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摇篮摩托学校

魏强。

俄乌战争已经3年多了,纵观目前的中东战争,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军队,这是一场现代信息化战争,如果没有高精尖现代化武器、没有机械化军队是很难战胜对手的。

特别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系统化、智能化等也运用到如今的战场上,落后就要吃亏就要挨打;未雨先绸有备无患,现代化机械化信息化数据化军队及军事院校建设,摆在每个国家面前。

自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日本鬼子开始发动侵华战争,仅在百余日内长驱直入日军就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大片领土。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并于当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省,继而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隘和河北省滦县、察哈尔省多伦等地……。

在日军侵华作战中,日军的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利用中国军队技术装备落后的劣势,动用了新研制的坦克装甲车辆,支援步兵战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残酷的战争现实告戒中国军队,提高部队新的军事技术水平,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1937年初,延安城充满新的生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局势转向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进入新的阶段。为准备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纵观世界战场如果没有现代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战胜武器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特长,他认为,一旦全面抗战开始,苏联会援助中国抗击日本。苏联援助,首先是军事装备的援助,包括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汽车等,红军目前能掌握和维护这些装备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如不及早培养,一旦军事装备来了,将束手无策。

机械化离不开摩托《发动机》,摩托是英文单词“motor”的音译,指发动机或内燃机“现代化机械基础动力源泉,也是必备装备设施”无论汽车、坦克、飞机、舰艇等,都是以发动机技术为核心的,学习这些装备,摩托是必修的最基础的知识技能。

刘鼎提出,先办摩托学校,为部队培养一批掌握和维修各类发动机的技术人员,先以学习汽车发动机为主,再根据需要逐步扩大培训内容。这一想法具有前瞻性,同时也适应眼前急需一批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的需要。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周恩来、朱德和刚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萧劲光等的支持。

1937年5月5日,朱德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指出我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包括提高军事技术与加强军事教育,他强调,“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

1937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摩托学校,任命刘鼎为摩托学校校长。

摩托学校选址在延安东关外清凉山下的飞机场,可以说与延安飞机场是一体。刘鼎曾三次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在这个飞机场起降。这是一个临时使用的简易机场,除了一条宽百米长两千米的黄土沙石铺的飞机跑道外,仅有靠山根的七八间破旧的平房。在这里办摩托学校,完全是白手起家。因为没有住房,学员们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挖自己住的窑洞。很多南方来的学员没有见过窑洞,就请陕北老乡做师傅,轮流换班,昼夜施工,经过努力不到一个月就挖了近20孔窑洞,并且平整了操场,改善了学习、训练环境。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袁国平、彭德怀、任弼时等,“现军委开办一摩托学校,由步校选调学生廿名,务于本月12日由庆阳动身来延安。学生条件如下:一、政治坚定,党团员;二、年龄十八岁至卅岁;三、能看普通文件及会加减乘除;四、身体健康,有战斗知识或机械知识”。

中央组织部调来傅江任教务长,还调来了几位专职教员。分成两个学员队,第1队30多人,是从前方调来的科长、干事、参谋和警卫等;第2队50多人全部是抗大调来的连、营、团干部,刘华清任学员大队大队长,学员前后共招150多人,都是从八路军中挑选的青年骨干。

学校的实习工厂有三四名技术工人和五六辆破旧汽车,这。汽车也是军委总后勤部调来的:有福特牌的、别克牌的,有四缸的、六缸的,这时摩托学校的主要教学和实习的工具在准备就绪。

刘鼎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沈丁祥,他原是上海一个铁工厂技术人员。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极其缺乏电工、机械等各方面技术人员,从上海工人队伍中选一些愿意参加革命的技术人员。

沈丁样就被组织派到陕北苏区来,一起来的有六个人,都是车、钳、铣、锻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到保安后,沈丁祥等四人被分配到吴起镇,在缝制服装、被褥的兵工厂里修理缝纫机,因为沈丁祥是专门搞发动机的、就被刘鼎发现调到摩托学校来,一起筹办学校,负责总务和接待。

1937年6月,摩托学校正式成立,当时口号是“为了未来战争”、“为了大反攻”,开学典礼是由校长刘鼎主持,朱德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朱德说学校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要求学员们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奋斗、刻苦学习、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同时也期望学员们学到一点技术后千万不能自满,须知(知道的意思)知识技能是学无止境的;他当时指出摩托学校的任务就是为了迎接革命的胜利,建设我军机械化兵团、坦克部队和航空兵。

学校创业期间,基本是白手起家,边筹建边教学。教学采取理论学习为辅;实际应用为主的教学方式。

理论上课时:最初没有教室上课和实习就是在露天进行或在搭临时棚子里,学员们带上自己的小马扎,一排排整齐坐好,听讲课和做笔记。后来就在窑洞教室里上课没有黑板,就在墙壁上挂上一块涂上黑颜色的门板,垒几块士坯,放上一块木板就成了课桌,没有教材,校长和教员们根据工农干部的实际情况编写油印,内容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在学习中交流经验,研究革命战争中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白天的时候,窑头上、山沟里、机场边,学员们这里一堆、那里一伙,随手抓来石块、树枝、青草,摆画机件的形状钻研探讨;夜里,他们围着煤油灯,将油印的教材放在膝盖上学习,所有窑洞的灯光都亮到深夜。

由于学员的文化基础差别很大,有许多的人没上过中学,这就要补习一些文化基础课。开始时教员少,刘鼎就什么课都讲:物理、化学、外语、文学、历史、政治等。

在学习生活中,学员最感到吃力的是数学。数学教员王克和两个由清华大学来的教员特别耐心,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直到大部分学员听懂为止。为了跟上课程进度,教员当天讲的课程学员都在当天消化,作业也一定在当天完成。那时,一到夜晚,大家就围在煤油灯前,作业本往膝盖上一放,就开始做作业或复习教员当天讲的课。夜深人静之时,王克总要给一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学员加“小灶”。

更多的时间是上实习课,学校专门拨出-台载重车,沈丁祥是专门搞机械和发动机的就当了这方面教员,当着学员的面把汽车拆了,解剖发动机,对照实物讲发动机原理,讲电磁、白金、线路,讲电学、光学、声学、控制学,使学员很快就了解掌握了发动机原理和汽车维修技能。他还教过萧劲光将军开汽车及驾驶过程的陪练。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没有汽油就门派人去延长油矿帮助他们炼油,炼出混合油,使用这种油对汽车有损伤,但有了油总能把车子开动。

学校在汽车驾驶训练时,有时就把两根较粗的树干搭在壕沟上,汽车轮子要正好压在树干上,开过壕沟……。

学习的课程除了马列主义和文化课外,主要是学习装甲和航空两个专业方面的汽车、坦克战术、航空以及修理等。我军的第一所摩托学校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办起来了。

后来整个延安的机动交通运输工具有福特牌轿车2台,道奇牌、雪佛兰牌和斯蒂贝克牌载重车各1台,后又调来苏联吉斯牌载重车10台,各种美国造卡车9辆,共计20多辆都集中在摩托学校管理和维护。

关于汽车学校是一方面作为教学设备,据老军工沈丁详回忆摩托学校除了培养军队的机械人员外,实际上还兼有红军交际处的职责,到机场接送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等使用的车辆,要求高度保密,纪律非常之严,其中一台福特牌轿车专门留给中央领导人作为专用车管理和使用的。

学校还要担负延安至西安的来往人员接送物资运输任务,承担整个边区机动车辆的维修工作。

摩托学校还兼延安飞机场的管理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国共合作的局面、常有国民党方面从南京、西安或兰州等地飞来的飞机、也有苏联方面来的飞机。这些飞机只要降落在延安机场,都由中央交给摩托学校来负责管理和保养检修的,当时也算高科技了。刘鼎又要履行机场场长的职责。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学员到飞机上参观,增加对飞机上机电设备的了解。

摩托学校不仅由于兼当飞机接待站成为延安通往外界的门面引人注目,而且实际上成了当时延安的科技中心。摩托学校接受中央组织部的委托,负责接待全国各地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科技人员。刘鼎等相关人员要出面和这些科技人员谈话,了解每个人的经历、学历、专长和意向,经过初步的考查,再由组织部门安排到能发挥其专长的工作岗位去。

延安摩托学校学员在学习实践课时,勉强还有几部破旧汽车代替,学航空的困难就更大了。学员大部分时间只能听教员讲课,偶尔有架苏联的飞机飞到延安,大家才有机会上飞机去见习一下。

每当遇到这种机会家都兴奋不已,生怕飞机很快飞走。从黄昏直到天明,大家排成队耐心地等候轮到自己上去见习一次。深夜,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棉衣都披上了霜花,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有的学员刚走出飞机驾驶舱,又排队等着轮上第二次。这以后,为了了解和掌握机场的地勤工作,上级决定把飞机的保养、上水、加油、加温以及飞机升降的地面信号等工作,都交给摩托学校。学员们每次都高兴地把飞机迎来,又惋惜地把它送走。有一次,一架救护机出了故障,延安摩托学校的航空教员带着几个学员敲敲打打地拨弄了一天一夜,居然修好了,连飞行员也惊奇地称赞延安摩托学校创造了奇迹。学员就这样在飞机上见习了六七次,才对飞机的性能、驾驶、战术、投弹等有了初步的认识。

国共两党的谈判在1937年上半年几经周折,终于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北苏维埃工农政府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8月中旬开始,完成改组的八路军三个师部队陆续开往华北抗日前线。刘鼎熟悉的老同志一批批先后离开延安,而又有一批批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投奔到延安来。

1938年初,一些人从苏联学成回国,并从新疆入境,辗转到达延安。党中央十分珍视这批从异国归来的特种技术人才。

毛泽东特别接见了他们,对大家说:“你们当中很多学的是汽车、坦克和飞机,现在还用不上,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但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定能用得上。”不久,这批回国人员的大部分人被安排到摩托学校。

学校开设了坦克专业,但没有坦克教练车,学员都没有见过坦克什么样,刘鼎和教员就在墙上挂起一张坦克挂图,通过画图,用汽车比较,知道了坦克的威力、性能以及如何配合步兵作战。学了单车和排连战术理论后,学员们都想实际演练一下。没有坦克,教员和学员就一起制造假坦克,用绿被单把汽车蒙起来,装上假枪、假炮,有了坦克轮廓,在延安飞机场摆出配合步兵战斗队形。

9月的一天,摩托学校出动5辆“坦克”,参加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步坦联合战术演习,这也是我军第一次“步坦协同”演习,信号弹升空后,5辆“坦克”成现三角队形,从待机阵地徐徐开出。由于发动机烧的是混合油,平时就响得厉害,演习时挂的又是低速挡,马达隆隆地吼叫起来,真有种坦克轰鸣的气氛。粗大的木棒被涂上颜色之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活像炮管。扮演步兵的抗大学员跟着“坦克”向“敌人”阵地冲锋。

观看演习的人们惊喜地看着这场新鲜的“战斗”场面,指着演习的车辆说:“啊!坦克就是这么个样!”为此,摩托学校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很有名气。在抗日前线,日军的坦克横冲直撞、耀武扬威,部队一时不知道怎么对付它。抗大要培训反坦克战术技术,首先要打消除学员对坦克的恐惧心理,进而学会打掉坦克,或从敌人手里夺取坦克来武装自己。

摩托学校制作了一种能运动的“坦克”,供抗大学员打坦克演习用。这种“坦克”是用木板钉成个坦克模型,涂上颜色,装上轱辘,用长绳拴上,由人牵着运动。当“坦克”运动到一定距离时,学员从堑壕里投掷集束手榴弹:直到把它炸坏。通过这种演习,解除了不少官兵对坦克的顾虑,大家对打坦克心里有底了。后来摩托学校还研究出一套只炸断履带不伤机器的缴获坦克的方法。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摩托学校组织了向毛主席和从山西前线回来的朱总司令表演了利用坦克模型进行的“步坦协同演习”,并展示了他们研究的“用集束手榴弹炸断履带,缴获敌人完整坦克”的方法。

摩托学校教员和学员在回忆在摩托学校说:“刘鼎非常了得,就是一个神人,他是创办摩托学校的积极倡导者。懂技术、学历高、动手能力超强;他是中国共产党军工事业的主要创始人,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经朱德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后在闽浙赣苏区从事军工生产,担任洋源兵工厂政委。他知识面很广,知识很渊博,和任何人都能说内行话,跟钳工,讲钳工的话;跟车工,讲车工的话;和知识分子就讲知识深一点的话;见外国人,就用外语讲话。真让人佩服。他还能和丁玲谈文学,讲小说,两人讲得挺热闹的……”。

1938年4月,延安摩托学校第1期学业全部结束了,延安摩托学校创办了一年多,到办学的后期,多数学员已经学会了修理和驾驶汽车。为于充分发挥载重汽车的作用,学校还承担了延安和西安间的资物运输任务。

1938年10月,学校停办刘鼎被调到抗大任政治主任教员,摩托学校其余教员由中央组织部另行分配工作,教学设备和仪器等则交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使用。

中央组织部在陈云主持下、蒋林彬、刘子立、夏伯勋、黎明、李庆山等50多人,分到新疆,再转到苏联学习飞机或坦克的修造。其余的教学人员厉瑞康、郭栋材、沈丁详等人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摩托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摩托学校毕业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八路军、解放军建设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空军和装甲兵等方面的领导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授予或晋升为少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曾在摩托学校学习过的有林彬、赖春风、安东、何济林、张树芝、刘镇、夏伯勋等。

摩托学校从创建到结束,尽管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却一度成为延安的科技中心,也为我军培养科技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军第一支现代化机械化部队的人才培训摇篮!

感谢刘鼎及沈丁详、梁松方后代提供宝贵资料及图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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