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杂志社
本文系冯健老人口述，陈冰郎、陈巧巧、陈海蓝整理。
抗战女兵冯健
1923年10月，我出生于安徽蒙城。我的爸爸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兵，遣散后回来，外公是地主家的长工，妈妈生下我时怕养不活，扔在乱石岗，后来家里4姐妹一起哭，又把我抱了回来，这是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劫难。
苦难的童年
年底爸爸妈妈带我来到上海，妈妈在上海申新七厂当摇纱工，爸爸替人送煤球。当时我每次路过学校，学校的大门都是花铁镂空的，好看极了，所以就想上学，想要书包，但是家里穷，我就想做工攒钱做学费。
9岁那年，我进了日本人开的棉花厂，靠近黄浦江。每天我们几个小孩跟着一个年长的师傅拍棉花。人家是机器弹棉花，我们是用手拍，一个铁皮打包的棉花包拆开后，我们的工作是拍松它，接着向棉花浇水，之后日本人再把这些棉花重新打包运走。在棉花厂每天回来手和手臂都是肿的，每天大概工钱是二毛钱，有时三毛钱。后来棉花厂失火，我从楼梯上滚下来，虽然逃出火海，但摔伤了腰，至今还有疤痕。
我在家养好伤后，还是渴望读书。妈妈心疼我，拿出自己的一件夹袄和小姨绣的肚兜去当铺当了几块大洋，高高兴兴读了一年书。这时候哥哥得了猩红热，住在仁济医院很阴冷的隔离区，由于没钱医治，就这么死了。哥哥死后，我辍学了。那时，我心里许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医生。
当时家里住在杨浦区一大片弄堂里，我睡的地方是楼梯底下，被窝里永远会挤着一窝猫，很暖和，似乎也觉得有了陪伴。
11岁我进了美国人开的美安公司＂小囡囡牌＂毛线厂当童工。机器很长，刚进厂就听说有个小姑娘4个手指被轧掉了，心里很害怕。我的工作是细纱间，要上机器的，是挡车工。当时在机器上手臂要架7桶棉纱，有时架不动，用围兜兜着。老工人则尽力帮助我们小孩，让我们偷偷休息，瞒着“拿摩温（工头）＂。每天工作12小时，就吃自来水泡饭，偶尔妈妈会给我饭盒放一块咸鱼，真的高兴死了。
所以1950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选的就是工厂管理学，我就是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那时就是＂机器吃我们的肉＂，我忘不了没有那些老工人的保护，或者我们这些小姑娘不死也残了。那是一茬茬的童工啊！
＂八·一三＂事变，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市区，我们随难民从杨树浦逃到现在西藏路福州路那里，爸爸妈妈没来得及撤退，我带着弟弟被安排住在现在云南路上的临时房子，周围都是逃难的人群。当时福州路叫四马路，那时候的上海，一边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边是灯红酒绿，真的很离奇。等到爸爸和妈妈后，他们一批是被一辆运狗的车送出来的，过了外白渡桥就扔下了。我们再次汇入逃难的人群，做小船到的苏州，再从苏州坐闷罐车到的安徽。
回到蒙城后，我就住在县城姨娘家，暂时在县里的一所小学读书，这段时间大致是1937年到1938年间。随着战事发展，这时蒙城也不安全了，我们就继续往乡下疏散，住在叫＂邵先生＂的远房亲戚家，就睡在铺板上。
投身抗日
日本人经过蒙城县后，我一个人跑回蒙城参加当时蒙城地区的＂青抗会＂，仍旧住在姨娘家，参与宣传抗日的活动。加入安徽省抗敌协会第16工作团，当时一起在街上刷标语，散发抗日宣传品，当时领导蒙城地区的地下党工作的书记是邵光同志，我们在16工作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工作方法。同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记得还有梦元、陈光等。
1939春的一天晚上，邵光同志通知我到城东土地庙，正式向我介绍毛泽东和共产主义，介绍延安有抗大，有女子大学，问我愿不愿意去延安工作？我当即答应了。邵光同志嘱咐马上回去与父母商量，准备路费。父亲同意我去延安，因为没有钱，父亲将我爷爷和奶奶的祖坟卖了，给了我三块钱。
三天后，我参加了第一批赴涡阳新四军游击支队联络站的队伍，同行的有周波、戴非南、丁演礼、岳翠荣、刘×云共6人。到达涡阳联络站后，接见我们的是任泊生（后任新四军联络部长）与徐今强同志，任部长告诉我们去延安的路被国民党封锁了，目前难以通过。他让我们选择两个方案：一、马上返回蒙城继续做地下抗日工作。二、附近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愿意去可以报名。我们一致决定：去部队打游击。
听彭雪枫同志的报告
涡阳附近麻冢集，是彭雪枫将军指挥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我们带着任泊生写的介绍信，在麻冢集见到了彭雪枫将军。
我们在部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任泊生同志曾开玩笑地说我年龄太小，不适合去部队。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可是我爸爸卖了祖坟送我找共产党，我不能给父亲丢脸，因此，我是抱定主意坚决要求打鬼子上前线的。彭雪枫将军在欢迎会上说：你们蒙城来了个自称希特勒的县长，是顽固派，是反动派，我们就是要消灭他，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你们要学习文化，有文化教员为你们补习。到连队后，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没有书我可以送给你们。
欢迎会结束后，我们就算是入伍了。真没想到会那么快找到部队，也没想到会这么快见到彭师长，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我穿着参军前在蒙城做的＂列宁装＂双排钮棉袄，先后分配去了＂海燕剧团＂、＂拂晓剧团＂参加演出工作，我记得俱乐部主任是阿乐，拉得好胡琴，团长陈守川，导演是苏理同志。
入党仪式
1940年4月20日早上，部队举行纪念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总队长鲁雨亭牺牲追悼会，我们总支书记吴宪同志（解放后任浙江省委书记）带着我、周波、戴非南、丁演礼、岳翠荣等几个同志，在女生宿舍对面一间屋内，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领誓人是指导员王英。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王英同志。
那一年，我17岁。
冯健与战友们在一起。左起：冯健、周波、杨瑾、朱慈慧、王静溪。
战火中的演剧
我自1939年入伍开始，就投入了部队的宣传、演出工作，主要从事的是话剧表演，还兼演唱战地歌曲、活报剧，很多剧目都是抗日根据地流行的作品，还有我们部队自己创作的作品，例如《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丁赞亭》、《大红鞋》、《流寇队长》等，也演出苏联的剧作如《棺中女郎》等，冼星海同志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我也参加了排练，下部队慰问和去地方演出时还担任过合唱指挥。
新四军4师在兴新集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邓子恢政委当时都在，我很幸运被选到台上去指挥合唱队演唱＂五四是我们中国的青年节＂。
解放区首次上演剧作家曹禺的作品《原野》，是很轰动的事。导演苏理同志要我演“金子”，结果对角色体验太深，吓得发高烧。但这部大戏也彻底锻炼了我，使我对戏剧表演有了真正专业的认识。
在抗大四分校
在剧团工作期间，我又得到了去抗大四分校学习的机会。我是幸运的，在未满16岁就投身革命于彭雪枫将军麾下。彭雪枫将军是我军文武双全的指挥员。我渴求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开始步步实现。直至晚年，我仍认为：无论在哪里念书，我都是优秀学生！
1942年，我与时任新四军四师宣教部长的陈其五同志结婚，因此也有更多机会与首长接触，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张震也都分外关照我。
冯健与陈其五
在四分校，我还得到了彭师长送的最珍贵的礼物——一本小日记本。日记本上有彭师长的题词“自强不息，冯健同学自勉，彭雪枫”。这是彭师长为奖励优秀学生的礼物，而且是彭师长当场写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彭师长把他那支随身带的题词用的钢笔也随即赠送给了我，这可是一支名牌金笔啊！它一直伴随着我，后来钢笔的吸水胶管老化了，我还是一直用着，把它做蘸水笔使用。可惜的是，那本小日记本在动乱年代丢失了！
彭雪枫同志赠送的钢笔
在抗大四分校短暂的学习，提高了我的文化基础，也奠定了我更远大的革命理想。在彭师长题词的鼓舞下，我一辈子都在做好学生，好干部，好老师！
冯健与战友们在彭雪枫同志墓前。左二起：俞剑琴、冯健、邱一涵、路慧明、林颖（彭雪枫夫人）。
陈毅同志谆谆教导
1950年第三野战军保送我、王效平和黄石文三人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在南京火车站，碰巧看到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看到我就叫我：＂大红鞋，你上哪里去啊？＂大红鞋是我演过的角色，陈老总喜欢开玩笑，总是特别幽默。当他听说我们是去人大读书，高兴得把手一挥：＂你们跟我走！＂这样，在陈老总的热情邀请下，我们三人乘上了他的专列，大家兴奋异常。车过山东时，陈老总开始跟我们讲水浒，接着讲到读书，他特别严肃而深沉：＂你们读书是幸福，不是去清华，那是美国人建的，你们是读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学校，教你们的苏联老师，他们在卫国战争中都牺牲了自己的亲人，你们要认真好好学习！＂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我毅然选择的专业是工厂管理系。记得周而复同志问我：“你怎么不去读电影学校？”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想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其实，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自己是童工出身，见过机器对工人的伤害，学会新的工厂管理知识，是我新的目标。我就是“想让机器不再吃人！”既然选择工厂管理系，数理化，外语等一门都跑不掉！
冯健（右）在人大读书期间与曾菲同志（赖少其夫人）
我是基础课俄语的课代表，我的老师叫保尔达妮娅，记忆里她永远穿一件黑色上装。正是有一批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撑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学员的知识与理想的天空，我至今怀念他们。
我是一个童工出生的苦孩子，一个只念过一年小学，经过抗大四分校再培养，文化程度依然很低的青年，进入高等学府，全部由苏联专家讲课，数理化、微积分，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天书！可我硬是靠着彭师长“自强不息”4个字的激励，靠着抗大精神，以全优的成绩完成4年学业。期间，我还曾以优秀学生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后因我爱人突发大吐血，没有成行。
亲爱的银杏树，我聆听，我诉说，我们
永远没有秘密——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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