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父亲江涛传记时粗浅地知道，“七.七事变”后刚满18岁的父亲放弃了未完的学业和优越的家庭，奔赴延安寻求抗日。国民党严密封锁进步青年赴延安之路，父亲只得先来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介绍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他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选派到延安抗大学习，从此将一生献给了我军的情报事业。
我想进一步了解：父亲那些进步青年是如何从西安走进革命队伍的？那时我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怎样的？母亲的战友丁文阿姨告诉我：“那时吴德峰领导我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他的女儿吴持生清楚这段历史。”经阿姨介绍，2011年我数次来到持生大姐家，听她讲述父辈的故事，听她唱起当年的歌曲。之后，我一直关注持生大姐的“二丫头新浪博客”，并参加了《吴德峰传》的新书恳谈会。
我党的隐秘战线有两条线：一条是“情报保卫”，一条是“机要交通”。被毛泽东、周恩来尊称为‘吴德老’的吴德峰，是我党“机要交通”的创建人之一。他1896年出生于湖北省，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联络局局长，解放后任武汉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担任了多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政协常委、中共七大代表等，1976年在北京逝世。抗战时期，吴德峰在西安领导我党情报工作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功领导西安情报工作
持生大姐告诉我：抗战初期从西安进入延安的渠道有三个：一是通过我党的机要交通，主要是知名人士或重要人物；二是通过我党的地下组织，由地下党的关系介绍；三是通过“八办”，像我父亲江涛这样的进步青年大多经“八办”介绍。
当时我党在西安的机构有三个：一个是有合法身份的“八办”，伍云甫负责；另一个是国民党认可的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杨清（欧阳钦）负责；再一个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吴德锋负责。这三个机构密切配合，工作有条不紊，毛泽东、周恩来曾称赞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吴德锋随同周恩来乘飞机赶赴西安的中共代表团驻地。经过一周的斡旋，他尽心尽力地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那时的西安是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门户，也是敌我斗争的前哨。“西安事变”后，遵循毛泽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吴德锋遵照周恩来的组织安排，化名吴铁铮，由公开转入地下，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38军高参的身份作掩护，在西安构建、领导我党的情报工作组织。与他一起开展秘密工作的有：以竞存中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的爱人戚元德、罗青长、陈养山、蹇先佛、陶斯咏等同志。邓颖超因治疗肺结核病与吴德峰家人同住在兴隆巷的四合院里。
准确的情报直接关系到对敌斗争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安全。在国共合作与抗日斗争的复杂形势下，我党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又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打入敌特组织的肖德、霍建台等同志，在吴德锋直接或间接领导下潜入敌人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全国解放后，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来到西安，之后给蒋介石上书说：“你（蒋介石）的特务全是社会的渣子，而共产党的特务都是他们的精华。在你的电台周围布满了共产党的电台，你的命令下达两个小时还没有到你的部下手中，就已经传到共产党延安总部……”。
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可靠情报
吴德锋对西安社会各阶层进行系统、详尽的调查研究，上至党、政、军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经过认真分析，他认为其左、中、右势力中，中间势力占大多数，是可以争取共同抗日的力量。他将调查与分析写成资料上报党中央，并数次回延安当面向毛主席汇报，得到了毛主席支持与信任。吴德锋的调查研究对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中央1940年决定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在华北、华中、西北各根据地内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右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我陕甘宁、山西、河北地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吴德峰通过关系获得准确情报，迅速报告党中央，编写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保卫了我党中央和延安边区。
与敌斗智被称“老奸巨猾”
持生大姐说：“我党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既要求是对党最忠诚、革命信仰最坚定、革命热情最高，又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心理素质，要勇敢、果断、机智、细心。”吴德峰领导的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因此被国民党称为中共特务的三大亨之一——“老奸巨猾吴德峰”。
1938年，吴德峰秘密情报机关设在西安曹家巷12号，后来13号住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的同志建议搬家，但吴德峰认为不宜马上更换，应利用“灯下黑”的保护伞与敌周旋。一天特务跟踪吴德峰走进曹家巷胡同，吴德峰灵机一动，径直叩开13号的大门，还热情地同开门的人搭话，跟踪的特务以为他是自己人就走开了，不再跟踪。
有一天，吴德峰与罗青长带着装有秘密文件的手提箱在街上走，敌特突然在街两头设哨卡搜查行人。进退两难时，他们迅速走进街边的书店买了一本软皮碑文字帖，借开箱取钱将秘密文件夹进字帖里，再请店员用包装纸将字帖卷起来包好。吴德峰在哨卡接受搜查时，若无其事地将手中的书举过头顶，伸开两臂让宪兵检查，结果有惊无险。
吴德峰对付监视我“八办”的特务很有办法。一次，他让人抬来两个装满石头的大木箱，令伪装成“黄包车夫”特务拉着装木箱的黄包车围着西安城转，把特务累得再也不敢来了。还有一次，他叫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八办”门前伪装的特务左拍右拍，把特务也吓跑了。
间谍 只有死间 没有活间
吴德锋与戚元德夫妇生育了九个子女，大多送人、夭折、下落不明，小女儿吴持生是唯一随父母长大、有机会聆听他们口述历史的孩子。吴德峰告诉持生大姐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吴德锋在西安曹家巷时，把长征时使用的两把手枪子弹上膛，隐藏在堂屋的神龛洞里，随时准备紧急情况时使用，并与妻子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戚元德病逝前向持生大姐口述历史：我按组织决定，亲手记载整理了许多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情况。其中不少无名英雄始终鲜为人知，甚至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却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政治面目。一名我党的隐秘党员官至国民党中将，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他的妻儿生活悲惨、备受歧视。他的儿女多年后怀疑父亲是我党的谍报人员，千方百计找到党内资料才得知：“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
吴德峰在文革前曾向周总理汇报：很多隐秘战线的同志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其英雄功绩不允许公开宣传，甚至牺牲后遗属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周总理很重视此事，明确表示：找个适当机会，把这些同志或遗属找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照个相，做个结论，留做日后历史的鉴证。
可惜周总理日理万机，文革中为保护老同志倍受围攻刁难，这一心愿终成历史的遗憾。周总理是我党隐秘战线的统帅，心里牵挂着千千万万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情报精英和无名英雄。他临终前最后接见的是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最后的嘱咐是：“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听持生大姐讲述父辈的故事，我一次次深深地被感动！我感谢大姐竭尽全力地整理父母的笔记、文件、录音、相片，使这些珍贵的史料得以保留传承。我更感恩隐秘战线的前辈们做出的丰功伟绩与无私奉献！
此文刊登在2018年第四期《长治方志》和11月《红色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