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未来指挥官 杨南征
武器装备的对比图表固然清晰，但战争的算式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当技术的光环日益耀眼，我们更需凝视技术背后的人性深渊与战略智慧。
在当代军事论坛与媒体分析中，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氛围似乎日益弥漫。军事专家的讨论焦点，往往集中于武器平台的性能参数、智能算法的先进程度、作战系统的自动化水平。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促使我们重回军事思想的源头，去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其核心框架“五事七计”中，并未将“武器”单独列出？在人工智能、无人装备重塑战场面貌的今天，毛泽东“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著名论断，是否已然过时？
本文认为，孙子的宏大视野与毛泽东的深刻洞见，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智能时代展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它们共同指向战争的本质规律，超越了具体的技术形态，是对战争胜负根源的终极回答。
一、孙子的“五事”为什么不含武器？
《孙子兵法》开篇《计篇》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考察的方法，即“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道、天、地、将、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确实没有“武器”的独立席位。这是否孙子的疏忽？
1.1 “五事“的本质是综合国力与战略评估
孙子的“五事”是一个系统性的战略评估框架。“道”，指政治是否清明，民众是否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即“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是政治基础和民心向背。“天”与“地”，指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是影响军事行动的外部客观条件。“将”，要求统帅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品格与才能。“法”，则涉及军队的组织、编制、法规和后勤保障。
在这个框架中，武器可以被视为“法”的一部分（如“主用”，即军需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或是“将”在运用“法”时所掌握的工具。孙子之所以不将其单独强调，是因为在他看来，武器是隶属于国家整体战略能力的一个要素，而非决定性的独立变量。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经济、自然、人才、制度等综合国力的比较，即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种思维层次，已然是超越纯军事的大战略思维。
1.2 超越“器”的层面，直指“道”的本质
孙子超越了单纯军事技术的范畴，直指战争的政治本质与人的能动作用。他深刻地认识到，“道”是首要因素，政治对战略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战争是为了“安国保民“，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种思想与2300年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谋而合，且更为古老和深刻。
因此，孙子并非不重视武器，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更根本的体系之中。他认为，真正强大的不是锋利的矛与坚固的盾，而是能使矛与盾发挥最大效能的政治机体、指挥艺术和保障体系。这种思想，与后来西方军事理论中一度盛行的“唯武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毛泽东的论断：在“钢”与“气”的辩证中把握胜负
2.1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这一判断的核心在于，武器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都需要人去发明、制造、操作和维护。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包括了政治觉悟、战斗意志、战略战术和牺牲精神等丰富内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展现了“钢少气多”的惊人力量。他们依靠灵活的战术、顽强的意志和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弥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劣势，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正是“决定的因素是人”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曾指出，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这股“气”，就是人的精神力量。
2.2 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
毛泽东的论断是辩证的，他在强调人的决定性作用时，从未忽视武器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高度重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想方设法改善部队装备。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力推动国防现代化。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因素必须与武器因素相结合，脱离了先进的武器，人的牺牲可能会更大，胜利的代价会更为沉重。
三、智能时代的再审视：为何“人的因素”更加重要？
进入21世纪，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智能化加速演进。无人机、自主系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战场，是否意味着“人”的作用在下降？恰恰相反，智能时代更加凸显了“人的因素”的决定性地位。
3.1 智能技术是人的智慧的延伸与外化
无人机并非真的“无人”，智能化也不是武器变成了人。其背后，依然是人的设计、人的编程、人的决策和人的控制。人工智能算法是人类智能的产物，无人作战系统的规则由人类设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重视武器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智能化战争是“人在回路”的战争，只是“回路”的形式和距离发生了变化。
3.2 战争的政治属性和复杂性对“人”提出更高要求
智能化战争并未改变战争的政治本质。战略决策、道义争夺、民心争取，这些政治层面的较量，绝非算法所能承担。面对战争的迷雾与复杂性，指挥员的战略直觉、临机决断、创新思维和伦理判断变得愈发关键。例如，在混合战争、认知域作战中，如何识别真相、凝聚民心、争取国际支持，这些都需要深刻的政治智慧和人性的洞察，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3.3 血性胆气与战斗精神仍是战斗力的“倍增器”
即使在“键盘对战场”的今天，军人的血性胆气、纪律性和牺牲精神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基石。再智能的系统也可能被干扰、被欺骗、被摧毁，在极限条件下，最终考验的仍是人的意志和韧性。一支缺乏灵魂和战斗精神的军队，即使装备再先进的智能武器，也难逃“钢多气少”的败局。正如古人云：“打仗以胆气为贵”，军人的血性永远是战斗力的“倍增器”。
四、现代战争中的鲜活例证：技术优势并非万能
4.1 俄乌冲突：技术神话的破灭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为“唯武器论”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检验。战争初期，俄罗斯凭借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试图通过闪电战迅速解决战斗。然而，乌克兰军队凭借顽强的抵抗意志、灵活的战法运用和全民动员的战争潜力，成功遏制了俄军的攻势。
这场冲突中，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系统等现代装备大量投入战场，但决定战局走向的，并非单纯的装备优势。乌克兰军队的“人机协同”作战模式，将无人机侦察、炮兵火力、步兵突击有机结合，展现了“小快灵”的作战特点。而俄罗斯军队虽然在装备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指挥体系、战术创新、官兵士气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战斗力的发挥。
更值得深思的是，战争的政治属性在这场冲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乌克兰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持续援助，国际舆论的支持成为其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俄罗斯则面临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其战争行动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这再次印证了孙子“道”的重要性——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政治道义和民心向背。
4.2 阿富汗战争：20年投入的“零和游戏”
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战争，是“唯武器论”失败的又一典型案例。美国投入了数万亿美元，部署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了现代化的阿富汗政府军。然而，当美军撤离后，塔利班在短短数周内就重新控制了全国。
这场战争最深刻的教训在于：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无法替代政治解决方案和民心向背。美国虽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未能赢得阿富汗人民的民心，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治理体系。塔利班则凭借其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感召力，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场战争再次证明，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人”的因素——不仅是武器装备的操作者，更是政治道义的承载者、民心向背的体现者。正如毛泽东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4.3 纳卡冲突：无人机战争的启示
2020年的纳卡冲突，被一些军事专家称为“无人机战争的开端”。阿塞拜疆大量使用土耳其制造的TB2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坦克、火炮和防空系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显著战果。
然而，这场冲突的真正启示并非“无人机决定一切”，而是技术优势需要与战略战术相结合。阿塞拜疆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更在于其将无人机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电子战系统压制敌方防空，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打击，地面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推进。这种“体系作战”的思想，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核心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场冲突的政治背景同样不容忽视。阿塞拜疆得到了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而亚美尼亚则面临国际孤立。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对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批判与反思：当代军事分析中的“唯技术论”误区
当前部分军事分析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是一种危险的短视。这种误区主要体现在：
重硬件比较，轻软件剖析：过于关注武器平台的吨位、射程、速度等硬指标，却忽视国家的战略文化、指挥体系的效率、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官兵的士气等“软件”因素。
重战术推演，轻战略评估：热衷于兵棋推演中的战术胜负，却缺乏从“五事”角度对战争潜在的政治后果、道义得失、长期国力消耗进行综合战略评估。
重技术神话，轻人的能动性：将某种先进武器或技术系统神化，仿佛其一旦装备便可决定战局，完全忽视了战争中始终存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人的应对所能创造的奇迹。
历史反复证明，技术可以带来战术优势，但唯有政治与战略的正确，加上人的有效运用，才能将优势转化为最终胜利。从越南战争中美军的失败，到阿富汗战场上超级大国的折戟，无不是“唯武器论”的鲜活反例。
六、未来战争的制胜之道：人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6.1 构建“人机协同”的作战体系
未来战争不是“人”与“机器”的对抗，而是“人机协同”的较量。智能技术可以提升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但最终的决策权、开火权必须掌握在人手中。我们需要构建“人在回路”的作战体系，确保人类始终处于决策的核心位置。
6.2 培养“复合型”军事人才
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的指挥员不仅要懂军事，还要懂科技；不仅要会指挥，还要会创新。我们需要培养既懂军事理论又懂技术应用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有“血性胆气“，又要有“科技素养”。
6.3 强化“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不能动摇。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6.4 注重“体系作战”的整体效能
未来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单一武器平台的优势难以决定战局。要注重“体系作战”的整体效能，将各种作战要素有机融合，形成“1+1>2”的战斗力。要特别重视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电子对抗等软实力的建设，为硬打击提供有力支撑。
结语：回归本源，制胜未来
孙子“五事”的宏大框架，与毛泽东“人是决定因素”的辩证论断，穿越时空，在智能时代的战场上交相辉映。它们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战争归根结底是人的意志、智慧与组织的较量。
现代战争的鲜活例证——从俄乌冲突的技术神话破灭，到阿富汗战争的20年“零和游戏”，再到纳卡冲突的无人机启示——无不印证了这一真理：技术优势可以赢得战术胜利，但只有政治道义和民心向背才能赢得战略胜利。九三大阅兵，当人们欢呼从未见过的先进“大杀器”时，我却被士兵的“啪、啪、啪”动作、瞪大双眼的精气神和全中国的万人空巷所震撼。
当我们仰望星空，追逐新技术时，切勿忘记脚下的大地——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的政治生态、民族的文明韧性，才是战争最深厚的根源所在。未来的军事变革，必须在发展“钢”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塑“气”，实现人与武器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这才是我们面对未来复杂安全挑战的根本之道和不败之基。
在智能化战争时代，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军事科技，提高武器装备的智能化水平，更需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塑造，提高人的政治素养、信息素养和智能素养，实现人机协同、人机融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强军目标，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在智能化战争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人是决定性因素”这一根本原则，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