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理、有利、有节开展反顽斗争
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简称反顽斗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为坚待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而开展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 斗争，在抗日的特殊环埮中，目的并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是力了使国民党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同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
太行区的反顽斗争，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领导不进行的。
如前所述，在太行区，我党创建根据地时，三个地区建立政权的情况不同。河北的冀西，由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以合法方式建立冀南行政公署所属的各县抗日政府。河南的豫北，由朱瑞领导的八路军联络处出面，开辟当地的抗战工作，建立抗日政权。在山西的晋东南，由薄一波、戎子和邻导的第三、第五行政区，合法地委派县长，建立抗日政权。以上三个地区，最早都由八路军派出 部队，同地方共产党组织一起，动员组织民众，创建根地。这三个地区当时都有国民党部队驻扎，同八路军合作 抗日。当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区几次发动进攻、围攻时，国共军队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好。特别是1938年4月反九路围攻中，国共军队紧密配合，取得了反围攻的大胜利， 奠定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被日军击溃后，部队混乱，士气不振，威信不高，在华北战区处境困难。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人进攻时，高举抗日大旗，动员全民抗战，主动挺进到敌人占领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受到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和支待，威望日高，力量日强，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军队要在华北生存，必须依靠八路军和当地抗日政府，因此，双方关系比较融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好。虽然在抗战初期的1938 中，太行区也曾发生过国共之间的不愉快磨擦，但由于我方的忍让，未能发展成较大的磨擦事件。
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一直对共产党耿耿于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合作，本来就是被迫的。因此，对于其内部的其他右派势力，采取支持纵容的态度。战争初期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主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使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大大减轻了压力，因此，蒋介石尚能抑制其他右派势力。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现共产党在抗日的同时，其政治、军事势力已深入到敌后广大地区，填补了国民党政治、军事势力撤出后的空白，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敌后纷纷建立和有效地行使权力，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大为惊骇。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改变策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则加紧诱降劝和，以“反共防共”为诱饵，加紧诱降活动。蒋介石受美英的牵制和国内人民的压力，未敢公开降日，但对日方的“反共防共“却有同感。193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时，明确提出反共防共的意见。会后，蒋介石在1939 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反共方针，紧接着制定了防共反共文件。国民党内的石派势力看到时机成熟，在各地开始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抗日阵营内的反共逆流在敌后各地纷纷出现，为敌后抗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太行区是国民党石派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
早在 1938 年 8 月，国民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时，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政府的意向越来越明显。鹿钟麟到任后，重用反共顽固派头目张荫梧任河北民政厅长，于11月发布撤去杨秀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的公告，向各县另派县长，形成冀南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个县政府的局面。1939 年，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为了团结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于6月13日刊登在华北《新华日报》上，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河北问题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毫不让步。彭德怀副总司令持八大纲领找鹿钟麟会谈时，明确表示必须承认冀南行政公署及其委派的县长的合法性，双专员、双县长的混乱局面必须改变。鹿钟麟自恃有军事实力为后盾，支持纵容张荫梧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进攻，一再制造杀害抗日武装和抗日人民的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8月17日八路军向张荫梧等顽固派的急先锋发起反击，张荫梧弃军逃跑，后被蒋介石下令撤职，冀南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在豫北，国民党顽固派河南第四督察专员郭仲隗保安团于1938年12月4日在博爱县许河村袭击八路军道清支队，打死打伤数十人；在修武县，反共顽固派武装抢夺了县政权，豫北的形势也日趋紧张。
进入1939 年后，山西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阎锡山在武功会议，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一改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的态度，以扶持旧派、抑制新派为重点，支待晋军中的旧派将领，取消国共合作组建的动委会，改编山西新军，撤换抗日县长。3月到4月，阎以召开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的名义，把山西的新旧军、牺盟会、 动委会、各专区专员等主要干部集中到黄河以西的陕西 宜川县秋林镇，企图压迫共产党员交出军队，交出政权。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阎锡山的变化，多次指示北方局和八 路军总部通过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工作，使其与我党我军合作。但是，阎锡山错误估计形势，妄图不顾一切，首先把新军中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调出，将新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然后把共产党在各级政权中的干部全部排除，使专区县的政权犹于其掌握之中。对此，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有所准备。
早在 1939 年 5 月，秋林会议刚开完，区党委就根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关于要警惕统一战线中磨擦出现的指示，研究了形势变化的特点，明确提出席挤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是不可避免的。在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时，不能一味让步。在6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上，我专门讲了反磨擦斗争与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强调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要发展党，巩固党，依靠群众力拭打击 反共顽固分子，保卫和巩固现有的抗日阵地。会议刚开完，接到杨尚昆于6月7日写的信，专门讲山西时局的变化和我们的对策。后来了解，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长王世英关于秋林会议及阎锡山的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对山西形势和阎锡山动态作了分析，这 封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的。杨尚昆在信中明确指出，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极力想巩固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想保持山西地盘，认为有了力量，保持了地盘．就是中央不抗战也好，自己还可以偏安一隅，依然关起山西的大门来做土皇帝，这是贯穿这次宜川会议的一个中心思想”。秋林会议“是山西的一个退步”。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继续巩固与扩大山西的统一战线，杨尚昆提出：一，“必须用一切努力，保待我们在山西各方面已得的阵地，决不应轻易的放弃。特别是在军队与证券中”,二，帮助支持新派“巩固阵地”，“巩固新派力量与地位”。三，“对山西旧势力，应采取争取方针，特别是注意到衣村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士绅地主阶级”。”．但决不帮助旧军队发展与扩大其实力”。四，“坚决反对顽固分子。这种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应该成为山西一切进步势力与广大群众的行动”。五，“必须适用目前政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努力开展真正的群众工作，使各群众团体真正成为有群众基础和为群众所信赖的团体，这应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六，要把“地方性的群众武装力量确实掌握在党的手中”。七，“加强党内阶级教育，说明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矛盾性”,”爱护与保护所有公开工作干部”,”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内统一战线的教育”。（以上信中的若重号，是杨尚昆自己加的）。
区党委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进行研究，并把主要精神传达到各地委，要求各地做好应付突然事件发生的准备。同时，特别要求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三大口号。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广为宣传我党的主张，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 退成为各派、各支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使太行区在反磨擦斗争中处于主动的有准备的地位。
1939 年后半年，太行区的反共顽固派在冀西、豫北、晋东南各地频繁制造事端，我们不断接到各地发生磨擦的报告。在第一次党代会前，区党委整理了一份冀西磨擦的材料，通报了发生在冀西的磨擦事件和我党、我军、抗日政府处理这些书件的对策及经过。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们明确提出全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开展反妥协投降斗争，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克服妥协投降危机和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为了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争取中间势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在根据地内召开了士绅座谈会、群众大会、干部形势教育会等，讲清形势，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中共山西省委名义公开发表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巩固山西各党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的倒退”。10 月，彭德怀奉命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他走前，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要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彭德怀沿路视察八路军和新军，强调做好工作，特别要把新军各部队掌握在我党手中。在沁源，彭总还向牺盟会、决死一纵队和第三行政区内的党员干部发表了《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的讲话。
到11月份，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把年初五中全会确定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改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准备向华 北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在太行区，国民党军队于11月调整军事部署，以位于沁水、阳城、屯留、长子地区的国民党93军、27军，中条山地区的7个军，吕梁山区的阎军一部，压迫太岳区决死一纵队及晋南的新军 212、213 旅；以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领的独 8 旅等部及太南地区国民党的4 个军，包围压迫决死三纵队、第五专署及八路军 344 旅、晋豫边支队等部；任命 97军军长朱怀冰为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并令该军进至冀西邢台县山区鹿钟麟的省政府附近，企图与10军团暂编第3师、孙良诚的铁军、张荫梧的民军、别动第四纵队侯如埔、冀察二路夏维礼等部配合鹿钟麟，控制冀西地区，切断山区与平原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11 月下旬， 孙楚结合太南的国民党军，加紧部署对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队、八路军的进攻。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
12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发动事变，集中6个军的兵力围攻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率先发动反共高潮。晋西事变很快向全省蔓延，演变成山西十二月事变。由于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华北敌后的反顽斗争成为一时最紧急的任务。
事变发生前，太行区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首先是在11月3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在冀西黄北坪召开了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反投降与坚待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两种口号联系起来，把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联系起来。“要求党政群团”一切重要部门要把握在可靠分子手中“。我在会上主要讲了要保持党的领导机关的纯洁也绝对不能让顽 固分子的代理人混入领导机关。要动员各级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好政权、武装工作，把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团结起来，要清除顽固分子。第二个会议是以区党委名义在辽县芹泉召开的各界座谈会，129师的倪志亮、黄镇和区党委的徐子荣都去了。徐子荣易名徐文中代表区党委阐述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主张，明确指出山西投降妥协已出现严重的危险倾向，“现在，这种逆流已经袭入了晋东南＂。在这种形势下，“要对那些制造磨擦、制造分裂的 妥协投降分子给以严厉打击“。
两个会议刚开完，收到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发出的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以理直气壮的姿势，坚决地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斗争，“对于最坏分子最坏行为，须毫不犹豫地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有胜利把握地打击之气根据中央的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把太行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部署：以386旅、344旅、晋豫边支队等部活动于武乡、襄垣、平顺壶关、阳城等地，掩护和支持三、五专区政权及决死一·三纵队的反顽斗争；以 385 旅、冀西游击队等部活动于内邱、宋家庄松烟镇之线以北地区，并控制青城镇、白鹿角等要点；调青年纵队2 团、东进纵队1 团由冀南进入冀西，协同先逍支队控制内邱、宋家庄、松烟镇之线以南、邯长路以北地区，以保障太北、太南的联系，同时加强太行和冀南地区的联系。在冀西，争取了国民党冀察游击第2路第2师范子侠部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八路军，改编为平汉抗日游击队，范子侠任司令员。这些有力的措施，使我军处于主动的地位。
晋西事变发生前后，在晋东南的阎锡山军队和国民党军联合向决死队、牺盟会、抗日县政府发动进攻。在晋东南，孙楚根据阎锡山的指示首先发难，以其第八集团军进攻决死一·三纵队，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阎锡山命令第19军所辖的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分别从晋东北南下，向晋中地区发动进攻。中央军第93军和第27军由晋南向北进攻晋冀豫根据地，配合阎锡山部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指挥129师主力，首先集中打击最嚣张的孙楚，暂时中立太南国民党军。孙楚被打后，向西撤退，在太南的国民党军暂时未动，太南稳定下来。
在冀西，刚上任的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河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到处抢占八路军的要点，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抢劫物资，公开叫嚣“驱逐八路军”。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朱怀冰谈判，劝其停止反共反八路军。 但朱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制造事端。在忍无可忍之下，八路军先后向顽固派军队侯如墉部、乔明礼部先行打击，将其主力歼灭。朱怀冰仍不悔改，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包括 129 师、南下支援太行区反顽的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等部）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 歼灭朱怀冰部万余人。为了争取顽固派继续抗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没有穷追残部，给其留下了一条生路。3 月，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达成划定两军边界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北面为八路军活动地区，南面为国民党军队驻扎范围。此后，太行区国共军队暂时处于互不侵犯状态，保持着共同抗日的局面。
反顽斗争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同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众的矛盾，是抗战特殊环境中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顽固派一再制造磨擦，挑起事端，其目的是为从抗日军民手中抢夺被他们丢给日本侵略者的地盘，扩充其实力，扩大其统治地盘。抗日军民当然不会拱手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经过艰苦奋战解放的地区交给国民党顽固派。我党我军不答应，广大抗日民众也不答应，因此，要发动反顽斗争，打击最反动、最顽固分子。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还没有公开降日当汉奸，我党我军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抗日阵营中，因此，在打击的同时给其留以出路，并晓之以礼，力争团结其抗日。这就是毛泽东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十一、黎城会议与根据地的统一
1940年初，晋冀豫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日军向晋东南地区发动大围攻（史称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纵贯晋东南的白晋公路（祁县白圭到晋城），开始修筑白晋铁路，在沿途驻重兵，把晋东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同时，日军占领了邯长公路（邯郸到长治），太行区又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这样，晋冀豫区实际被日军以“十”字分为 4 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的晋豫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被分割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于8月初决定将统一的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分为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黄克诚）、晋东南军政委员会（书记薄一波，领导山西三、五专区和决死一、三纵队）。反顽斗争后，上述四区实际上已处于进一步被分割局面，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晋冀豫区正式分为四个区域，成立四个区党委。晋冀豫区党委，领导太北地区党的工作，我任书记；太南区党委，领导太南地区党的工作，张玺任书记；太岳区党委，领导太岳地区党的工作，安子文任书记；晋豫区党委，领导晋豫地区党的工作，聂真任书记。新成立的晋冀豫区领导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太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地区。为了统一对原晋冀豫广大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3月底决定，撤销太南、晋东南军政委员会，太北军政委员会改名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和原晋冀豫区的工作。
区党委领导的范围缩小后，区党委领导人做了调整。我任书记，徐子荣为组织部长，薛迅调回区党委任教育部长兼区党委党校校长，彭涛任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黄镇任军事部长，程式兰任妇委主任，刘南生任育委主任，吴作民任秘书长。区党委委员还有王卓如、赖若愚、刘建勋、冷楚、陶鲁笳等。这时区党委领导4个地委、29个县委和两个直属县委（辽县、黎城）。全区共24978 名党员。
为了研究全区党的工作，在3月份，我主持召开了有各地委书记、直属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顽斗争后如何巩固太北根据地的问题、如何改变党的工作作风问题、如何加强对政权的领导问题和如何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组织春耕运动的问题等。在这次会上， 我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巩固根据地与依靠群众的问题。“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在 1939 年春就提出来了，以后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经过反顽斗争，我们认识到太行这块抗日根据地还不够巩固。主要表现是顽固派从各方面破坏根据地，从各方面限制根据地的发展。反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仍停留在局势混乱时期的工作作风和方式上。正因为这样，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异已分子乘机贪污，欺凌群众。这是导致根据地不很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人不懂得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违反群众利益，以取得群众的拥护。只有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完成各项任务。这些人虽然口头上也喊叫巩固根据地，但事实上都在摧毁根据地。我在指出上述问题后，提出，“我们要爱护根据地，就必须同时和首先要反对摧毁抗日根据地，反对剥削阶级意识，反对抓一把。我们的各级干部，首先奉公守法，遵依各种制度，不滥捕人，不乱杀人，不勒索、不乱筹款，这才能安定民生，取得各阶级的拥护，使政权起强力的杠杆作用。这种政权必须建筑在广大的民主基础上，建筑在正确的政策上，用正确的政策和民主制度，来依靠群众和团结各阶层。为了巩固政权的威信，政权就必须依靠群众，一切服从战争而又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我们要明确了解，巩固根据地的关键，在于谁能获得群众，取得群众拥护。
二是关于深入工作的问题。1939年春，我们提出“深入工作”的口号，要求各级领导把大刀阔斧与点滴作风结合起来，深入地开展工作。但是，一年来，工作仍没有深入，潦草从事、匆忙急躁、只图迅速、一味行政命令等恶习仍普遍存在。因此，在会上我提出了点滴作风和具体领导的问题。点滴作风，是深入工作、巩固组织的基本作风；是有计划经常具体、切实，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自下而 上、脚踏实地、最富千组织性、富于事业精神的作风。点滴作风要表现在具体领导上。具体就在于明确、在于恰当——恰如其时、恰如其地、恰如其分，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时机与不同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就是具体。具体领导，包括具体分析、具体办法、具体兑现、深入动员、恰当方式、严格检查、及时帮助。具体领导，表现在会议上，在讨论问题时，有头有尾，源源本本，弄清楚，有办法，切合实际。工作中，对每一个工作地区，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要求考察各个不同特点， 给以不同解决，把点滴作风和具体领导紧密地联在一起， 就能够深入工作，巩固组织，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是关于加强对政权的领导问题。太行根据地在反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弱点是政权没有统一，许多同志不曾有过领导政权的经验，养成许多同志对于政权不尊重，不懂得掌握政权的方式和艺术，不会系统地进行政权工作，甚至使政权“节节脱节，节节被包办”，以党代政十分普遍。在会上，我提出要首先从实际上打通各级政权，深入村政，建立系统而民主的权力机构，树立对政权尊重的态度。如果政权不能真正统一，就不会有真正的力量；没有力量也就不会有根据地的真正统一和一致。针对反顽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未经政权同意而乱捕、乱杀、乱要钱物的问题，我强调要在事实上、法律上和习惯上，体现抗日民主政权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必须有立法和司法，有法律和法庭，有锄奸和公安，有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没有这些的建立和完善， 根据地无法巩固。为了巩固政权的威信，政权就必须依靠群众，一切都从战争而又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也就是从改善民生、爱护民力出发，从统一秩序和持久战的观点出发。为此，“必须尊重政权，建立政权的统一领导，改造行政机构，废除公文程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政权，特别是依靠群众工作的开展，彻底改造政权，建立村级民主政权，使政权与广大群众结合为一体，能够依靠群众力量，开展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锄奸，保卫各条工作战线上的工作。”
四是关于胜利完成春耕运动的问题。根据地内的军需民食，主要取之于农村，依靠农民。但是，抗战开始后， 敌人的抢掠破坏，大批军队的进入和政民干部的给养，使本来就贫穷的太行区农村资源枯竭，民生凋敝，耕地缩减，物价暴涨，农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早1938年3月召开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时，省委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反顽斗争开始不久，区党委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已十分明确。因此，1940年1月3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 指出：“以全力进行春耕，对于巩固根据地，解决军民食粮，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真正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求动员全党的力量，动员所有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力量, 开展春耕运动，力争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求县村设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运动。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发动。这是根据地第一次组织领导农民进行生产的运动。指示发出后，春耕运动很快在根据地内发动起来，干部积极活跃，群众兴奋热烈。特别是经过调查研究和春耕检查，进一步了解了下层组织的实际情况，了解到部分农民土地关系及租佃关系问题，宣传了抗日政府法令，进行了必要的社会统战工作。为了组织督促春耕工作，区党委组织了春耕检查团到各地去，大大促进了春耕运动的开展。在这次会上，我在肯定上述成绩后，主要强调要通过深入的春耕检查工作，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巩固党与群众组织，巩固政权与群众的关系，要在春耕运动中在基点地区创造实验村、实验支部，推动巩固根据地的工作。
三月会议，是反顽斗争后检查总结前段工作的会议， 对于以后贯彻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起了准备作用。
黎城会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晋东南的黎城县召开，因此人们习惯上称1940年4月召开的此次会议是“黎城会议”。
反顽斗争告一段落后，中共中央于1940年2月1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全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并提出了十大具体任务。同时，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宜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总结了反顽斗争的经验，提出我党在抗战中的策略。以上决定、指示和报告，指明了反顽斗争后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为贯彻以上决定、指示和报告精神，总结反顽斗争经验教训，部署华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在4 月11日到4月26日开了半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黎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小会，从11日开始到15日结束。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下，先传达学习了上述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各个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各区情况。我记得参加小会的有杨尚昆、李大章，冀南的杨秀峰、宋任穷、李菁玉，太岳的薄一波、安子文，太行的李雪峰、李一清、黄镇等。129 师参加会议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在会议中间到会讲了话后就离开了太行。会议开始后，把戎子和叫去参加了会议。学习完中央文件后， 各个区党委汇报各自的工作。太行由我汇报，我主要讲了反顽斗争后的形势及区党委3月会议的情况。杨尚昆、邓小平听得很仔细，不断插话问了几个问题。冀南区党委由李菁玉汇报，太岳区党委由安子文汇报。杨秀峰、宋任穷、 薄一波等做了补充发言。
会议的第二阶段，参加人数扩大，主要是听报告和讨论报告。我记得报告地点在黎城县北面的北社村一个大庙中，太行区的几个地委书记参加了大会。大会从16日开始，先由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政治报告，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阐述了我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代表北方局提出了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重点进行建军、建党、建政的三位一体的任务。21日，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报告，薄一波作了《关与建政问题的结论》。22 日，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讲话。
报告之后，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对中央关于策略问题的指示、北方局的三大建设，大家认为很及时。在会前，一部分干部因反顽斗争中顽固派的表现，对地主、资产阶级是否还要团结，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府中是否还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发生了动摇，一些地方出现乱捕、乱杀现象，排斥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政权，提出“根据地内的政权，在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而在其阶级实质上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观点。另一部分干部则认为对顽固派应作具体分析，能争取的应争取。至于没有参加到反共反人民活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只要拥护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都应吸收其代表参加到抗日政权中来。会上传达了中央2月1日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后，统一了认识，澄清了混乱思想。在此基础上，决定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块根据地。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用建立联合办事处的方式，统一三块根据地政权。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同时，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实行统收统支，并根据中央同意的北方局4月1日提出的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办法，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讨论策略问题时，许多同志提出，应立即制止在反顽斗争中出现的乱捕、乱杀的严重倾向。针对这种倾向，北方局在会中提出了保障人权的意见，要求各地立即执行。 区党委根据北方局指示，会议还没有开完，就以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随便捕人杀人行为，县政府不经专员公署批准没有杀人权，区村政府没有捕人权”。这个通知纠正了乱捕乱杀的违法行为。会议结束后，山西第三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向社会公布。保障人权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制止反顽斗争后期出现的“左”的偏向，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各阶层民众，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一些迁出根据地的富户，在保障人权政策公布后陆续迁回。
在执行保障人权政策中，也发生了一些右的偏向，主要是过分强调了团结中间力量，对顽固派地主没有区别地保护，对一些积极分子群众施加了压力，整了一部分干部群众。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发动群众，一些地方在强制执行中客观上给群众泼了冷水，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以后区党委发现这种消极影响，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这种消极影响直到 1942年大规模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后才消除掉。由于以上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如编并地方武装为正规军等），会议后在评价黎城会议的功过时发生了争论。直到1943年1月温村会议时仍在争论。温村会议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召开的。针对会上对黎城会议的不同看法，分局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黎城会议”功绩表现在：甲、确定了建设与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明确观念，解释了中央关于巩固根据地的三个基本环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特别注意在大磨擦之后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明确了统一战线的观念。乙、执行了40年4月三大建设（建党、建军、建政）的方针，提出了“十年树林百年树人”的精神，初步确定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开始财政经济的建设， 规定了许多“爱护民力发扬民力”的具体办法，并获得很大成绩，打定了几年坚持斗争的基础。丙、纠正了当时的混乱，克服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巩固了各阶层的团结。丁、实行了政权军队的统一,建政建军收到相当大的成绩，政权威信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大大加强”。关于黎城会议的缺点、或错误，邓小平认为主要表现在：“没有估计到群众运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多少带有平均方式”,“没有足够认识到当时许多地方发动群众工作很差，没有把群众运动提高在应有的位置”;“在纠正混乱的左的现象中，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大转变”,“更多的着重了行政的、组织的办法”;“发生了对于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两方面的错误”。以上缺点和错误，在1940年9月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黎城会议结束后，三大建设立即加紧进行。建党工作主要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建军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进行，主要是对129师、军区、军分区进行整编和对部队进行整训。129师扩大到12个旅，山西新军中的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和212旅编入129师序列。调整了军区、军分区，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129师兼太行军区，386旅兼太岳军区，冀南军区为独立的战略区。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其活动范围和 5 个地委相同。
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宣布成立，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任，下辖太行、太岳、冀南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 个县。太行区是冀太联办直辖区，分5个专区、36个县。冀太联办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从分散走向统一，从此，根据地内不再存在双重政权，统一由冀太联办领导。冀太联办公布了施政纲领，共20条，是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准绳。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使根据地逐步走上法治的道路。
在黎城会议上，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 统一领导冀南、太行、太岳区的党政军工作。自从邓小平到太行后，我就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深切体会到邓小平的雄才大略。在他和刘伯承领导下，太行区内党政军一直团结得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在我的一生中，太行十年在刘、邓领导下工作，是最愉快的时期。
十二、第—次整党与实验县工作
黎城会议前，太行区根据本区实际已提出整党问题。抗战开始后，大量发展党员，是我党组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共产党员仅30多人， 远远不适应开辟、创建根据地、发动组织开展抗日十争的要求，因此省委提出“大大发展党”的口号。到 193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时，晋冀豫区的党员已发展到 8600余人。这次会议提出“再扩大党一倍＂的口号，到年底，党员人数已超过2万人。1939年9月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登记的党员人数有 30150 名，是省委成立时的100倍。不到2年时间，党员人数迅猛发展到3万，这是组织建设工作上的一大成绩。这时，在晋冀豫区内，共产党已成为最大的政党，成为根据地内的执政党。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我党成为全区工作的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使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领导了全区的抗日斗争。在这一时期，我们比较好地完成了中央提出的“大量发展党员”的任务。
这样大量发展党员，同白区时期采取严格审查相比，很难保证每一个党员都能达到合格的标准。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出现用拉夫式的方法，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为此，我们很快在1938年6月工作会上提出“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的要求。但是，这次会上仍提“大大发展党”的口号，因此未能有效地制止拉夫式的发展党的倾向。刘少奇1938年8月18日给省委的指示信明确提出“要反对拉夫主义”，指出“目前公开提出发展党员若干的号召，也不妥当＂。我们对这一问题已有亲身体会，因此，在9月以后，开始注意纠正拉夫式发展党员的错误倾向。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党的原则是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个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然后再发展。要保证全党内工人、雇农、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占优势。会上批评了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与拉夫主义，要求必须纠正这两种现象。我们在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中，提出了纠正拉夫式的突击或竞赛的发展方式的意见，并在1939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组联会议研究了纠正的措施。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千巩固党的决定》，明确提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从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要进行审查党员的工作，加强对党员的马列王义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代表区党委宣布暂停发展党员，对新发展的党员重新审查登记。经过审查，清洗坏分子和劝退不合格分子，吸收经过斗争考验的工农分子。同时，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
第一次党代会后，由于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顽斗争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审查登记新党员的工作未来得及展开。在反顽斗争中，不少新党员经受不住考验，发生了问题。实践说明，采用群众运动式的方法发展党组织， 势必不能很好地学握入党条件，不能严格审查发展对象。大批不合格党员进入党内，使纪律严明、战斗力特强的党组织受到影响。省委发现，在全区党组织中，脱离群众的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在许多干部中严重存在；干部贪污腐化的现象和叛变逃跑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些下层组织领导成份复杂，富农、流氓把持着党的领导，欺骗党，压制同志，利用党欺压群众，给党以很大的损害。有的地区在反顽斗争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到1940 年春季，这种党组织的不巩固和混乱及党员成份复杂的问题，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极大障碍。省委研究后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党组织不加整顿，不肃清组织的混乱，我们整个工作将不能从现在的阶段上再提高一步与前进一步，甚至会向坏处发展。正在这时，中共北方局召开了黎城会议，决定在进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过程中，对现有的党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在整党中建党、巩固党。
会议还未结束，区党委就召开了全区第二次组织联席会议（简称组联会），根据会议精神，安排整党建党工作。整党的重点是针对党内成份复杂的状况，进行清理整顿，保持党内成份的纯洁，加强阶级骨干力量。建党的重点是在整党的基础上着重抓好支部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支部。整党工作进行了大约4个月左右时间。经过整顿， 严重的组织混乱现象基本上或大部分肃清，组织面貌初步清晰了。党员成份特别是党的下层领导成份有了很大的调整，即工人骨干与贫雇农成份显著增强。严重的党内思想混乱现象基本被克服，党员对党的认识进了一步，干部接近群众的意识大有进步。提拔了一批新干部，调整了党的组织，党内生活特别是支部生活有了进步。
经过这次全区性的整党，太行区党员人数和党员成份发生了变化。1939年11月统计，全区有 36111 名党员，经过第一次整党，到1940年8月党员人数为 24978名，减少了11133 名。8月份的统计中，还包括了在整党中发展的新党员。原有党员中不符合党员条件和不参加党的生活，整党中不同党组织联系的人数，比区党委原估计的要多。整党后，全区党员的成份为：产业工人占0.12%, 手工业工人占 0.49%, 雇工占 9.7%,贫农占48.3%,中农占39.3%,富农占1.03%,知识分子占0.02%,商人占1.02%,流氓占0. 02 %。
在整党中，实验县的工作，是区党委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设立由区党委直接领导的实验县，用以典型示范总结经验，指导全区，是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来的。开始，依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内建立兴国模范县的例子，提出建立模范县。区党委还在1939年10月3日发了一个《六个月模范县建设的主要标准》。后来考虑用实验县的提法，更能反映区党委以点带面的指导思想，改为实验县。当时确定的区党委直接抓的有辽县、黎城、武乡、榆社、和顺5个县。后来武乡、榆社、和顺改为地委的实验县，区党委只搞辽县、黎城。百团大战后，实际上区党委抓的实验县只剩下由我直接负责的辽县。
辽县是 129 师和省委进入太行山后开辟、创建的最早根据地之一，师部和省委（后来的区党委）较长时间驻在这里。后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也进驻辽县。因此，辽县是太行区以至华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里既有雄厚的党的基础，又有较多的党的领导机关，驻扎的八路军也较多。为了加强对辽县实验县的领导，区党委确定由我和彭涛指导该县党的工作，并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由杨待甫任书记，程平任副书记，翟英任组织部长，于野平任宜传部长。1939年10月彭涛代表区党委到辽县宣布了区党委的决定，召开了建设实验县动员大会，提出了创建实验县的标准和任务，要求辽县“争当兴国第二”。区党委要求辽县在粮食、民主、民生、武装、 生产、群众团体建设和党的建设7个方面做出成绩，创造经验。区党委指导实验县的工作，不是指导具体地如何完成各项任务，而是看重实验如何根据地为党委确定的工作方针，深入工作，巩固组织，起示范作用。实验工作开始时．正是太行区内顽固派制造磨擦，局势紧张混乱的时期。这时区党委提出“经过严重斗争，争取时局好转”，为了组织反顽斗争，区党委要求实验县首先搞好支部建设，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在辽县，提出建立实验支部，创造模范支部的要求。在确定实验支部时，对全县136个支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中挑选了15个实验支部，由县委和区委领导分别包点，抽调干部以创造基点的名义帮助支部工作。这时，我党在根据地内尚不公开，党支部和党员不能公开身份，而是以政权、武装、群众团体、教师等名义活动，起领导作用，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使党支部在群众中实际上成为坚固的堡垒和领导的核心．在反顽斗争中，组织发动群众揭露反共顽固分子的破坏阴谋，使他们陷入孤立，从气势上压倒反共顽固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囤积救国公粮，开展扩兵运动，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屯粮2.2万石，征款8万元，扩兵1000多。在只创建模范支部中，培养了—批干部。在1940年4月区党委召开的第二次组联会上，辽县县委组织部长翟英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建设实验支部的经验。翟英的发言经过整理发表在区党委机关刊物《战斗》1940 年增刊第二期上。
黎城会议后，实验县的工作进入第二期。这一期是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根据地从混乱走上统一，进行整顿和建设的时期。从激烈的、群众性的斗争转向较为正规的整顿、建设，这是一个大转变，是很陡的转弯。这时，整党建党成为实验县党的中心工作。通过整党建党，纠正“左”倾偏向，加强政权建设，坚决贯彻新政策。在整党中主要解决党员成份、党员教育及支部领导三个基本问题。通过解决这三个问题，为建党打下基础。辽县在整党中注意解决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把整党和建党紧密地联在一起，用党的政策团结群众，通过政权保证民主政策的正确执行。在指导实验县的工作中，我在1940 年 7 月写了一篇《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文章针对普遍存在的党的干部虽然深入基层，但未深入群众；到了下面但不会自下而上工作；身在村乡精神还在县区的问题，提出要研究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研究在群众里面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以进一步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在文章中强调干部要尽量地不脱离生产，参加生产，强调“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工作的转变首先决定于干部的转变，决定于干部意识的转变”。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接触打成一片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从群众里面，自下而上地艰苦工作，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方式，这才能真正深入工作，才能发挥基点作用，才能取得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群众动起来”。
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问题，是党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贯彻始终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39年11月1日作出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指出“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要求在目前时期中，全党要“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进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中，区党委在 1940年12月初召开了研究党的建设的工作会议．我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12月5日）作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的报告，着重讲了党与群众工作问题。当时，敌人的大“扫荡”刚刚结束，敌人在百团大战后的报复“扫荡”中大肆烧杀抢掠。根据地人民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这时，只靠宣传动员很难鼓起群众信心。这次会议就是要研究党如何进一步深入群众，研究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使党的工作同群众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密切党与群众关系。在报告中，我分析了太行区面临的严重情况，预计1941 年根据地将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面对困难，群众必将承担比1940年更多的负担，群众对党则会有更高的要求。我分析，群众对党和抗日政府的要求是“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身家性命，直至要求保卫生活自由、民主自由， 要求保卫根据地，要求民主政治，要求自己管理自己，要求巩固既得的生活利益”,“要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更普遍的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十分关心、寻求与解决群众的切身要求，把群众切身要求与抗战对于群众的要求结合联系起来，在发展群众运动，深入群众工作上，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3年来只顾要求群众，而忽视对于群众要求的满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当前要通过各项工作，解决群众的要求与抗日的要求之间发生的矛盾。领导的责任，正在于研究这些矛盾的各方面，研究矛盾的实质与具体内容，寻找其客观的联结点与一致性，把它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上与认识上一致起来。我提出，在群众的组织上，必须依据群众的具体要求组织群众，通过组织群众，保卫群众的既得利益和要求，从这种要求上巩固群众组织，“随时把握和发挥其政治上、思想上的要求，提高群众的了解，教育群众”。“从群众所要求了解与所能了解的问题上给群众解释，把党的政策与群众了解结合起来”。这些认识，都是经过3年的实践，特别是从1940年的三大建设和百团大战后根据地出现的问题中总结出来的。
十三、根据地内的民主建设与边区政府成立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也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面对国民党各级政府纷纷遣逃的混乱局面，把改造旧政权、组建抗日新政权作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新体制的基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我们在太行区建立新体制时，一方面吸收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内工农民主政权的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坚持工农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和参加政权管理的权利，继续维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将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都包括在抗日民主政权之内，给他们以应得的权利，团结他们抗日。为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新体制，刘少奇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0月16日以陶尚行名义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为新体制勾划出一个轮廓。我们在太行创建根据地时，最初就是按照这一文章提出的体制，结合当地的实际，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将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概括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要在华北、华中、西北各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指出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这种政权中，要实行共产党员占1/ 3 ,非党 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 3,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 / 3的“三三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冀太联办的组成人员成份，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同各方面协商后组成的。邓小平1940年底在辽县三里庄主持召开县委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传达北方局黎城会议和9月高干会议精神，研究三大建设问题。会后， 紧接着召开晋冀豫区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重点研究和讨论了政权建设工作，特别研究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确定1941年把进行村政权大选作为四大任务之一。
1941年1月5日，我在《战斗》第48 期上发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提出为完成建军、建政、建党三大任务，完成武装、财政、生产、民主及开展沿线工作的具体战斗纲领。我在该文中提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具体实行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准备村选工作。为此“必须自上而下有计划地组织领导，更必须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11日，华北《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指出 1941年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建设事业之一是政权的民主建设，在根据地内“建设一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统一战线性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成为1941年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晋冀豫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各根据地首先开展了村选运动，继而进行县选，为召开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进行准备。
太行区的村选运动，原计划从1月开始。后因发生皖南事变和开展反“扫荡”推迟到5月。冀太联办和区党委及各地、县党政群领导分别深入到各区村指导村选运动。村选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公民登记、划分选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等过程。村民先选出代表召开村民代表会，最后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建立村政委员。根据地内民众参选积极性很高，大多数村庄投票率在8O%以上，有的达到95% , 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会，群众都要为其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经过村选，广大民众提高了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新的村政权农民占绝对优势，一般都在80 %以上，富农和开明士绅占15%左右。各村都有妇女参加村政权。
村选开始后，我写过一篇《论村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战斗》4第9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重点强调应选好代表和开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直接体现选民的意愿，代表大会则决定全村今后的政权由什么人执掌，怎样使村政权为广大选民服务，组织今后全村的工作，组织人民生活，兴办公益事情。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正处在一个新的时期，而继村选之后的正规的县选与边区大选的实际准备，又将放在各阶级先进人士的身上来了”。“‘百尺高楼从地起’，我们要切切实实的、郑重其事的求得村选的胜利，使今后民主政治的推进获得有力的保障。”
村选准备时，区党委和太行军区联合召开了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总结1940年的工作，提出1941年地方武装建设的任务。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重点讲目前的形势与党的政策。王树声总结了1940年军区的工作，提出了1941年军区建设的任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到会作了军区建设中诸问题的讲话，刘伯承作了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讲话，王树声作了会议总结，这是太行地方武装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期暴露出来的地方武装发展较慢，将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后地方武装力量较弱的问题，强调要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确定地方武装由军区、军分区、县、区、村五级组成的体制。 会上，邓小平指出：“所谓武装建设，应该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等三方面的建设 ，这三种抗日武装和半武装力量，在抗日十争中是缺一不可的，而将三种武装与半武装力量结合为一个整体，以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则是军区的责任。”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把一切地方武武装置于地方党的政冶领导与监督之下，保证党在武装中的绝对领导，是极其重要的。”这次会后，太行区的人民武装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月，全区开展了民兵大检阅；4月1日冀太联办和太行军区联合颁布《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规定从边区到县、区、村都建立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其任务是领导人民武装，进行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日勤务。条例规定，民兵为人民武装的高级组织，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骨干。各级武委会领导由选举产生。5月7日，区党委作出《关于前目武装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加强人民武装工作中，开展武委会村选运动，以发扬人民武装的群众性、积极性，真正使武装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5月26日，晋冀豫区武委会筹委会颁布《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工作纲领草案》。6到9月，根据地内从下而上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各级武委会领导，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体系。武委会的民主选举，推进了根据地内的政治民主建设，推动了人民武装的发展。到1941年底，太行根据地内有组织的民兵发展到50500人。建立抗日武装，是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包括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部分。人民武装由自卫队和民兵组成，自卫队由16至55岁的抗日民众组成。民兵是自卫队的骨干，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由各级武委会领导。民兵在平时受政府指挥，进行自主活动，不脱离生产。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接受正规军或脱产的游击队指挥。
太行区内民主政治建设高潮，是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建立边区政府。这项工作早在1938年4月5日和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晋冀豫边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关于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就已提出。当时中央的意见是在晋冀豫边区建立如同晋察冀边区一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特别是反共顽固派在晋冀豫区不断制造磨擦，使这一工作未能推进。反顽斗争结束后，为统一全区的政权，先建立了过渡性质的冀太联办，为正式建立边区政府作准备。
1941年2月，北方局开会讨论成立边区政府问题，决定由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向冀太联办提出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的意见。为此，冀太联办于3月16日至4月5日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3月16日，邓小平向冀太联办送交北方局《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提出在抗战4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3月18日，冀太联办会议决定接受北方局的建议，邀请各界组织筹委会，领导全区推选参议员，积极准备召开临参会。3月29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作《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报告，详细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
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为筹备临参会的召开，决定正式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由杨秀峰任主任。为什么决定这时召开的参议会是临时而不是正式的呢？主要是由于这期的参议员不是采用直接平等的不记名投票来选举，而是用推选的办法产生。推选办法是一种临时办法，因此参议会用“临时”表明其局限性。但是，临参会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人民代表机关，是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大民权，决定全区施政方针，审议各种法令及审查批准财政预算。第二次行政会议确定，临参会由133人组成，其中20人为冀太联办行政会议委员。133人体现“三三制”原则。因此，在推选临参会参议员时，先由各党各派各界各救国团体选出代表组织临时代表会，在代表会上以民主方式选举参议员。允许各党各派各界各救国团体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在该选举区或团体提出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从事竞选活动。同时规定，临参会聘请不超过10人的参议员，以解决敌占区不便公开办理推选工作地方的爱国领袖及积极抗日的学者、绅商、专门人才。
4 月 5 日，北方局向第二次行政会议提出《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十五项主张》。十五项主张的主要内容有，1.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与晋冀豫边区人民共存亡。2. 与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3. 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4. 加强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5.加紧民主政治建设， 逐步实行民选各级政府。6. 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7. 确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8.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增加工业生产。9. 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增加农业生产。10. 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所得累进税。11．对敌占区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内实行自由贸易。12.加强文化教育运动，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13. 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14. 面向敌占区，缩小敌占区。15. 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第二次行政会议一致通过了这十五项主张。
第二次行政会议结束后，我于4月10日写了《晋冀豫人民抗日斗争及其政治生活的新时期》，论述临参会召开的意义，阐述十五项主张的意义及对边区建设将发挥的作用。该文发表在 4月17日出版的华北《新华日报》上在文章中指出：“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将是我全边区民主政治的开端，将是人民政治生活与团结抗战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目前建设主张，将是这新时期的具体战斗纲领，将是人民生活中的新规律，我们热望全边区人民紧张起来，迎接这个新时期与生活的新规律，并把它变为现实生活的实际。”
在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大家都接受，但具体实施起来，并不是每个干部都能自觉地去执行。在根据地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党治国”的观念。根据地是在我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在根据地内是执政党，因此，不少干部思想上以党代政，党高于一切的“以党治国”观念很强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为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在4月15日出版的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35 期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具体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提出了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说明党对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支部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邓小平的文章特别批驳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思想。”他列举了三种主要表现：
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
邓小平在批判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后，明确提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怎样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呢？邓小平提出：“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7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太行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建立了党团，受同级党委领导，理顺了党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对根据地内民主政治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大大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保证了党的“三三制”原则的顺利实行。
1941年是太行区民主政治建设大力推进的一年。从年初开始的村选及各群众组织（包括武委会）的村选开始，民主空气越来越浓，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群众团体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二次行政会议后，一个推选临参会参议员的运动在根据地普遍展开， 从军队到地方，从各党各派到各阶级各阶层，从各群众团体到各级抗日政府，积极热烈地选举代表，进行竞选活动，召开推选会，投票推选临参会参议员。
我是由辽县人民推选的临参会参议员。5月推选活动开始后，辽县农会、青救会、商会联合推荐我为辽县参议员候选人，得到县工会、妇救会、开明士绅等的响应。另一名被推选的候选人是民主人士阎濂甫。我和阎濂甫到辽县各地各自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我所到之处受到热列欢迎。大家推选我，首先是因为我是区党委书记，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区党委的信任，提名我为参议员候选人。其次是我经常到辽县。辽县是由我分管指导的区党委的实验县，各界人士和干部对我比较熟悉，竞选时大家能列举很多具体事实支持我。6月22日， 辽县推选临参会参议员的大会在桐峪镇第三高小内召开。参加推选会议的代表59人，各区参观团及临参会筹委会代表百余人。会议先由县教育科长宋耕如就选举方法和意义作了报告，我和阎濂甫在会上发表了竞选演说。筹委会代表浦化人监督竞选投票。经过推选代表无记名投票，我以51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宣布选举结果后，整个会场一片欢腾，锣鼓、笙簧欢快地敲响奏起，无数锦旗、献词及礼品推在我面前。礼品中最有意义的是象征光明的蜡烛及象征团结的胶。这样的场面我平生是第一次经历，使我深感根据地民众对党的无限信任和我肩上担负的重任，不能辜负民众对抗日新政权的热切希望。到6月底， 各地推选参议员的工作结束。
临参会筹备期间，北方局根据华北根据地发展的形势，提议把鲁西根据地合并划归晋冀豫边区。6月27日，筹委会通过决议，将鲁西区归入冀太联办管辖，称作冀鲁豫区，这祥，边区范围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会上决定把会议名称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临参会参议员扩大到197人。同时确定了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区划。
经过充分的筹备，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于1941年7月7日在辽县桐峪镇隆重召开。应到会参议员197名，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包括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滕代远、申伯纯、何云、王悦生、王必帜、杨珏等，占不到 1/ 3。由于敌人的“扫荡”和 封锁，一部分参议员未到会，实际到会的参议员为134人，其中太行区31名参议员全部到会。会议连续开了一个多月，到8月15日结束。会上，杨秀峰代表冀太联办作了工作报告，彭德怀应邀作了《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施政纲领以及《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条例》、《晋冀售豫边区劳动保护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军事支差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等各个主要法规，选举了临参会驻会委员和正副参议长。共产党员申伯纯当选为参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会议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杨秀蜂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当选为副主席，浦化人当选为高等法院院长。延安《解放日报》为庆祝会议召开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边区“东自津浦，西临汾河，南起苏鲁，北迄冀晋，福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根据地已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7月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举行首次委员会，讨论区划和任命各级政府官员。边区划分为22个专区，设3个行政公署。太行区不设行政公署，为边区直辖区，下辖 6个专区 ，39 个县，面积有 25583 平方公里。6个专区为：
一专区：辖内丘、临城、赞皇、获鹿、高邑、元氏、井胫、平东、昔东、和东1等0 个县。专员杨维。
二专区：辖平西、昔西、和西、寿阳、榆次、太谷等6个县。专员梁文瑞。
三专区：辖祁县、榆社、武乡、襄垣、辽县、武西、辽西 等 7 个县。专员刘亚雄（女）。
四专区：辖黎城、平北、平南、潞城、长治、壶关等6个县。专员张茂甫。
五专区：辖林北、安阳、偏城、武安、涉县、磁县等6个县。专员赵进扬。
六专区：辖邢东、邢西、武北、沙河等4个县。专员范文彩。
9 月1日，边区政府正式办公，并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施政纲领》，共15项，内容包括：1. 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团结进步，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2. 加强与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建立人民子弟兵。3.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渐实现民选各级政府。4. 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5. 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确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6。对敌实行统治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7.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巩固阶级团结。8.加强农村阶级团结，给予农村一切贫苦人民与游民分子以生存教育的机会。9.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11. 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12.建设卫生行政，减少人民疾病死亡。13. 面向敌占区，开展敌占区工作，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14.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自由平等权利。15.保护外国侨民，加强国际友谊。这一纲领以北方局15项主张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参议员的意见，反复多次修改后颁布。临参会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太行区民主政治的建设。会后，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策， 把大会的民主神传达贯彻到根据地各个地区。
继第一次大会后，临参会在 1942年9月、1943年9月又开过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由于根据地已进入困难时期，战争频繁，没有集中召开。1942年9月太行、太岳联合召开，1943年9月太行区单独召开。1943年后半年，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到1944年，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为进行普选和召开正式的参议会创造了条件。1944年6月，临参会驻会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进行普选和召开边区参议会。鉴于各区的形势、条件不同，不可能统一进行普选，决定采取分区选举和分职业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会议决定，在普选参议员的基础上，召开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区会议。确定太行区会议参议员共146名，由太行区各县及各部队、各行业、各团体经过普选产生。
经过1941年的村选运动，太行民众的民主意识已建立起来，到1944 年，全区95 %以上区村政权都是经过民选产生的。由于有了这一基础，在1944年开展普选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广大民众有了更加强烈的参选意识，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参选非常踊跃。到1945年2月，146名参议员全部选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53名，略多于1/ 3。
1945年3月2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在涉县温村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参议员117名，29名参议员因公请假或未及时赶到，这些参议员代表太行区450万民众。敌占区的60多名各界人民代表和士绅组成参观团列席会议。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太行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生、大练兵，发扬民主，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做了军事报告，宣布太行区已收复3万余平方华里的国土，1945年要继续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临参会议长申伯纯作了临参会工作报告。会上讨论通过了新的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参议会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如有1/5 参议员或1/ 30公民提议，参议会应立即召开会议，听取人民的呼声，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会上选举申伯纯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邢肇棠为副议长，我和吕守元为驻会委员。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3月19日会议结束。会后，成立了边区参会议党团，我任书记，负责领导和指导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的工作。
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后，太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完善的阶段。此后不久，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根据形势的发展，边区政府从太行山迁移到太行山下邯郸武安附近。原有的边区政府直辖太行区的体制已不适应。为了加强太行区的行政领导，搞好根据地建设，更有力地支援战争，边区政府决定，于1945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太行行政公署，属边区政府领导，任命刘岱峰为行政公署第一任主任。这时，太行行署管理 6 个专区、51 个县（市）310 个区、5348 个行政村，全区人口4851269人。1946年3月26日，太行行署向各地发出进行普选、成立县参议会的指示。此后，全区开展了普选，有 21万余人在普选中当选，分别进入村、区、县各级政府中任职。1947 年 4 月15 日，太行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到1947年4月我离开太行区到中原工作时，太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已完成了从上到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崭新社会在太行区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