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瞧办主任
1958年底，就在我满怀激情地工作之时，病魔却缠着我，尤其是头痛，常常使我不得不中止工作。为此，我很苦恼，因我是正职，一病休就要影响全区工作。心里很着急，我想，退下来吧，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我休息治病，病好了再工作。
当时我仅58岁。有人劝我，不要主动下来，可以一面治病一面工作么。我对他们说：“如果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自然在台上好，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还是退下来，这样对党的事业有利。”
1959年1月20日，在军区党委召开党委全体会议和一届二次党代表大会时，我给军区党委写了信。信中写道：
军区党委：
我最近经协和医院检查，头骨突出部分较前有所发展，对脑神经有压迫，因而几年来，长期头痛，最近头痛亦较前一个时期重一些；右胳膊负伤部分经照相查明骨骼是断的，且最近有炎症。现在每天都要到医院进行综合治疗。故不能出席军区党委全体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特此请假，请批准是荷。
鉴于我长期有病并已离职的情况，建议在这次党代表大会补选军区党委委员时，应免我党委委员的职务，这样对党的工作，对我休养医病都有利。
………当否，请考虑。
致以
布礼！
朱良才
军区党委和中央军委批准了我的请求，军委领导同志还赞扬我思想开明，顾全大局。其实，这都是正常的。
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思想上并没退下来。我在治病之中，仍不忘学习，特别是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党的文件学习，丝毫不放松。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我感到党的许多优良传统被破坏了，许多无辜同志遭到了迫害，心里气愤难过。但又无可奈何。当时，不断有造反派找我调查一些人的问题，我顶着各种压力，实事求是地出示证明。像宋任穷同志，造反派找我对他的历史情况做调查，我证明他是个好同志。有人劝我，说话要看看风向，我说：“那样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内投机分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感到党的生活正常了，很高兴。《邓小平文选》发行后，我的视力已不行了，就拿着放大镜，认真地读了几遍，字里行间都感到很亲切。后来，拿着放大镜也看不见了，就要医护人员念给我听。
我在医院住着，不断有人来看我。他们给我讲外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高兴，但对一些问题，也有看法。比如有的单位重才轻德，任免干部“一刀切”，觉得这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重才轻德是危险的，还是德才兼备好。有些技术、专业干部，才50岁，身体好，正是工作的时候，弃之不用是个浪费，是很可惜的。我向军委反映了自己的想法。
家里人和周围同志都劝我不要再多想事了。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该静下心来休息休息了。可我能不想么？我是个共产党员呀！我忘不了入党时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想着党的事业，为党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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