攻，萧向荣组织地方武装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轮番进攻，因兵力悬殊，县城一度被敌所占。但是，萧向荣在最艰难的时刻，还是保卫了红色交通线始终保持安全、畅通。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为了巩固“红色交通线”，调红十二军第一六团到永定作战。萧向荣指挥县游击队和各区赤卫队英勇配合红军作战，组织征粮、运输、救护伤病员，很快攻克了永定县城。随后，萧向荣征兵扩红为部队补充兵员，将赤坎市的一个赤卫排补充给红一六团。
永定交通站是“红色交通线”经闽西地区的一个大站，担负着接续护送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出入境及传递信息、运输军需民用物资的繁重任务。这里虽属游击区，但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有几百人的地方武装，比粤北地区相对安全些，因此过往的领导同志常常在这里休整数日，会见当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听取汇报，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然后再继续北上，经上杭、长汀出闽西至江西瑞金。萧向荣常常深入到交通站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把有限的经费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去。
对在交通站工作的同志，萧向荣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一次，卢伟良外出执行任务，途中他的马死了，行李也丢了。萧向荣知道后，立刻把自己的短皮大衣从身上脱下来送给卢。卢开始不肯接收，萧向荣硬是要他收下。冬季、初春卢伟良外出执行任务时，靠着这件短皮大衣度过了许多阴冷潮湿的漫漫长夜。由于皮衣短，盖着它睡觉需要卷缩着身体。卷缩着身体睡觉，就成了他几十年来的习惯。卢伟良每当往身上盖被子的时候，就自然地想起萧向荣送给他的那件短皮大衣，想起萧向荣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这段往事，是卢伟良在撰写《忆萧向荣二三事》（载1983年10月17日《南方日报》）中的深情回忆，由此，萧向荣对交通员的战友情谊可见一斑。
出色完成接待和护送领导干部的任务
对于从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来的领导干部，萧向荣都认真参予研究接待办法，并向他们介绍交通沿线情况，解决他们途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1931年1月，叶剑英等三人在交通员护送下到达永定虎岗的闽粤赣特委机关驻地。萧向荣周密安排了接待和护送方案，他和邓发等人热烈欢迎叶剑英等人的到来，并向叶剑英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几个月后，邓发和萧向荣派了一个连的武装，护送叶剑英以及逗留在永定的其他同志约30多人，经上杭、长汀到达中央苏区瑞金。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由上海经汕头、大埔、永定去瑞金。萧向荣早就安排好了迎接和转送周恩来的准备工作。在2008年第4期《福建党史月刊》刊载的《接周恩来进闽西苏区》一文对当年的经过有如下记述：萧向荣提前几天就写信给省委秘书长李沛群，请省委安排两匹好马，并派两个精干的马夫到永定来接人。李沛群接信后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在当地找马，而要省委派人派马呢?后来才知道是接周恩来。周恩来抵达永定后，萧向荣和永定县团委书记戴镜元等人在虎岗半山腰的“秋云楼”等候迎接。周恩来对沿途交通站的工作高度肯定，要萧向荣做好永定县和交通站各项工作的汇报准备。周恩来在永定的赖家祠召集县委同志开会，听取萧向荣关于永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党的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还到正在召开的县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讲了话。18日，萧向荣等人日夜兼程护送周恩来，经上杭于22日到达闽粤赣省委所在地汀州，年底到达中央苏区腹地瑞金。此后，在萧向荣任职闽西期间，周恩来还多次途经永定往返于上海与瑞金。
1931年7月下旬，邓小平夫妇经红色交通线到达闽粤赣苏区省委，受到邓发、萧向荣等人的热情接待。1931年12月底，聂荣臻从上海转往中央苏区，到达永定时与萧向荣重逢。还有刘伯承、伍修权、陆定一、邓颖超、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近百名领导干部，均由红色交通线途经永定进入瑞金。萧向荣每每接到艰巨任务，均亲力亲为做好相关接待和护送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还有是1931年11月，萧向荣组织护送了众多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到瑞金，圆满完成了任务。
萧向荣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认真抓好每个细节的工作，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这期间，没有一位被转送的同志出现伤亡事故，转运的文件、物资、资金等均如数保障安全到达。萧向荣对党、对人民、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给中央领导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其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浓墨重彩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作者：罗雄，现任梅州市公安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系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广东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广东省文物行业协会副会长、苏区精神（广东）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来源：岭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