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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确实是对抗日有功的明白将军。
他在1960年代写道：蒋介石、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把其对手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悍然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犯。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国民党军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则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弄得蒋介石内部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
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议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军长余锦源等二十余人，加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署长等，共一百二十余人。
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充满了沮丧的神气，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把两年来在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许多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对方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对方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对方控制了中国，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会议的头两天以大部分时间就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尤其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此役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五个师共三万余人被消灭）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黄伯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被消灭）。大家因为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集中地批判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同时，还演了一幕滑稽戏，说是黄伯韬救援区寿年兵团行动很积极，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作战有功，由蒋介石亲自授给他一枚所谓国民政府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会议的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作全般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和何应钦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的报告的头一段对对手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污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手；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裸裸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共约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宋希濂1960年代自己说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在江西时，对方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他，现在对方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对方主力，结果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蒋家王朝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决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纷，……总的说来，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
何应钦为什么要把这些数字公开报告出来呢？宋希濂认为何应钦他是具有两种用意的。第一，两年来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得这样惨重，表明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军队指挥权和军政大权这两年来都是由陈诚掌握着。第二，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何应钦交出军政部长，其后又派他到纽约去充当派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既无实权，又无事做，何应钦是极不甘心的。他作这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和陈诚的泄愤和报复。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那时任装甲兵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司令是徐庭瑶），蒋介石特地叫他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蒋介石又派他的两个侍从秘书轮流到会，记录每个人发言的内容并观察会场的情况。这一天何应钦的报告和一般情绪的反映，他们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据曹圣芬（即上述两个侍从秘书之一，湖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以后对宋希濂说：“当我们共同把会场情形和何部长报告内容向总统报告时，先生（指蒋介石）气得满脸胀红，连胡子都翘起来了，两手撑着在室内走了许久。”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穿着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自己的一枚最高勋章和美国杜鲁门总统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汹汹地走上了讲台，把脸孔绷得紧紧的，把凶恶的目光向会场一扫，随即开始发言了。他说：“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对方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切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局，……”很显然，蒋介石这一番话，是针对何应钦说的。但这位何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若无其事地倾听着，没有任何激动和不安的表情。蒋介石继续说：“对对手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宋希濂听了他这一段话，自己认为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呢？宋希濂说自己这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向来把哲学当做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扯到哲学上面去了呢？蒋介石在发言中既没有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对方的哲学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对付的方法，更使宋希濂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毫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对方大过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对方’的心理。”他并讲了一段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扫平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历史，勉励大家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
会议的第五、第六两天，多为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那些人讲了什么话，内容如何，宋希濂自己说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的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总之一句话：全是困难、危险、叫苦。
宋希濂自己说也在会上讲了约二十分钟的话，除了简要地报告新疆的情况外，自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自己今年由新疆两次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等地，会见了不少的军官，他们都说对对方的仗很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励士气呢？（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的向心力一天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宋希濂当时在会上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最多者不得超过三十元，借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宋希濂的发言尤以其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多人的同情，孙立人、黄伯韬、李树正等在发言中都支持宋希濂的意见。会议的第七天也是最后的一天，由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原文记不得，大意是这样的：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对方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对方渡江，并相机打击对方。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这个方案获得了全场一致的同意。
会后的第二天下午七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宴请参加会议的人，蒋介石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了一篇题目叫“为什么要剿灭？”的宣传印刷品，他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篇东西的内容仍然是什么“对方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对方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对方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公妻……”等等。
会议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叫宋希濂和杜聿明、黄维去见他，他对杜聿明说：现在派你去徐州“剿总”当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对方是不敢轻举渡江的。对宋希濂说：你不必回新疆去了，现在调你为华中“剿总”的副总司令并兼一个兵团司令，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对方进入四川及阻止对方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对黄维说：派你到平汉路的信阳一带编组一个兵团，主要是防止对方进犯武汉。他对大家把任务交代后，还说了一套早已证明无用的他那战略战术。杜聿明曾提出他不兼兵团司令，由邱清泉担任，蒋介石当时没有同意。宋希濂自己说对于新的任命，没有多大兴趣，于八月十日偕眷带着小孩到上海、杭州一带去旅行，在车上遇着范汉杰（他那时任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夫妇，他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我们于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回到南京。当天下午五时蒋介石把宋希濂和范汉杰、黄维三人找去，问大家为什么还没有走？大家不敢说不想干，只说还有些问题正在和国防部接洽尚未获得解决。蒋介石带着很严厉的态度说：不行！你们可派一个人留此办理。他随即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于明天派飞机把宋希濂等三人送走。宋希濂对于蒋介石那种家天下的作风，本来早已心怀不满，在一九四八年也已看出这个蒋家王朝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重重，临近总崩溃的前夕。仍然走着这条道路。
晚年的宋希濂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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