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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解放之初,为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主力追歼残敌,公安武装担负内防任务。全国基本平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刚组建的军委公安司令部等驻扎在广济寺等破寺旧庙,因执勤任务重顾不上建营房且不能住民房。领导们在简陋大殿办公,挤坐床板开会,机关人员搭地铺,出行靠自行车和有轨电车,保留一天两餐习惯,吃高粱米,加班才有面条汤,此前实行供给制,津贴仅够买必需品,但无人动心。许多重要会议在广济寺召开,部队组建工作在此完成。当时部队条件更艰苦,如铁道公安部队,不少哨点无房住,住山洞、破堡,大雪天搭房糊墙,战士们仍乐观表示要保证铁道畅通。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队承担着维护国内治安的重要任务曾称“内防”,后改称“内卫”。内卫虽无硝烟,实则是个战斗岗位,暗藏敌人破坏力巨大,公安部队战士时刻都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有战士巡逻时遇特务行凶,不顾危险紧追不舍,直至确保群众安全才开枪;还有战士执行警卫勤务时,为检查可疑新土不惜以身涉险。上海警备区战士在敌对分子常出没之地冒雨埋伏,成功抓获企图破坏的土匪,使当地秩序井然。守卫鞍钢的公安部队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在瓦斯管道着火时冒险救人,确保了工厂安全,被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称赞鞍钢的恢复、重建和发展离不开公安部队战士的英勇保卫。
上世纪50年代初,四川、云南等边远地区残匪肆虐,或窜扰或煽动暴乱。公安部队组织大规模清剿,第一阶段主要对付股匪,动用30多个团兵力,打了大雪山、黑水等著名战役。如云南对付李弥残匪,部队进剿3个多月,巩固了西南边防;黑水战役投入2万余人,大获全胜。部队剿匪十分艰苦,在峻岭上连续露营,手背布满裂口,冻坏脚,粮秣补给困难。剿匪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黑水战役中战士带病作战、负伤不下火线。股匪基本消灭后,清剿散匪成为重点,部队调集有经验者组成侦捕小组,专案包干,用机智坚韧战胜狡猾顽固,最终将残匪涤荡干净,巩固了西南边防和社会治安。
从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美国及其在台湾的代理势力加紧空中派遣特务,企图获取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公安部队依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重点山区设立反空降武装便衣据点,联合民兵和群众联防,进行严密布控和层层封堵,随降随歼,多次成功抓获空降特务,击落敌机。作战中,部队克服严寒、高原、密林等极端环境,坚持长期伏击、徒步追踪,体现出高度勇敢与机智。经过不到两年的持续斗争,共捕获特务261名,缴获武器和电台若干,彻底粉碎敌人的空中破坏阴谋,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向世界揭示了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行径。
解放之初,中国“有边无防”甚至“无边无防”,边境地区条件复杂,给敌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建立边防组织和武装力量刻不容缓。1949 年 11 月各地建立边防部队,后由全国公安部队接替任务,成为边防第一道屏障。上世纪50年代,沿海地区是斗争前哨,美蒋特务机关常派武装特务偷渡、偷袭。边防公安部队加强警戒、组织军民联防全力捕歼。如在广东阳江县黄花环地区,边防公安部队和民兵将 16 名武装特务一网打尽。此外,边防公安部队还打过不少硬仗,如 1953 年东山岛之战,守备的华东边防第 80 团面对 1.2 万余敌军,顽强抵抗,在增援部队到来后协同出击,大败敌军,受到军委通令嘉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边境形势复杂多变,边防公安部队既要沿海与美蒋特务进行殊死斗争,也要在毗邻社会主义国家边境巩固友谊、协作防敌,在接壤民族主义国家地区依法处理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在港澳等前沿口岸,还需应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帝国主义挑衅,如1952年澳门关闸口事件中,边防战士英勇接旗并坚守阵地,迫使敌方道歉撤退,取得政治、外交胜利。部队在中央指导下,灵活运用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保证边境安全。随着任务发展,1955年公安部队改编为公安军,1957年再分交地方和省军区指挥,形成专职人民警察体系,标志着我国边防与内卫建设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