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一1953年3月5日，一说为1878年12月21日），格鲁吉亚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大元帅，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99年因革命活动被开除，成为职业革命家，化名“斯大林”，意为“钢铁之人”。
约瑟夫．斯大林
1898年，斯大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1941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领导卫国战争。1945年获“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出席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塑造战后秩序。1953年3月5日突发脑溢血逝世。斯大林是共产国际（世界共产主义者联盟，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人、是对20世纪苏联及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对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斯大林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赠送手枪给项英、毛岸英？其含义不言而喻，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一、斯大林是何时认识项英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陷入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从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召开中共六大起的3个多月时间里，会议地点几经酝酿，因安全难以保障，无法定夺。
恰逢共产国际决定1928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希望中共派代表参加。经多方考虑，中共中央希望把中共六大会址定在苏联境内，并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并把会议的举办地点定在了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
中共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市南部郊外五一村公园街18号，属于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距莫斯科市中心40公里
自1928年4月下旬开始，出席中共六大的100多名代表，冒着危险，分批前往莫斯科。为确保安全，参会代表一律使用编号,不使用自己的名字。其中，瞿秋白是“21号”，周恩来是“22”号。这是中共党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用代号参会的全国代表大会。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大代表名单
图示：杨殷（3号，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委候补委员），徐锡根（6号改5号，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委候补委员），周秀珠（44号，六大主席团成员，纱厂女工，中央后补委员）
瞿秋白 周恩来
由于时间紧迫，多数省份来不及选举代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潭秋、李富春等党内主要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出席中共六大。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中共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1928年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列席证（俄文印刷：“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盖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徽章）
各路代表经历千辛万苦，于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928年6月12日（一说9日），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前来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向忠发、李立三、项英、张国焘、邓中夏、黄平等人。王明时任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在场担任翻译。大会副秘书长黄平回忆，斯大林当时穿一身士兵军服，一双粗牛皮靴子，衣肩和帽上都没有标志，像一个复员的农民。
瞿秋白主持预备大会，确定了主席团名单，他们是曾文甫、项英、徐锡根、余茂怀、关向应、向忠发、王凤飞、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杨殷、邓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简青、王藻文、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斯大林（苏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是会议召开时间，莫斯科西南郊外的五一村迎来了它最高光的时刻，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等熟悉的面孔不断闪现。与会代表142人，正式代表84人。项英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六大代表共12人：徐锡根、郭纯志、王若飞、项英、姜永和、陈治平、朱松寿、温裕成、蒋云、温少泉、蔡畅、严朴。（李蓉：《中共六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项英在六大主席团分组时同斯大林、布哈林一组（《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8日）。在大会讨论中与格勒尔（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部长，俄国人）多次争论，对“盲动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激烈批评，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项英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1日六大闭幕后，项英留在莫斯科参加了7月19日的六届一中会议，在会上两次发言，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据张国焘回忆，项英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按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出席和指导中共六大）的说法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米夫在选举结束后还表示共产国际建议由项英负责党的工运工作，“得到一致通过”。（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7-388）
7月20日，项英出席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被指定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主席团成员，与周恩来负责中共六大各省代表团书记制定各省工作大纲和六大代表回国事宜。在“共产国际六大”，项英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六大期间：周恩来记录的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与斯大林谈《中国革命情势》的手稿（1928年6月）
项英长期从事工运，在党内和工人中有较高威望；在六大上多次发言，提倡党内肃清错误，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项英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想法也是契合，共产国际主张领导干部工人化，在36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向忠发、李立三、项英等工人干部均任要职。会上，毛泽东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此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从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对此不理解。”
项英和王明（30年代）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工人出身的项英非常看重，决心大力培养他。在共产国际六大期间，斯大林特别约见了项英，并与其讨论了相关的中国国内问题。斯大林甚至告诉他，四川是个好地方，到那里发展是最佳的选择。在见到项英后，斯大林还送给了他一把手枪、一支笔。手枪上写着“项英同志存，约瑟夫.斯大林”。
在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会见已是至高荣誉，赠送手枪更体现了斯大林对项英的希望。斯大林见过不少中共高层领导，但获赠手枪的，仅项英一人。
二、斯大林是何时接见毛岸英的？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汉族，谱名远仁，字岸英，化名杨永福，俄文名谢廖沙，湖南韶山人，中共党员，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8岁时，由于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敌人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其来到上海。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毛岸英兄弟结束了在上海长达五年的流浪生活，来到莫斯科。1937年，毛岸英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不久担任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一些在苏留学生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以便参加苏联红军，与德国法西斯抗争到底。毛岸英先后3次上书斯大林，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军作战，但始终没有得到回信。1943年1月，参军意愿强烈的毛岸英来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被授予中尉军衔，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军校毕业后，毛岸英任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战略反攻，长驱数千里，冒着枪林弹雨，驰骋于欧洲战场，一直攻到柏林。
据载，1940年，为了保护中国革命的后代，周恩来在苏联的时候，曾与斯大林商定：不让中国的孩子上苏军前线打仗。朱敏（朱德的女儿）回忆：苏德战争开始后，已经长大的孩子们希望能进入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习技术后能上前线参加战斗，但是未获同意。据说这是周恩来和苏联方面谈好的条件。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回忆：据说是斯大林签的命令，不让我们参军，而且允诺只要我们高中毕业，就给苏联国籍。但在国际儿童院，只有一个人破例参加了苏联红军，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纵横》，2013年第四期）
攻克柏林后，毛岸英被分配到苏联的外国语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此时，已经23岁的他决定回国，投身到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去。
1946年1月2日，毛岸英回国前，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毛岸英，他笑着同毛岸英握手说：“前线指挥官报告说，你干得不错！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并赠送了一支精致的手枪。其后，毛岸英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注：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于1945年10月中旬回延安，突然生病，病很怪，2个月不愈，中共中央急电苏共和斯大林，请求派医生为毛主席治病，主席知道后不同意，但电报业已发出。斯大林派来的医生是外科医生阿洛夫将军、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而此时，毛岸英正在等待回国）。回国之前，贺子珍和娇娇（李敏，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为毛岸英送行，毛岸青帮助哥哥整理行李。毛岸英于1月7日到达延安，毛泽东抱病亲到机场迎接分别18年的儿子。1月8日，经师哲提议，毛岸英与父亲在延安王家坪合照留影。（《中华儿女》杂志，2021年第17-18期）
1946年1月8日，毛岸英与父亲在延安王家坪留影
注：1、毛岸英回国时间：一说是1946年元旦前，多数说是1946年1月初。根据资料，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3日，斯大林正在和蒋介石派到莫斯科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谈判，在此期间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由于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是新年元旦，因此1月2日是接见日，毛岸英于当日或晚些回国较为可信(［美］ 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1月7日毛岸英回到延安，时间也是吻合的。斯大林几乎在同时接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长子，也是罕见。2、关于赠枪时间，一说是1945年初，苏德战争结束前夕，毛岸英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见，为表彰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贡献所赠。
俄罗斯政府授于毛岸英的“二战反法西斯勋章”
据载，1945年6月30日，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和特派员蒋经国等到达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相关问题，在当天的礼节性会面中，斯大林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热情。特别是对蒋经国，斯大林显得格外亲切。“啊，尼古拉同志（蒋经国的俄文名字），我们又见面了。”斯大林微笑着，示意警卫递上一支精美的俄制冲锋枪（PPSh-41俄制冲锋枪，波波沙冲锋枪，1941年制）。他让蒋经国站到自己身边，将这支冲锋枪赠予蒋经国。7月4日晚，斯大林在办公室单独与蒋经国会面。斯大林对蒋经国还是客气，不像对宋子文板着脸。斯大林先盛赞蒋介石，也问起蒋方良以及蒋经国在苏联出生的长子近况，蒋经国作了简短回答。斯大林拿出一把苏制左轮手枪，说：“这把枪作为我送给您的长子孝文的礼物。”
三、斯大林赠送项英和毛岸英的手枪到哪里去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赠送项英和毛岸英等人手枪呢？众所周知，苏联（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列宁、斯大林都酷爱武器，特别是手枪。兵器厂的工人和外国朋友为表示敬意，也喜欢送斯大林新制造的手枪。因此，斯大林的枪库里收藏了一些小手枪，有时还会挂在墙上，据说这并不是炫耀，而是为了心灵的安宁（图示：马卡罗夫手枪，苏联枪械制造商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1949年。枪管上刻有“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70岁生日，来自图拉枪械制造商”）。另外，对立战功的将领，苏联政府和领导人也会特别赠送手枪或马刀以示表彰，这种奖励称为“革命荣誉武器”，枪上会镶嵌红旗勋章、人名和年代。看起来，这是一个光荣传统，但在战争年代给中共重要人物赠送手枪，意义就不一样了。
1、赠送项英的枪是什么牌子、到哪里去了？
据载，斯大林赠送项英的是一只勃朗宁手枪，勃朗宁手枪种类较多。FN M1900是美国枪械设计师约翰．摩西．勃朗宁与比利时FN兵工厂合作推出的第一支半自动手枪，因握把上有枪的标志，子弹上膛要向后拉一下套筒，故俗称“枪牌撸子”。
勃朗宁M1910手枪是由勃朗宁于1910年设计、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半自动手枪。套筒口部的环形滚花结构为其特征，在中国被称为“花口撸子”。1922年推出改进型 FN M1922，枪管加长，弹匣容量增至9发。20世纪上半叶勃朗宁手枪广泛流通于欧美及中国，并被仿制。斯大林是在1928年赠送项英的手枪，因此有可能是FN M1922勃朗宁手枪。
笔者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是哪一天？》一文中写到：“在皖南事变爆发约两个月，1941年3月初，项英、周子昆等突围后与警卫员黄诚、军部副官刘厚总隐藏于皖南山区蜜蜂洞内。3月13日凌晨，刘厚总开枪刺杀了项英与周子昆，抢走了项英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黄金、法币、手表、三支枪支和自来水笔，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关于三支手枪，据项英的警卫员和其他人在现场的检查，发现项英、黄诚的手枪都没有了（周子昆的手枪在突围途中已丢失）。项英的手枪还是斯大林送给他的，枪上刻有斯大林名字。项英在1928年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六大”，大会期间，项英面见了斯大林，斯大林送了他一支笔，一把勃朗宁小手枪，为什么送这两样呢？据称这两样就是斯大林起家时的装备，即“一手拿笔写文章，一手拿枪干革命”。刘厚总带走的三支手枪中，一支应是其本人的。
刘厚总得手后迅速逃逸，先跑到太平县隔河里向国民党的一个保长投诚表功，保长等对项英周子昆并不在意，但对刘厚总身上的钱物和手枪很有兴趣，全部搜走了事，刘厚总落了个两手空空。勃朗宁手枪最后去了哪里，再无音信。
2、赠送毛岸英的枪是什么牌子、到哪里去了？
据载，斯大林赠送毛岸英的是一把苏制手枪，但具体是什么枪型并未说明。有称是托卡列夫手枪，该枪是由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费德尔．瓦西列维奇．托卡列夫于1930年设计、图拉兵工厂所生产的一种半自动手枪。该型手枪是1930年苏联采用的军用制式手枪，又称为TT-1930/33手枪，后经改良，TT-1930/33改称TT-1933（TT33，1936年开始生产）是当时苏联最有名气的手枪之一，“TT”两个字母中前一个T代表图拉兵工厂（Tula），后一个T则是设计者托卡列夫（Tokarev）的姓氏开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TT33是苏军军官的标配，由于坚固耐用，被称为“钢铁之牙”。
1954年TT33停止生产，但授权一些国家生产和仿制。托卡列夫手枪握把上的五角星周围有CCCP标志。中国国产51/54式手枪的设计来自托卡列夫手枪。在TT33之前苏联装备使用的是比利时莱昂.纳甘设计的M1895纳甘转轮手枪。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使用的手枪种类很多，主要是毛瑟C96手枪（驳壳枪）、毛瑟1934手枪（张嘴蹬），也有勃朗宁和左轮等。后来，我军开始装备国产51式手枪。
195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彭德怀称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随后，毛岸英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0月中旬，安东（丹东）锦江山“为解放辽东人民而牺牲的烈士纪念塔”前（1949年10月1日奠基，1950年4月建成）：毛岸英（后排左二，志愿军司令部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着朝鲜人民军干部服，和司令部的战友徐亩元（后排左一，作战参谋）、杨凤安（后排左三，军事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唐本（后排左四，机要科长）等合影。背景纪念塔露出“牺牲”二字，这是毛岸英去朝鲜前的最后留影。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同时牺牲的还有作战参谋高瑞欣（原西北军区作战参谋，接彭德怀命令入朝，于11月18日到志愿军司令部报到），在场的成普、徐亩元两人离门较近，跑了出去，成普面部烧伤。事后，志愿军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张仲三指挥警卫排战士清理被烧毁的房屋，从灰烬中清出毛岸英、高瑞欣的遗骸，由于两人被烈火焚烧，遗体很难辨认。
丁甘如（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志愿军首长办公室主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61年少将）、赵南起（司令部朝文翻译兼参谋，朝鲜族人，建国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人通过现场遗留的手枪、手表和“皮带扣”（一说是纳甘手枪护圈）残骸进行辨认，根据手表残骸判断出毛岸英遗体（当时办公室只有毛岸英有手表），此手表是张文秋（毛岸英岳母）在毛岸英出国前送给他的。“皮带扣”是高瑞欣的，如能确定是纳甘手枪的扳机护圈，那就说明高瑞欣携带的是纳甘左轮手枪。图示：高瑞欣（左一）和战友合影。
高瑞欣遇难17天后，女儿高彦坤（杨彦坤）出生。几个月后，高瑞欣妻子李翠英得悉丈夫牺牲的噩耗，当即昏倒在地。高瑞欣牺牲时年仅23岁，到朝鲜才7天。1997年，也是偶然，高瑞欣之弟高子刚在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发现了哥哥的身影，通过这部电影，高子刚找到了高瑞欣的遗腹女杨彦坤，杨彦坤得知真相已是47年之后了。
赵南起（左三）从朝鲜回国前，和战友在毛岸英烈士墓前合影 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