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日，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回想起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与八路军129师后代寻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的情景历历在目。我阅读了1980年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的《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198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9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晋冀鲁豫边区史》、以及《税出太行》等文史资料，对抗战中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自1941年9月1日正式成立至抗战胜利，带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创立了不朽的功绩。1948年8月19日,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合并成华北人民政府。至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为适应抗战而创建边区政府
1940年10月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治安强化”方针、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加紧疯狂的大“扫荡”。大批国民党军投敌成为伪军，反共顽固派进一步封锁、包围、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加之自然灾害接踵而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面积缩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下降，经济困难。那时的根据地没有统一的党政领导，仅由八路军的各军分区代为监管，存在各自为政、无章可循、管理杂乱等问题，已经不适合抗日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各方面工作开展，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势在必行。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山西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提出：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统一党的政权领导。同年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村成立，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任。
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在山西辽县桐峪镇召开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将鲁西的33个县划入本区，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选举了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驻会委员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人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高等法院院长浦化人，正式委员15名，候补委员4名。
1941年8月24日至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决定调整区划为太岳、冀南、冀鲁豫3个行署（因太行区作为政府直辖区不设行署），21个专区，通过了各级政府领导人员的任免名单。
1941年9月1日，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挂牌成立，1942年2月迁驻涉县弹音村，1945年12月迁驻武安，1946年3月迁驻邯郸。
晋冀鲁豫边区的辖区为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地区，包括山西东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和西南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的60万平方公里，拥有县城105座，人口2550万，是我党在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1940年7月14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
二、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
根据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指示精神：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人们的政权，是几个抗日阶级阶层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组织形式是“三三制”，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
边区政府的产生严格执行“三三制”，既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结果，又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证；既坚持各类代表占三分之一，又保证共产党员占领导地位。例如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133名参议员中，邓小平、滕代远、李大章、李雪峰等共产党员参议员46名，占三分之一。临参会的议长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申伯纯，两位副议长分别是国民党员、开明人士宋维周，国民党员、国军新编第五军副军长邢肇棠。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临参会为边区最高人民代表机关，边区政府由临参会选举组成，并受临参会监督。边区政府坚持民主建政，直接关系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社会各界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例如山西辽县人民推选临参会参议员时，共产党员李雪峰与民主人士阎濂甫在辽县参加竞选，他们二人各自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辽县推选临参会参议员大会于6月22日在桐峪镇第三高小召开，参会代表、各区参观团及临参会筹委会代表百余人参加。经过无记名投票，李雪峰以绝对多数当选，整个会场一片欢腾。
边区政府贯彻“三三制”切实做到了自上而下、落到实处，从军队到地方，从各党派到各阶层，从各群众团体到各级抗日政府，积极热烈地进行竞选活动，公开投票选举。例如在太行根据地大多数村庄的投票率在80％以上，有的达到95％。太行三专区武乡、榆社、襄垣三县的598位当选的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群众为选出的村长和村政委员披红戴花，举行庆祝会，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深得人心的社会现象。
三、完善政府职能 法律法规
边区政府先后设立了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军区司令部、高等法院、公安总局、交通总局、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农林总局、粮食总局、贸易总局等职能部门，各部门分工合作，总理全边区政务。政府的干部工作积极、生活简朴、随处办公、杜绝官僚，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拥护。
边区政府审议通过了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施政纲领：
1、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坚决团结进步，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
2、加强与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建立人民子弟兵。
3、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民选各级政府。
4、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
5、努力经济建设，增强边区财富，确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
6、对敌实行统治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
7、调整劳资双方利益，巩固阶级团结。
8、加强农村阶级团结，给予农民一切贫苦人民与游民分子以生存教育的机会。
9、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0、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
11、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
12、建设卫生行政，减少人民疾病死亡。
13、面向敌战区开展敌占区工作，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
14、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
15、保护外国侨民，加强国际友谊。
边区政府颁布了各项法律法规，制定了实施办法与规程及特别地区单行法规，如：《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军事支差条令》《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等。
之前因无统一的法律法规，对于汉奸、特务、犯罪分子的处理往往是不杀即放，极少履行司法程序。边区政府统管辖区后，掌管各级政府机关的任命或处分，有权停止或撤销违反法令、越权、其他不当行为者。边区对犯罪分子既坚持法律制裁、又促其悔过自新，注重保护军婚、优待抗属，将刑满释放者交村民监督改造，呈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大好局面。
四、率领军民顽强战斗 打击敌人
只有在军事上打击敌人，才能打开困难的局面，边区政府健全主力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协同合作的武装体系。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两年，对敌作战的重点是交通破袭战与反“扫荡”作战，开展对敌作战7976次。
边区政府大力发展县、区基干队，组织民兵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积极展开对日伪军的游击战，镇压汉奸、特务，掩护党和政府的工作，保护群众的人力物力，汇集和传递情报，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边区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公开与隐蔽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1944年已发展到40万人，1947年除大批参军外仍有70万人。例如：日伪到村里抓民夫修路、修碉堡，民兵在途中投掷几枚手榴弹并大喊：“游击队来了！”民夫们乘机一哄而散。又如: 日伪逼迫村民向据点送粮食，民兵在途中一阵射击，村民乘机向敌人报告：“粮食被八路军抢走了。”令敌人真假难辨。再如：1943年5月反“扫荡”中，太行区参战作战的民兵达14679人，作战2255次，毙伤日伪1902名，俘虏日伪26名，捕捉汉奸敌探445名。
1942年春，边区创建了一种新的战斗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3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武工队集军事、情报、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于一身，对敌人进行综合作战。他们以30至50人为一队，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群众工作的组织者。武工队战功卓著，如1942年夏季反“扫荡”期间，在正太路炸毁敌火车7列，在和顺、辽县打掉伪政权159处。
在平原地区，为抗战需要组织军民花费了巨大的劳动挖了人行道沟和地道。人行道沟仅在冀南区就有25000公里，对于民用车辆毫无阻碍，便于徒步的抗日部队隐蔽活动，而日伪的运输汽车、装甲部队和重武器装备则寸步难行。地道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体系，各家各户有自己的密洞，村村户户相通，既有利于藏身隐蔽，又有利于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五、领导人民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边区政府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领导抗日军民“一手抓打仗，一手抓生产”，统一财政管理、统一会计制度、统一金融体系、统一财税管理，集中财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边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边区政府制定了《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草案》，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颁布公粮、税收征收办法，组织税务人员向群众和商人征收救国公粮和税款，首创有序合理、科学规范的税收制度，为部队筹款增加了便利，使八路军可以全力以赴地抗击敌人。边区每年的财政总收入（按小米计算），抗日战争时期约在3.5亿斤到4.5亿斤之间，解放战争时期约在14亿斤到16亿斤之间。
根据中共中央1941年发布的《对法币问题的指示》，边区停止了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边区的金融机构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是唯一的流通货币。这项决策使边区统一了流通手段，打击了伪钞的侵入，活跃了市场贸易，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边区遭受旱灾、水灾、蝗灾、雹灾、传染病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日军频繁的毁灭性“扫荡”，边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杨秀峰主席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边区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颁布多项法规文件，减免灾区应征的粮款，惩办不法商贩，组织军民修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开展生产自救，有效地增产增收。
六、落实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为争取团结一切要求抗日的人们（包括一些赞成抗日的地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1942年1月28日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将以往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削弱剥削的路线与办法。
同年10月1日，边区政府颁发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全面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一政策的落实，一方面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克服了灾荒困难；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有一定的收入和经济地位。
减租减息的实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开始除部分开明绅士外，遭到地主阶级的歪曲、拖延、抵抗，引起农民与地主间的尖锐矛盾。边区政府及时进行大规模的“查减”运动，充分发挥贫、雇农的骨干作用和斗争力量，发动群众依法核减，召集佃户和地主双方出席会议，调节处理各种问题。随着减租减息政策深得人心，激发起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2年边区展开减租减息后，当年部队的秋季屯粮便按时完成，部队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得到补充和扩大，大批青壮年涌跃参军参战。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领导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活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精兵简政，军民团结，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等诸方面卓有成效。使我想起在边区政府旧址展览中毛主席曾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的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