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规模减租减息和群众运动的发动
通过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剥削，减轻农民负担，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同时交租交息，团结地主抗日，是我党在抗战中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太行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从抗战开始宣传、实行，到1942 年太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其间有过曲折。
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减租减息。1938年初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召开时，都提出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后，每次较大的会议，都提出要实行减租减息，例如在1938年“六月决定”中规定“减租五或四分之一，减息至二分以下”，但是并没有认真实行。当时主要是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用此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军政需要的财物。合理负担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摊派办法，不能长久使用。对此，在1939年召开全区第一次党代会时，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在会上指出全区减租减息“实际上执行得不好”，要求各地党委和农会广泛深入地教育，发动减租减息斗争。会后，在部分地区进行具体部署，并选择少数村庄做试点，但大多停留在宣传上。
1940年春，太行根据地开始出现困难，特别是晋中、冀西的春荒，使很多农民生活日益困难。为此，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发动党政军群团全力投入春耕运动中。区党委要求在春耕运动中开展减租减队，我们组织了7个小组，分头到根据地腹心区榆社、黎城、武乡、辽县、襄垣、潞城和长治，指导春耕和减租减息，以取得经验，推动全区。这是区党委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对农村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了解了根据地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各方面的生活情形，了解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同全国农村一样，在太行区，地主、富衣仍占有耕地的绝大多数，他们人口只占7% 左右，但却占有60%以上的土地。贫苦农民在农村的比例不于45%, 但只占有耕地10%。农民在经济上仍处在劣势，受着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农民虽然抗日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经济上困难重重，因此，在行动上严重阻碍了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土地是农民最大、最迫切的要求。抗战后农民破产的少了，一般土地流失停止，但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贫穷状态。合理负担只是解决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太行山农村中，残存着极残酷、极野蛮的超经济剥削方式，例如当头制（厘下地）、甲地制、租粮地（钱粮地）等，阻碍着衣村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农村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压抑了广大农民参战和保卫、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热情，使许多抗日的新法令无法执行。各地在春耕运动中，结合初步开展减租减息，已可看到农民在减租减息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后，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感激之情，提高了生产情绪。 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农村土地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涉到农村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影响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更加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春耕运动结束后，区党委继续组织对农村土地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进行调查，为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做准备。冀太联办成立后，在施政纲领中专门有实施减租减息的条款，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和“年利率不得超过一分”。1940年12月3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颁发减租减息条例，使晋冀豫区的减租有了法律依据及具体政策规定。12月5日，我在《战斗》第47期上发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一文，从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中的教训的角度谈减租减息，指出在太行区“减租减息的执行，从三年的口号、号召到现在，有许多地区还没有深入下去”，因此“越斗争群众越疲倦，越冷落下去”。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全区党的干部认识减租减息对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作用，确实搞好这项工作。但是，由于百团大战后期群众遭受到巨大损失，情绪低落，在1940 年秋冬和 1941年春，减租减息仍没有发动起来。
进入1941年后，太行区的困难局面进一步恶化。1940年10月到12月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报复“扫荡”，使人民群众蒙受巨大损失。从1941年3月开始，敌人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是其重点进攻区。在这一年的3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和连续不断的小型“扫荡”，并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敌人的势力一直伸入太行腹心区昔阳、和顺等县。与此同时，太行区发生旱灾，农村大面积减产。困难局面的加剧，使区党委更加感到群众工作，尤其是农民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地主要在农村，支持抗战的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农村。在敌后开辟创建根据地，首先依靠农民的支持，要巩固、发展根据地，克服困难，只有依靠农民。事实已经证明，谁能把广大农民组织发动起来，谁就能在农村站住脚跟，巩固住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从以上认识出发，1941年1月5日，我在《战斗》第48期上发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一文，强调“农民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减租减息”，要求全区党、政府、农会加强对减租减息的领导。同月，区党委发出《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指出抗战 4 年来“减租减息不彻底”，已经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要求各级农会必须认识到“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减租减息做的好，就等于农会工作做好了一半”。 2 月15 日，区党委作出《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区党委直接领导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我任该委员会的书记，直接领导群众工作。决定规定，要研究减租减息，研究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研究雇工与雇主的关系，研究改善雇工生活问题以及青年、妇女、 生产、武装等问题。此后，我们组织农救会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进行减租减息的实验。我记得派下去的有农救总会主任池必卿及陈大东、左奎元、王梦周、任瑞廷、王仪亭等同志。下去前，我召集他们开会，要他们下去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剥削关系、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减租减息实行中的问题等。
这时，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和进行村选、选举临参会参议员的工作刚刚开始。调查的同志结合村选，接触了很多农民群众，了解到许多我们过去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问题。例如我们早就发现减租减息发动时比较困难，农民一方面想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又不愿积极参加。原因是什么？调查中发现，关键问题是永佃权没有解决。一些开展过减租减息的地方，地主采取收回佃农土地，转租给别人或交亲友耕种，或自耕，或典出，甚至卖掉土地。把佃农租佃的土地收回，使佃农无地可种，给农民造成很大压力和威胁。减息后债主不向外借钱，贫苦农民告贷无门，急用钱时无处可借。不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法使减租减息继续下去。因此，在筹备临参会，起草《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时，专门就调查中发现的永佃权等问题作了规定。临参会一结束，在区党委领导下，由晋冀豫边区农民救国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根据临参会通过的《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草案），发动减租减息为中心议题。会后，各地农会广泛宣传这一条例，重点宣讲减租减息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进行减租减息是合理合法的。1941年秋冬，太行区的减租减息宣传发动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区党委对减租减息问题的认识还比较低，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区党委直接抓的大事要事，还停留在主要依靠农会去做的阶段。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是同时发到区党委的。这时，日本侵略军山西派遣军正在向太行区发动春季“扫 荡”，我们正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这次敌人集中 1. 2 万兵力向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镇一带发动称作“铁壁合围＂的“扫荡”，其目的是捕捉寻找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在为时一个月的“扫荡”中 ，敌人未能找到总部和师部，却付出了伤亡2000 余人的代价。我军在反“扫荡”中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六分区司令员范子侠、一分区 31 团副团长曾纪云、三分区政治部主任郝维青等优秀干部光荣牺牲。反“扫荡” 一结束，区党委立即开会，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并听取农救会和实验县关于减租减息及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结合太行区的实际，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作为区党委的书记，经过学习对照检查，确实感到自抗战以来，虽然一直讲减租减息，讲教育发动农民，但是并未深刻了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教育发动农民的深刻意义。我感到，我们在执行土地政策和发动农民斗争方面已经落后，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搞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以晋冀豫区农民救国联合总会的名义，于3月29日发出《农民土地斗争纲领》，并在4月7日华北《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发表时我写了按语：“该纲领系参照中共中央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根据本区实际情况而制定，充分发挥了拥护地主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缴租缴息、调节各阶层关系、增加根据地杜会富力的精神。”斗争纲领根据农救会调查中了解到普遍存在的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和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强调在减租减息中一律按抗战前租额减少1/4, 在重订租约中，争取订5年以上的租佃年限；旧债凡交利超过原来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免交；公有荒地开垦后归开垦者所有；私荒一年内不自行开垦者农民可自行开垦；公私荒开垦后5年内不出负担不交租。斗争纲领的公布，目的在于向农民和地主公开宣布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向各级干部宣布中央的精神。
二是在4月中旬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过去的土地问题与农民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过去太行区农民运动的曲折发展及规律。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重点讲了过去农民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我指出过去的教训主要在对减租减息的意义认识不够和没有认识到在领导农民开展斗争时必须采取的策略。特别是1940年黎城会议后，对中央提出的“反对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的策略，在执行中有片面性与平均主义。对于“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和实行这一战略“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未能认识和执行。在领导农民斗争时，在统一战线大局着重拉的时候，没有执行打的策略。没有认识到必须要有酝酿和打的阶段，才能发动起农民，组织起斗争。在具体指导上，表现为忽打忽拉，不是正确的一打一拉。 在工作上，表现为忽紧忽松，不是一鼓作气。在指导地区斗争上，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机械地运用“先进区推动落后区”，把工作局限在先进地区与停留在基点 上，没有把基点上的先进经验具体地运用到落后山庄，生硬地企图宜接以先进推动落后，结果不平衡更加突出。在反倾向问题上，没有从发动农民的目的与要求上，从社会基础、社会关系的变动实际上（即削弱封建势力），从政策上去认识“左”与反“左”。而是从表面上和若干现象上来反“左”，结果一见农民运动和局部蛮干就停止了斗争，损害了农民与干部的斗争热情。在分析了前段工作后，我们讨论了如何根据太行区的实际执行中央上地政策的问题，于4月15日以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如何执行上地政策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区党委在抗战中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全文如下：
区党委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
（一）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发动农民，联合地主与联合富农。土地要求为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土地又是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因此，要使农民真正能够发动起来，又能联合地主阶级抗日，只有发动农民斗争，实现我党之土地政策，特别在今天敌、我、顽复杂严重斗争情况下，不充分发动农民就无从依靠群众支持艰苦斗争，也就不能使人们与地主阶级达到进一步的抗日团结，但同时要保持地主阶级的若干权利，否则也不便利联合。今天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定势力。经过斗争又适当让步，才能达到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联合他们共同坚持抗日的目的。
（二）我区农民运动基本上还处在策略的一、二阶段， 只有少数先进县份进入第三阶段，但就在这些县份也表现不平衡、不深入，因此，应按照不同县份，分析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策略方针，对不同村的与问题上的不平衡，也要耐心的分析，反对平均主义一般化，策略运用上忽视地区上复杂不平衡性，正是过去执行政策策略中痛苦的教训。
根据目前情况，一般可分为三种地区。一种是农民从未发动过或开辟时期一度发动而又消沉下去，社会基础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地区。第二种，农民经过发动土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今天党要进一步普遍深入斗争的地区。第三种已到拉的阶段，而又表现不平衡的地区。第一种地区开始着手要寻找最易击破的对象，最能发动群众的问题，发动斗争，启发农民斗争勇气，以便推动斗争普遍深入。第二种地区放手发动斗争，要求贯彻土地政策。第三种地区也要充分发动农民争取平衡，但须更加注意斗争中复杂的争取工作，然而今天的环境总的与过去不同的。今天地主阶级有了觉悟与团结，因此，一切斗争又必须是合法斗争，不能像开辟时期的蛮干，一切斗争均须约束在法令之内，不能立法违法，但又绝不是限制斗争，限制农民，而是表示要软，实际要硬。法令正是为了便于基本群众运用合法，便于一打一拉，正是为了帮助指导者掌握有节的原则。农民一经起来，可能有越法行为，司法机关要多予调解，尽量使农民不吃亏，不要给刚起来的农民泼冷水。
其次，今天负担较重，民力消耗较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又严重存在，与开始时期不同，而又碰到敌人的清缴扫荡，顽固派的乘机活动。因之，在执行土地政策时，又要注意与减轻负担节省民力联系，否则，易为敌顽所乘。
（三）今天基本上主要任务是反对右倾，反对官僚主义，四年来的教训，统一联合束缚了斗争，未打而又拉，未到拉的阶段而过早的以拉为主，方式上蛮干的“左”，掩盖了实质上的右，反“左”时表现取消了斗争，加之工作中的片面性，遂使农民运动受到不少的波折，今后政府要纠正“唯法主义”，必须运用法令支持农民，不能束缚农民斗争， 要了解民隐民情，简易行政司法手续，使下情容易上达，问题容易解决。农会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斗争，发展与壮大农会，贯彻土地政策，同时组织春耕生产。过去提出从生产发动农民，从细小问题上发动农民，而忽视土地政策的执行是不对的。各救会也要帮助发动农民。必须了解没有农民的解放，其它团体也就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也会软弱无力。要教育所有干部以群众的话解答群众问题，使农民认识剥削关系与剥削实质，尽量暴露地主阶级的凶恶，对农民的欺压狡诈，暴露其伪善面目，打破农民“良心下不去”旧观念，启发其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坚决回答驳斥“等天晴”,“中央军来了八路军要走”等谣言，以鼓舞农民斗争勇气，防止地主抽地转典等威胁，巩固斗争情绪。
（四）目前执行土地政策是当前中心工作，要与三风检查结合进行，执行土地政策就是三风检查在群众中的实施，也只有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党的政策才会真正在群众中实现出来。因此，一切的工作要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要检查过去土地政策实施情形与指导发动农民斗争，贯彻土地政策；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是不行的。同时与春耕工作并不矛盾，而恰是推动春耕工作的主要关键。事实上只要土地问题有了适当解决，群众情绪进一步提高，其它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区党委扩大会后，各地、县委根据会议安排和区党委“四·一五”指示，除边沿地区以开展对敌斗争为主外，在根据地腹心区，积极准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运动刚刚开始部署，就遇到敌军自抗战以来对太行区发动的最大一次“扫荡＂，即1942年5月“扫荡”。
敌军1942年2月对太行根据地“扫荡”后，利用边沿区群众动荡不安的心情，在太行山东，沿平汉路西侧修筑北起元氏仙翁寨，南至武安任家岭的第三道对根据地的封锁线。在太行山西，沿着白晋路两侧，以特务活动与小股武装相配合，进行“清剿”，胁迫边沿地区群众“维持”, 并开始修筑武乡经榆社至辽县的公路。太行根据地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于5月集中2.5万人的兵力，发动代号为“乙号作战”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其目的是捕捉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等首脑机关，摧毁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战争情报后，太行即进行总动员。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在民兵、群众配合下，一边打击敌人，一边从敌人的包围圈内向外转移。区党委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随129师师部转移，我和杨秀峰、蔡树藩等一路，在师部警卫部队掩护下跳出敌合围圈，到达黎城县北面的北社、港东地区，同刘伯承师长会合。在这里，我们听到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附近的十字岭遭敌包围，左权副参谋长、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同志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左权牺牲后，辽县人民为永远纪念左权，于1942年9月将辽县改为左权县。
反“扫荡”结束后，已是6月底7月初。区党委抓紧时间，开会部署，培训参加领导群众运动的干部。这时刘少奇从华中经太行回延安。他到太行时，已是9月中旬。他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后，认为太行未能在抗战前期抓住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是一大失策。 他介绍了华中的经验，强调减租减息是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在农村中造成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他还在党校讲了发动群众的问题。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这时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有两个好的条件：一是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政策明确，斗争策略明确；二是经过调查研究，对太行区农村的实际明确，对农民的要求比较清楚。因此，运动一开始，就确定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减租保佃和清债退押。具体做法是保佃农和地主重订租佃契约，清退前一段超交的租额，保障农民的永佃权，解决明减暗不减的问题，使地主真正把地租减下来，使农民按边区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交租，这就是减租保佃；开展清理旧债，在清算超额剥削中把农民被抵押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物品以及借债文约收回来，这就是清债退押。这些要求都在边区政府的法规之内，农民只要依法交租，地主就无权收回出租的土地，使无地或少地的靠借债度日的贫苦农民有了地种，使遭受超额剥削的农民收回了自己原有的耕地及其他财物。清算了旧的债务后，一切借贷契约全部当众烧毁，从而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优。
减租保佃、清债退押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区党委和各级党委为此不断从实际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各地工作。一般做法是先训练干部、骨干，以掌握政策和正确的策略，然后入村访贫问苦，个别发动。在此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和诉苦，启发农民自觉起来清租算债，要求地主主动减租减。对于顽固分子，独霸一方的大地主、大恶霸和破坏运动的人，召开诉苦、揭发斗争大会，以农民的声势，加上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迫使他们减租减息、清债退押。斗争中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支占政治优势的阶级队伍，在农村中造成农民政治上的优势，使农民团结起来投到斗争中去。这支队伍要在党的领寻下，以农会为骨干和领头出面，包括青年、妇女、民兵在内，要取得村政权的支持。斗争达到高潮时，区、县抗日民主政府要站起来表明态度，支持农民的斗争。
在领导减租减息运动中，区党委特别强调提出“重新”发动群众和加强薄弱区工作的方针。这是因为在中央决定下达前，我们对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动很不够，对其意义认识更差。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是一个全新的阶段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确实认识到了减租减息对于发动群众和削弱封建势力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发动群众对于整个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认识掌握群众运动发展规律和斗争策略在指导群众斗争中的重要性。“重新”发动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根据各地实际，确定重新发动的任务。在先进地区，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动群众，面向落后群众，面向落后村，如武乡县，在薄弱区，主要任务是依靠较有工作基础的村庄，选择顽固不执行土地法令的大户恶霸，把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进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以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用“先打后拉，打中有拉”的策略，推动群众运动发展。如武安县，在没有搞过减租减息的地区，主要任务是重新发动，先从检查党支部、党员、干部本身存在的问题入手，找出问题的症结，确定重新放手发动群众的策略及方法。如邢台县，区党委在领导这场大规模运动中，重点抓了武乡、武安和邢台三个不同类型的县。从总体上看，这次群众运动反映出来的特点同过去比，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声势大。这次减租减息运动，从上到下层层发动，召开大会多，从气势上形成农民斗争的政治优势，震憾着根据地农村社会。减租减息之后的农村，农民在政治上已占了优势。
二是斗争激烈。运动开始后，农民敢于揭发诉苦算账，地主敢于依据法令讲理，不像反顽斗争中那样有恐惧感。在群众斗争中地主逃亡的也比过去少。每一个大会几乎都有激烈的争辩，反映了农民、地主都在运用中央的土地政策，为自己的利益寻找法律政策依据。通过减租减息，把民主斗争的积极性和民族斗争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巩固了农村的统一战线。
三是成果显著。经过斗争，太行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成果。据武乡县统计，经过 8 、9 、10三个月的群众运动，全县50多个村（占根据地行政村半数以上）解决租息问题 12000多件（不算普遍订约，）典地订年限7000多顷，租地订约（由永佃权改订契约）160多顷，消债22 .6万多元（冀钞）、铜钱82000多吊、粮 540石，退文书13400多张、欠利条子2800多张。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后，参军、参战、支前积极性更加高涨。
四是引起社会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变化。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太行农村的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地主、经营地主和富衣经济的封建部分都有较大削弱，其占有耕地在减少， 有的下降为中农；贫农雇农土地有了显著增加，不少上升为中农，中农户数明显增加。这一变化是区党委从各种类型的 12 个县中选取 15 个典型村的 2419 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调查结果可以从下表看出：
1942 年减租减息运动前后各阶层户口土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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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运动开展不普遍。1942 年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虽然规模较大，但是开展得不够普遍。从全区情况看，6 个专区中，一专区因反“蚕食”斗争紧张，群众运动开始较慢；二专区敌情严重，根据地缩小，群众运动规模较小；三专区是腹心区，动员快，规模大，斗争激烈；四专区开展得比较慎重，进展也较慢；五、六专区大部分是工作薄弱区， 在发动群众时比较注意策略，由于干部缺乏，进展比较慢。据区党委在15个县统计，根据地1925个村庄中，开展过反贪污、反恶霸、反摊派及减租减息的村庄只占60%左右。三专区的榆社县是根据地腹心区，80个行政村中减租减息开展得好的只有13个，不够好的有43个， 根本未开展的有14个。
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开展的解决抗日根据地内农村土地问题的运动，其前提是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抗日，巩固发展建设抗日根据地。中央在土地政策决定中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是指导减租减息的总政策。中央强调，在抗战中，党的土地政策首先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中央指出，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战中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因此，中央强调，在实行减租减息后，必须实行交租交息以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此，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只能是有限的阶级斗争。中央还指出，在抗战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因此党的土地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衣，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执行以上土地政策，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非常准确地把握住分寸，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1942年刚开始发动群众时，出现反复，也在情理之中。当9月召开临参会第二次会议时会上，出现的围绕减租减息展开的农会代表和士绅代表之间的激烈争论，正是反映了双方各自代表农民和地主利益的尖锐交锋。这种争论，是根据地民主政治实施的反映，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不少“左”的举动，如在地主顽抗时发生打入现象。对此，区党委曾三令五申制止，到后期就很少发生了。
十五、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决定了发展人民武装和开展对敌斗争，是根据地内共产党组织始终列为重要地位的工作。根据地的军事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体制。地方军和人民武装都是由地方党委领导创建、发展和开展对敌斗争的。
早在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初建时，就提出了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问题。省委决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组织广大民众，首先是农民和工人参加抗战，组织群众游击队、自卫队，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优秀青年参军，扩大主力部队。1938年3月省委召开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时提出：“现在的战争已由正规军队的全面抗战发展为群众的武装抗战了。”因此“领导与组织武装，是我党在目前阶段中唯一重要的任务”。这一阶段中，由于129 师将 2 / 3 以上的兵力分遣到各地，同地方党委一起全力进行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因此很快就在晋冀豫区广大区域内建立起众多的游击队，如秦（基伟） 赖（际发）支队、先遣支队、游击支队、道清游击支队、晋豫游击支队、冀西游击支队、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榆次纱厂工人游击队、邢台浆水游击队、挺进支队、太行游击支队、平汉游击队、磁县人民游击队、太行梯队等等。这些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抗日信心， 使太行区在1938年4月的第一次反九路围攻作战中处于主动地位。粉碎围攻后八路军政治部5在月写的《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的经过》总结报告中，盛赞太行人民积极主动配合主力军作战的作用，指出：“每一次战斗中，担架队和运输队都很踊跃地工作，给军队非常大的帮助。每村的自卫队也很警戒机动，常常自动地捉住汉奸、敌探，或者发现汉奸之后报告军队。”“经过反围攻作战，军民之间建立起生死与共、相依为命的血肉联系，使太行根据地在敌后日益壮大”。我在1938年6月22日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写的工作报告中统计，这时太行区内已建立起地方武装，仅活动在各地的地方武装主力支队就有8000 多人，拥有2500支枪，组成5个团（支队）、2个营（大队）。全区组织的不脱产自卫队达30多万人。
太行区的人民武装建设，到1940 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增兵华北，于1939年开始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敌人大肆增修铁路、公路，在沿线构筑碉堡，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封锁墙，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和网状分割。晋冀豫区被分割成太北、太南、太岳、晋豫4块。敌人的目的是通过封锁沟墙，围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根据地。刘伯承师长把日军这做法称作“囚笼政策”。敌人妄图将根据地包围分割像狱中的囚笼一样， 而后摧毁。面对敌人的“囚笼政策”，刘伯承提出通过运动战、游击战，配合群众斗争，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敌人囚笼战斗。为开展反“囚笼政策”斗争，刘伯承提出建立民兵制度的意见。他认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由17岁到37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民兵的任务包括：①游击，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戒严。②掩护和配合基干军队作战。③锄奸，肃清敌探。④民运工作，支持政权。⑤ 兵员补充。⑥侦察情报。⑦敌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兵”这个名词。此后，区党委积极协助晋冀豫军区着手在太行区组建民兵组织。
1940年黎城会议正在召开时，得悉日军向白晋路增兵，妄图加快修筑白晋铁路的速度。敌人计划中的白晋铁路北从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现属祁县东观镇管辖） 起在白圭镇和南同蒲路相接途中经东观、沁县、襄垣、长治到晋城，正好从晋东南穿过。白晋路原是一条公路， 1939年7月，日军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后在公路沿线驻扎大军，将晋东南分为太行（东）、太岳（西），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增加了对敌斗争的困难。要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就必须要破坏其修筑白晋铁路的计划。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白晋路发动一起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
经过1938年、1939年两次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战斗和1940年春的反顽斗争，我们已初步取得了动员组织民众参战支前的经验。特别是军区、军分区建立后，同地方党委、政府联系比较密切，每次对敌战斗，都有地方武装组织带领自卫队、群众参加，因此，群众参战支前的信心很足，积极性很高。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白晋战役的计划时，特别强调“民众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的主要力量。野战军民运人员，军分区地方武装科要协同地方机关，适时动员、组织民众参加破路、拆堡、搬运资材”。根据这一指示， 我们组织了2万余民众，在南北100余公里的白晋路沿线，随同八路军主力展开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白晋战役从5月5日夜开始发动进攻，经6日一天和6日晚的战斗，将敌人经营了一年多的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50余公里，毁大小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歼敌350余人，解救了1000 余名修路工人，夺取和烧毁了敌人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
经过白晋战役的锻炼，太行区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和协同参战支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为建立民兵制度打下了基础。在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三大建设中，建立民兵，是党、政、军共同开展的一项工作。1940年8月1日，军区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的口号。在整编军区、军分区，建立民兵过程中，明确军分区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加强了地方党委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这时太行区的5个地委书记高扬、赖若愚、王一伦、王孝慈、王维纲分任1至5军分区政委。
军区扩大干部会后，刘伯承、邓小平向我通报了一个极秘密的军事行动，八路军总部准备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规模比白晋战役还大，要我和军区立即动员组织民众和民兵，像支援白晋战役一样，支前参战。他们特别要我亲自布置正太路南侧的动员工作，要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这就是百团大战（当时叫正太路破击战，战斗打响后八路军总部发布消息，才改叫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动员。谈话后，我立即进行秘密布置。由于已有白晋路破击战的经验，动员组织工作较为顺利。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开始的主战场晋中地区，地委在8月8日就发出秘密通知，地委和专署（当时叫冀太联办太行第一办事处）派出32名干部，与各县的同志混合组成4个工作队，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秘密活动。到8月20日百团大战正式发动前，在晋中区（当时包括平西、昔西、和西、寿阳、榆次、太谷6个县）的敌占区摧毁 58个伪村政权，争取了18个伪村政权，发展了敌伪内线16个，建立起10个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有12594人的秘密抗日组织。同时，在根据地内秘密组织起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带队的支前指挥部，动员了2万余民兵、7万余群众，准备了4500头牲口，并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羊、草柴、军鞋、电线杆等。支前、参战的民兵、群众，分别参加到破击队、运输队、担架队中，我们挑选了一批有胆有识的民兵派到各部队当向导，送情报。
百团大战在8月20日打响后，太行民众全力以赴参加到支前中。8 月26日，区党委向正太路沿线党组织发出配合百团大战的指示，强调指出：“我们目前应抓紧时机，开展沿线工作，特别是动员沿线的地方武装组织以及广大群众，扩大这一战果，参加与配合我正规军的作战， 展开群众的破路运动。这成为沿线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同时也应是地委指导任务上的中心。”指示还告诫各地党委“应该估计，这一次胜利固然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但同时也开始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与新时期，更残酷的斗争将要在华北展开。”区党委对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被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后开展的反“扫荡”事实所证实。可惜百团大战第一、二两阶段的胜利，使大多数同志只看到胜利和显赫战果的一面，未能对紧接而至的十分严酷的困难局面做充分的准备，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破击正太路的战斗以八路军获得全胜告终。从8 月20日夜到9月10日，太行军民作战181次，毙伤日伪军2258名，破坏铁路 117公里、公路226公里，解放被迫修路、护路群众133万余名。
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纷纷自动到部队慰劳，举行庆祝大会，更多的民众组织起来参加到支前参战队伍中。在第一个阶段将近结束时，区党委于9月6日向各地委发出《关于开展沿线工作的补充意见》， 指出：“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胜利的直接成果，展开主动的广泛的各个铁路、公路的交通战争，开展对敌政冶、经济各个战线的斗争”。11 日，区党委发出《关于配合百团大战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指示》，强调乘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时机，“抓紧良机，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努力向平汉路、白晋路和同蒲路开展敌占区工作”。
百团大战在9月20日后进入第二阶段。太行军民的任务主要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敌军据点，见机收复榆社、辽县两个县城，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歼灭从平定、辽县或白晋路方面增援的敌人。这一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战斗主要在根据地内进行。在战斗打响前，我们动员了5万余群众、民兵，随军参战支前。由于这时正处在大胜之后，动员是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的。敌人在遭受打击后已有了准备，因此榆辽战斗打得比较艰苦。我军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攻坚，打得很激烈。敌人除地面部队不断增援外，还出动飞机轰炸，在进攻榆社城时，敌人施放了毒气。经过军民共同作战，到10月5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部分撤出战斗 ,休整补充，地方工作准备从大规模支援战争转向生产，结束了第二阶段的战斗。在第二阶段中，太行部队在民兵、群众配合下，作战152次，毙伤敌军2564名，破毁铁路76公里、公路169公里、碉堡20余座，解放群众2000余名。
我军刚刚开始休整，敌人就开始对太行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这样，百团大战进人第三阶段，军民进行 反“扫荡”作战。敌人的“扫荡”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布置动员民众进行反报复“扫荡＂的工作也作了一些，且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胜利之后的轻敌麻痹思想在干部、群众中都很严重，特别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大批编入野战军，后方党的组织与仅有的地方武装整个进到前方，根据地后方空虚。敌人看到我们的弱点，在报复“扫荡”于10月6日突然发动时，首先以3000余兵力扑向根据地腹心区，向浊漳河两岸用“捕捉奔袭”、“粮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战术展开拉网式报复“扫荡＂，实行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腹心区群众遭受到空前的烧杀抢掠，损失惨重。八路军主力部队及时展开反“扫荡”作战，在和（顺）辽（县）公路上的弓家沟设伏歼敌近百人，毁敌汽车44辆，迫使敌人于10月17日停止“扫荡”。10月20日，敌人经过短暂组织后，又开始向太行腹心区进行第二次报复“扫荡”，以万余兵力重点“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 师师部及冀太联办和区党委所在的辽县、武乡、涉县、偏城交界地区。敌人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发动对同一地区的“扫荡”,在太行区尚属首次。我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应战准备不充分，使敌人在23日、24日进入预定合击地区后，到处实行疯狂的“清剿”，抢掠物资，烧房杀人。进入腹心区后，敌人又进行分区“扫荡”，群众损失更惨。面对敌人的疯狂野蛮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决定集中主力歼敌。10月30 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关家垴战斗，歼敌400余人，其他主力部队也寻机打击敌人，迫使“扫荡”太行之敌于11月13日、14日撤回据点，历时40天的太行反“扫荡” 作战结束。
反“扫荡”结束后，我立即组织干部到各地去慰问群众，组织修复战争创伤。我们所到之处，目睹群众遭受的严重损失，非常难过。例如平（定）西范家窑的敌人把群众赶到石沟内，用机枪扫射、刺刀乱刺，一次杀害89人、伤9人；寿阳韩赠村的敌人将群众赶到破窑内，放火烧死260余人；昔阳县西峪村的敌人将全村男女老幼365人赶到一个大坑内枪杀活埋；涉县井店村的敌人杀死无辜百姓200余人；在和顺县石拐村，敌人将全部房屋、窑洞毁坏，有三孔石窑无法烧毁，竟用炮轰塌。一个又一个被烧的村庄，一家又一家被杀害的尸体，一个又一个受伤的民众，到处一片劫后惨景。仅据赖若愚在晋中区6个县不完全的统计，被杀害的群众有1680人，受重伤群众206人，有595户的19241 间房屋被烧。
在百团大战中，太行民兵、群众积极参战、支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太行军区统计，在从8月到12月的5个月大战中，太行民兵作战 535次，参战人数59658人，共毙敌45人，伤敌8人，俘敌3人，捉汉奸89人，破路245公里，破桥12座，毁敌火车头8个、车厢142个，解救民工5210 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战斗中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如辽县杀敌英雄刘二堂在敌人进攻时，两枪打死两名敌人，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表彰，在太行掀起了学习刘二堂运动；平西寺沟刘四的妻子蒋氏，在抢救八路军伤员中，一连将7个伤员背到安全地带；昔西华泉的刘三孩在敌人于夜间进村后，到房上搬石头打敌人，敌人以为遇到游击队不敢入村，使全村群众得以转；榆次组织有100余人的自卫队，在前线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打得非常顽强；和顺县长翟文田带自卫队到前线支前参战，在反“扫荡”中掩护政府人员和各救会干部；和顺县区分委委员宋虎江在榆树坪带领自卫队员抢救出500多名八路军伤员；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长王蝉余在上湖配合作战抢救八路军伤员，在枪林弹雨中把伤员背出，自己光荣牺牲。战争考验了我们的干部、党员和群众，锻炼和成长起一批与群众紧密联系的、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干部。
进入 1941年后，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艰苦。首先是敌人针对“百团大战”中遭受的打击，全力对付我根据地，提出和实施针对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大大增加了太行根据地的困难。其次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进一步实施封锁、包围和进攻，根据地被迫进行“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两面作战。第三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天灾、疾病搅在一起，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对太行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区党委在百团大战后期已有所认识，并告诫各级党委和抗日政府要对即将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局面有足够的准备。对严重困难形成的原因，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区党委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进行过研究，提出了克服严重困难的措施。
1941年1月太行军区召开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我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目前“是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面”，要全区“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反对麻木不仁”, 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对敌斗争。但是，由于严重困难的突然加剧，在一些同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一度产生了消极庥木倾向，使太行的工作未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 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处在被动的状态。针对太行的严重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于4月28日写出《反对庥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我看到该文后，立即决定在将于5月15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7期上发表，并写了编者按：“邓小平同志这篇文章严肃地指出本区目前的严重形势，并明确地指出克服这种严重局面的条件与方法。希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负责领导同志，能于接到本刊时，立即联系当地具体情况组织讨论，动员全党为打开目前的这个严重局面而斗争。”
邓小平的文章是专门针对太行区写的。在文章中他首先肯定了百团大战证明太行根据地“无论在军事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是使敌伪胆寒，是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 后，尖锐指出，太行区目前“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到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而遭致不应有的恶果”。他认为，敌人的进攻，反共顽固派的破坏固然是形成严重局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谁要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怎样才能打开严重困难的局面呢？邓小平提出：首先，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 其他一切都困难。第二，要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第三，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第四，要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的心理。
邓小平的文章对全太行区震动很大。文章发表后，我们组织全区干部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检查各自的工作，深刻认识存在的问题，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打开严重局面。区党委在学习邓小平的文章后，决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为此，首先针对地方武装被削弱的状况，于5月7日以区党委名义作出《关于目前武装工作的决定》，提出“组成游击集团，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开工作局面，坚持对敌斗争”的工作方针。游击集团是以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开展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129 师为加强游击集团，将一些野战旅的领导机关同军分区合并（番号仍保留），将旅属的各团分遣到各军分区作为分区的基干团。游击集团的组建和主力兵团的地方化，大大促进了地方武装发展。太行区接着开展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选举运动，从下到上建立起村、区、县、军区武委会领导机构。
游击集团建立后，立即于6月份发起对太行之敌的攻势作战。在历时1个月的游击集团攻势作战中，显示了群众性游击战的威力。攻势作战主要在敌占区、接敌区展开，1个月中作战出击507次，参战民兵达 33985人次， 毙伤俘敌伪军707名，捕捉敌探、奸细、土匪、宪兵、情报站长、维持会长等572人，解救民夫57800余人。晋中民兵创造了“联防制度”号，一处有事，多方支援。各地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掩护战、营兵作战等多种群众游击战形式。8月至9月，1 、5军分区游击集团配合主力参加了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打击了敌人的“ 治安 强化运动”。10月底，日军对太行区发动冬季“扫荡”，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师部及军事工业基地。各地游击集团再次发挥作用，使进入太行根据地之敌处在四处挨打的局面之中。反“扫荡”胜利后，刘伯承师长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民兵发挥了极大威力，群众游击战使敌疲于奔命。”八路军总部发言人指出：“民兵、游击队埋的地雷，使敌人一进根据地即如陷入爆炸阵中无法立足，不知觉中被炸死不少。”
1942年，是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一年。太行根据地在1941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又遭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再加上这一年的严重旱灾，使这一年成为太行区抗日战争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
日军对太行区的春季“扫荡”是乘太行军民准备过春节时发动的。2月3日（农历1941年腊月十八），集中了2万余日军的自称为“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扫荡”开始，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边区政府和129师师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辽县、武乡、黎城地区。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捕捉壮丁，抢拉牲畜，搜刮粮食物资，凡能运走的东西，尽其所能统统抢夺。在反＂扣荡”中，我主力部队一面掩护首脑机关，一面同各游击集团配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在1个月的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毙伤354名日伪军，俘日军3人、伪军48人，夺回牲畜185头。经过这次扫荡，敌人进一步向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推进，在北起元氏西北的仙翁寨，南至武安的任安岭一线修筑了第三道封锁线，向前推进了10至15公里。在腹心区，敌人开始修筑武乡经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把第三专区分割为两块。第二专区边沿的敌人大筑制堡，发展维持会和伪军，使全区纵横只有25公里，造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
面对日益严重的对敌斗争局面，129 师和太行军区决定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打入敌占区，一边进行政治宣传，一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寻机打击敌人。区党委于4月27日发出《对敌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与发展敌占区的工作，“与敌人去争取每分时间与每寸空间”,“在敌占区生根”。各地党和抗日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敌人于1942年5月中旬发动号称“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大规模“扫荡”，目标主要是合击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敌人在“扫荡”前派出特务混入根据地内，摸清了总部和师部所在地，集中2.5万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战法，直奔目的地，在辽县麻田地区包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华北《新华日报》社等机关。25日，万余敌人在南艾铺、十字岭一带发动突击，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率大部人员突围．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掩护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在反“扫荡”中牺牲的还有北方局的秘书长张衡宇、《新华日报》的何云等同志。左权副参谋长的牺牲，是抗战中八路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反“扫荡”中 ，129 师在刘伯承率领下，机智地与敌周旋，从敌人的包围圈空隙处跳出圈外，损失较少。邓小平政委这时正在太岳区视察，不在太行区。
夏季反“扫荡”结束后，区党委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深了对发展、建设以民兵为主的人民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8月4日，区党委发出《五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与当前备战工作指示》，强调要加强对民兵的领导和训练，提高民兵素质。我写了《怎样掌握民兵组织群众游击战争》一文，详细论述了民兵的组成及其特点、战时民兵政治工作、民兵战术问题、造成普遍杀敌风气等4个问题。我在该文中提出：“战时掌握民兵，是反扫荡群众游击战争的一个基本环节。怎样掌握与使用民兵，就成为战时如何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和群众如何配合军队作战中一个中心环节了。所谓‘武装民众’，主要的就是民兵问题。”
1942年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颁发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命令。区党委和军区根据这一命令，决定从7月下旬起，连续开展两个月的对敌政治攻势，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日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的宣传工作，反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加强瓦解日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展开反汉奸、反维持运动。在布置对敌政治工作时，区党委和军区强调以各级党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为核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攻势以县为重点，组织党政军民各部门协同参加， 把政治攻势与其他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为此，各地要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武装宣传队，深入到敌占区去。政治攻势的内容主要是展开群众性的普遍宣传运动，揭穿敌人的各种阴谋，动摇和瓦解敌伪军，提高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敌占区群众人心向我，同时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打开敌占区的斗争局面。
太行区的政治攻势从夏季一直延续到秋初。在两个多月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中，我们到敌占区、游击区的587个村进行了宣传，召开了591次群众大会，剧团演出36场，散发宣传品215623份，各种标语31024 条，给16名日军、177名伪军指名写信。同时，摧毁 336个村维持会，逮捕435名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了百余个抗日民主村政权及部分抗日民主县、区政权。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了513次战斗，毙伤日伪军574名。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敌伪大为恐慌。在据点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很多伪军、伪组织人员送情报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有的掩护抗日人员，要求抗日政府记上名字。伪军、伪人员家属主动配合政治攻势，要求亲属尽快回到抗日人民中，不要做坏事。
太行区的冬季政治攻势是同根据地内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配合进行的。减租减息中，太行民兵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发展了新党员，使战斗力明显提高。1942年的对敌斗争是在艰苦环境下开展的。我在斗争中注意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对敌斗争规律。为此，我在9月16日发表《政治攻势与反蚕食斗争反对四次治安强化与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一文，详细分析了太行区的敌情，剖析了元氏、临城两县反“蚕食”和跃进斗争的特点、经验和教训，从昔阳和元氏反“蚕食”与反维持斗争的经验教训中阐述对敌斗争的策略，对开展政治攻势和开展敌占区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0月，我起草了区党委《关于边地对敌斗争报告》，汇报和总结了太行区1942年前 9个月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反“蚕食”斗争中的党的建设、组织建设与组织形式、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等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从艰苦的对敌斗争实践中，根据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的政策策略思想总结出来的。
1943年1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干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都以较大篇幅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这一年虽然太行区的困难还在加重（主要是自然灾害加重），但是，对敌斗争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根据温村会议确定的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从春季开始，区党委和军区就决定派出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展开更加广泛的游击战，建立小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加强对日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到敌据点、伪军中发展内线，在工作开展好的伪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太行区在太原、阳泉、太谷、寿阳、石家庄、安阳、新乡、长治等敌占区建立起共产党地下支部，在若干伪军内部发展了地下党员。采取这些措施后，使太行区的对敌斗争逐步地由被动转向主动，使根据地开始走出困境，并迎来了根据地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1943年，敌伪仍把太行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对此，我们一直有充分的准备。为加强游击集团的战斗力，春季，129 师在太行的385旅、新1旅所属各团划给3、4、5、6军分区，成为分区的基干团。各军分区的基干团（营）大部分到各县、区，与基干队、民兵组成游击集团， 团、营、连各级干部参加县、区、村指挥部，统一指挥群众性的反“扫荡”。各地普遍建立起群众性的情报通讯网，各交通要道、重要村镇设立秘密中心情报站．在群众中进行了空室清野与转移演习。在边沿区普遍实行抗日戒严， 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谍斗争。
1943年4月，日伪军2.5万人开始对太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发动进攻。为了援助友军，区党委和129 师政治部于4月25日联合发出《关于南援工作的指示》，决定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组织豫北指挥部南下太南工作。但是，庞炳勋、孙殿英在敌人进攻面前投敌叛变，使日伪军力量加强。5月初，日伪军转向太行区北部，向根据地腹心区的三、四五专区发动毁灭性的太“扫荡”，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及八路军主力合围在辽县、黎城、涉县间清漳河两岸狭窄地区一举歼灭。
我们事先已针对敌人的大“扣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扫荡”开始，很快搞清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规律，使反“扫荡”处在主动的地位。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很快转向外线，游击集团在内线坚持斗争。敌人未能捕捉到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根据地内疯狂烧杀抢掠。游击集团在反“扫荡”中充分发挥其优势，展开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扫荡”斗争。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设在各地的情报网站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尤其是到处开展的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在反“扫荡”中 ，太行民兵有14679人参战，作战2255 次，毙伤敌伪1902名，俘敌伪26人，捉汉奸敌探445名，解救民夫771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在战斗中民兵伤亡141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3.5：1 。反“扫荡”结束后，李达司令员在他写的《加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之商讨》中指出：“太行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此次五月反“扫荡”、反抉剔清剿斗争中，发挥了过去任何一次所没有的伟大力量。各地人民武装协同各该地基干军队与游击队，有机地与敌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击了敌寇企图摧毁我根据地物资材料与抢掠粮食的阴谋，严厉镇压了敌寇所派成的大批奸细爪牙，使合围清剿之敌到处感到‘四面楚歌’、随地皆兵之苦，遭到我们不断的打击、饿困、伏击、围袭与追击。”
敌人此次夏季“扫荡”是抗战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为了挽回损失，敌人于6月中旬派出日伪军1500余人窜到武乡县蟠龙镇地区，企图在此设院据点，修筑公路，分割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阴谋，太行军区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配合下，于7月19日发起蟠（龙）武（乡），战一役举歼敌500余。此后，武乡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围困蟠龙战役，将蟠龙周围的49个村庄、4.3万多群众转移出来，采取军事上围困打击、生产上劳武结合打击汉奸特务、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办法，与敌展开长期斗争。围困蟠龙长达8个月之久，于1944 年2月17日收复了蟠龙镇。
蟠龙战役前后，在太行南部的日伪军2万余人向林县发动进攻，企图以林县为依托向北推进，扩大占领区．为阻止敌人北进，把根据地向南发展，区党委于7月24日发出《关于开辟豫北工作的指示》，决定加强对豫北工作的领导，迅速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发展人民武装，深入进行对敌斗争，把豫北创造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和军区抽调干部到太南、豫北地区开展工作。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中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发动林南战役，收复太南、豫北地区。太行区动员组织了3000多民兵参战，1.5万余民众支前。林南战役从8月18日开始，历时9天，于 27日结束。在八路军主力的强大进攻和民兵及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歼敌7000余，攻克敌据点80余处，解放40多万人口。战役结束后，在太南、豫北建立了七、八专区和军分区，使太行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3. 3万平方华里。此后，太行区的形势走出了困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向主动，敌人在太行再也未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1943年10月，太行军区和129 师师部正式分开，成立了独立的太行军区，李达任司令员，我任政委，黄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廷发任参谋长。从此，太行区的地方武装有了独立的建制和指挥机关。军区独立后，为进一步加强对人民武装的领导，于11月5日颁发了《太行区县、区村各级指挥部暂行工作条例》，条例规定，“县区村各级指挥部是分区系统下的军事指挥机关，是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直接组织者与指挥者，是党政军民各组织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联合办事处。”各级指挥部的任务是， “一元化领导下对敌进行以武装斗争为骨干的，结合政冶、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的、全力的游击战争。”在冬季，县区村各级指挥部进行了整顿或重建，使太行区的民兵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更加适应从主动发动进攻到局部反攻和大反攻的需要。
从1943年底开始到1944年2月，太行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日军加强了对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和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新的进攻，从太行区周围调走了一批老部队，又把从国内新征集的人员组成新部队派到太行周围，战斗力较前减弱。经过1943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和政治攻势，伪军、伪组织受到打击和削弱，战斗力明显下降。面对这种变化，区党委在1月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敌斗争，乘敌调动之机，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加强对敌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进一步扩大根据地。
1944年的对敌斗争，是在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有近2/3)参加整风，军队、群众展开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年中太行军民发动了连续的局部反攻和反“扫荡”，改变了太行区一些地区长期被分割的局面，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全年中太行军民进行大小战斗4048次，攻克据点105个，收复国土达19.933万平方华里，解放了 55.7万人。
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太行区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进行了大整训。9月中旬，区党委召开了太行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开展政治和军事整训问题，拟定了整训实施纲要。会后军区成立了以营团干部为主的轮训队，太行武委会干部也参加，培训整训骨干。对人民武装的政治整训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肃清混乱思想，坚定胜利信心。军事整训的主要内容为射击、投弹、地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配合主力作战，在敌人火力下运动，保护群众，战争勤务等。全区参加大整训的民兵达到93%以上，自卫队达到 90%以上。在整训中，民兵、自卫队不仅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而且密切了干群之间、民兵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展了民兵和自卫队。
1944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召开了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和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即太行第一届群英会）。同时举办了战绩展览和生产展览。这是总结检阅抗战以来太行区对敌斗争战绩和经验的一次盛会。会上表彰了一批杀敌英雄，其中有主力部队的李仕亮、王风才、范富培、靳小瑞、马振歧、胡胜才、赵亨德、范治平、刘风祥、刘兰子；有各游击部队的暴文生、何绍堂、李德合、王志栋、胡彦铭、高宏；有边沿地区的民兵宁文小、任毛小、王德荣、刘玉珍、李三奎、李旦孩、宋二夫；有根据地内的民兵徐顺孩、张小保、陈炳昌、关二如、朱银马、刘二堂、王来发等。李达司令员在杀敌英雄会上的报告中讲到人民武装自1940 年建立民兵以来的战绩时，指出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28774次，毙伤日伪军5621名，生俘日伪军2872名；缴获长短枪347支，轻机枪11挺，冲锋枪26挺，掷弹筒54个；摧毁碉堡155个，毁汽车7辆，破坏公路1723里，破坏铁路65里，破坏侨梁157座，破坏封锁沟墙1403里， 毁火车20列。正是由于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和积极参战，才使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坚待巩固下来，并不断扩大，成为支持抗战的可靠的基地，为大反攻和抗战最后胜利创避了条件。
十六、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与加强党的—元化领导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出现的严重困难，于1941年、1942年先后提出的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
1943年10月中央将这两项政策列入著名的十大政策之中，仅次于对敌斗争之后的第二、第三项，可见其重要性。我们在根据地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对于这两项极其重要的政策的实施，对于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的作用，体会尤为深刻。
精兵简政政策，主要是针对根据地人民负担过重提出来的。从抗战爆发，我党我军深入敌后开辟创建根据地起，就存在着向入民征收钱粮，供给军队、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5月讲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指出要注意解决供给问题，要实行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的政策。抗战开始，国民政府按照同我党达成的协议，供给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一定的资金物资，再加上从当地征收的军政费用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基本能满足需要，进行反顽斗争后，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停止给八路军拨款和供应物资，敌人进行“扫荡”时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再加上194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的侵袭，使根据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在太行根据地内驻扎的脱产人员是敌后各根据地最多的，八路 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机关及直属单位，众多的八路军、军区、军分区、县大队、区小队及各支队等抗日部队，还有大批学校师生以及太行本区的党政军群团学校，脱产人员所占比例比陕甘宁边区外的任何一个敌后根据地都多。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发展和走上正规，脱产人员增加很快，且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太行区社会财富却逞减少趋势，人民负担逐年增加。到1941年，军政费用和人民负担的矛盾已突出地表现出来。矛盾主要反映在全年财政任务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大约只有84%。财政收入的两项主要来源田赋和合理负担，前者完成50% , 后者完成40% , 没有可能保证军政费用，特别是拨给八路军正规军的军费只占总支出的37.1 %。对此，边区政府讨论财政问题时曾想了不少办法，但这些办法主要在开源上，如增加征收力度，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增加生产等方面。在节流方面也想了不少办法，如紧缩开支，严堵浪费，加强支出计算，紧把报销关，查处贪污腐化等。这些开源节流措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入不敷出的困难形势。到1941年秋冬季，财政困难有增无减，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引起许多民众的不满。1941年10月，敌人在华北实施第三次“治安安强化运动”，其中心是经济封锁，重点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掠夺和在敌占区实行配给制度。这又加重了我们从根据地、接敌区和敌占区征收抗日费用的困难。正在我们为筹集、解决军政费用研究办法时，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中央告诫全党：“我党我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以后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著名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要求全党“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通过实施这一政策，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以使根据地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
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我们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在太行区实行精兵简政的间题。129师的精兵简政早在中央指示下达前，已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安排。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对精兵简政十分重视，亲自抓落实。其实129师早在1941年初就开始了精简整编，将师部的后勤部门和八路军总部的后勤部门合并，从各级统率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充实连队。中央指示下达后，129师师部首先在1942年1月7日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由刘师长、邓政委主持。华北《新华日报》在1月24日报道了动员大会和会后由刘师长、邓政委主持的“精兵会议”讨论大会的情况。
为了在太行区尽快部署进行精兵简政的工作，区党委于1942年1月26日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实施办法。这次会上，我们重点学习了中央的指示，研究了第一期简政的方案。会上确定先从调整机构入手，以减少行政经费，目标是每年节约2万元。调整机构主要措施是并县：将获鹿并入井陉县；邢东、邢西合 并为邢台县，由专署兼理；将平顺、和西、沙河、涉县的县政府工作分别由专署兼任。裁区：区数减少40%。合村：将小村合为大村，主村设正村长，副村设副村长，村委会脱产干部减为4人。这项简政方案实施后，太行区共设甲等县8个，乙等县7个，丙等县7个，游击县10个，加上一个新县共33个县，县的建制少了5个。简政后全区有133个区、2950个村，达到了裁区40%的目的。这次简政着重是精简人员。第一次简政减少了人员，但经过5月反“扫荡”,证明还有许多不适应战争需要的问题。再加上实行大村制后，村干部脱产，战争一来，干部在主村，而战争以自然村为单位进行，村指挥部在主村，自然村处于无领导状态，主村孤立无援，受损失较大。山区行政村地域辽阔，开会比较困难，各种问题无法及时解决。专署兼县后专署事务增多，削弱了对县的领导，妨碍了县工作的深入，贻误了战争。因此，第一次简政不完全成功，问题较多。
针对第一次精简存在的问题，区党委认识到，简政工作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太行的实际，根据战争的特点，重新研究新的简政方案。1942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要各地报告精兵简政总jie5，提出16个问题要求各地回答。这16项问题，许多是我们准备调查研究的问题。在5月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太行根据地人民负担确实较重，这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全区共有土地3984951亩，各阶层土地占有比例为，地主占15%、富农占23% 、中农占42%、贫农占18%。
全区人口150万（游击区2个人算根据地1人）。收入情况，当时以每亩产7斗小米（以每斗15 斤计）计，应收入41790万斤。由于租地比自营地产量低，每亩实际平均产654斗 (合97.5斤），全区土地实产38805万斤。另加商业和副业收入约8895万斤，全区国民总收入为 47700 万斤。
负担计贷，按照当时群众的生活水平，太行根据地每个负担人口平均负担54 斤小米，全区可负担8100 万斤。每个抗日部队的战士一年需小米1836 斤，每个干部需小米 1434 斤（包括所有生活、工作、战争支开）。如此计算， 每 94个人可养活 2个战士、1个干部，全区人民可以负担 4. 5 万多抗日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而当时 太行区内有 4 万多部队、2 万多地方工作人员，大大超过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从调查中发现，除财物负担外，人力负担也相当重。还有全区军政机关中 4000 多头牲口的粮草消费。人民群众除去公粮、支差负担外，收人剩不多，许多群众已有怨声。
根据中央政策和太行实际情况，根据地脱产人员军队不能超过总人口的 2% , 地方工作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 %。太行区军队不超过 3 万，地方脱产人员不超过1.5 万，这是精兵简政的目标。从8 月份开始，全区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简政工作从制定方案、确定组织编制开始。根据调查研究后的数据，确定太行区党政民学共留15000 人（不包括边区政府），其中党的系统 2340 人，占 15. 6 %; 武委会和群众团体系统 1727 人，占 11. 5%; 政权系统 10933 人，占72. 9 % , 考虑山地较为分散，增加1000 人。简政的原则是缩小上级领导机关，增强县区，减少杂务人员，多留工作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这次简政后，太行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民学工作人员减少 18 % , 节省经费38%。边区政府机关同时进行简政，缩减人员 48 %, 节省经费46%, 每月可节省公粮 52, 5 万公斤小米，经费60 万元（冀钞）。区党委在第二次简政中连同区党委党校等直属机关共减到157 人（包括工勤人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使部门设置合理化，在组织机构上也做了一些调整。这次简政中还纠正了第一次简政中发生的间题，主要是缩小上级领导机关，充实下级机关，增加区级干部。专署兼县的体制对工作不便，又分开，仍为专、县各自办公。小区大村体制改为大区小村体制。群众团体改为各救会合署办公。第二次精兵简政的成功经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1942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包括太行根据地在内的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表扬，称赞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梢兵简政 的模范例子。”
第二次简政工作结束时，中共中央于 1942 年 9 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在各个根据地内实行一元化领导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持征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党的委员会，党从政治上加强对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一切组织的领导。这种领导，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根据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在晋冀豫区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大章、李雪峰、 蔡树藩组成，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后由我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太行、太岳、 晋豫（中条）、冀4 南个区党的工作。10 月，太岳、晋豫两区合并为太岳区。太行分局成立时，太行军政委员会同时 撤销。
分局成立后，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分局机关和晋冀豫区党委机关合署办公，区党委机关刊物《战斗》改为分局主办，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
太行分局成立后，领导范围未包括冀鲁豫区。太行分局领导的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区这时正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1942 年敌人连续“扫荡”气实行“三”政光策，加上接踵而至的严重自然灾害，使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在这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受命全面负责党政军民统一领导的重任。邓小平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决定召开有各区党委以上党的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抗战5 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对敌斗争方针，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会上决定，会议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温村召开，由邓小平作 5年来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主报告， 李大章作群众运动工作报告，戎伍胜（戎子和）作财经工作报告。请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会指导讲话．
经过充分准备后，1943 年1月25日会议正式召开，一直开到2月20日。邓小平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主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我党领导晋冀豫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指出了应该记取的教训。邓小平认为，5 年中应记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有10 条：
1.“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 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后应切实注意加 强下层，提高下层对敌斗争的能力。”
2.“在对敌十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3, “ 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一切从保护人民利益打符，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
4, “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也同等的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5, “ 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时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6.“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滞阻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要不断的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的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的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由缝隙钻敌人空子，以争取主动。”
7.“ 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8.“敌人对我实行 ‘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一元化’的斗争”,“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9.“ 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 争取战后团结建国。”
10.“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的研究，并使之适用千自己的工作环 境。”
以上10 条，对于以后太行区战胜严重困难开展全面对敌斗争和进行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报告中，邓小平提出晋冀豫区今后的基本方针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各方面去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提出三项任务：
“第一，在根据地，必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阶层的团结，大大发挥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准备足够力量，以反对敌人的‘蚕食’、‘扫荡’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第二，在敌占区，必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游击根据地，加强敌占区人民中、伪军伪组织中的组织 工作，积菩力桩，准备反攻，并配合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为着胜利的进行今后的艰苦斗争，必须执行中央指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进行整风工作，并实行精兵简政，改善组织形式，缩小上层机关，加强下层 力址，以适应千今后的斗争环环境。”
邓小平报告后，李大章代表太行分局作了群众工作报告，戎伍胜代表边区政府作了财经工作报告，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作了报告并回答了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会讲话。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在2月20日作了结论报告 ，针对讨论中争论的若干问题，如对北方局工作的看法、对1940 年黎城会议的评价、对武装工作（主要是编并问题）、反倾向问题、根据地巩固程度问题等，代表分局作了结论。对今后的工作，重点强调了 7 项，即：
- 贯彻民主政治；
- 继续发动群众，迅即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等法令；
- 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 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
- 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
- 认真贯彻整风工作；
- 实现一元化的斗争。 “
2 月 21 日，大会举行闭幕式 ，一致通过了《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对报告和结论的决议》后宣告闭幕。
这是在晋冀鲁豫边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是使边区从严重困难中向恢复和发展转变的会议。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战胜困难，全面开展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夺取抗战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太行分局会议后，太行区进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工 作。这次精兵简政的最大特点是贯彻实行一元化领导政策，达到“一元化、群众化、军事化与简单化”（由边区政府提出）的目标．精简后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机关、地委和军 分区机关、县委和县基干队或独立营合并了伙食单位，太行军区的伙食单位合并了 118 个，太行区的政民系统干部减少到 1.1 万人，边区政府由原来的 548 人减少到100 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129 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师部兼太行军区指挥机关，总部、师部、军区的后勤业务全部合井。1943 年 10 月1 日，太行分局撤销，由于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工作。1O 月 9 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更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直属北方局领导，我仍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太行军区政委。太行分局撤销后，分局党校 更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党校，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华北《新华日报》改为太行《新华日报》，成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分局机关刊物《战斗》改为太行区党委机关刊物。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到 1943年征收的公粮仅是1942 年的 33. 33%,减少了900万公斤。太行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中央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4 年 5 月 25 日延安新华社发表《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指出：“自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即认真、周密地彻底执行了这一政策。并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及当前具体任务，不断地改造与发展这一政策，从42 年到现在，已进行了三次简政，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该总结概括了 5 点，即：加强了一元化领导， 提高了政府独立工作能力，增太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干部的劳动观含，干部树立了群众观念。
十七、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中全党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后，为实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同全国各个战略区、各个地区的整风运动一样，都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整风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但是，整风运动的成果，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整风运动的经验，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党，发挥着作用。50年来，许多事情已经淡忘，有的根本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在太行山上参加和领导整风运动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就使我仿佛又回到从幼年一步一步走上成熟阶段的关键时期。那次参加和领导整风运动，使我懂得了我党内部曲折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懂得了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怎样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事后的效果看，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从党内到党外，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党员，从延安到前方，在各个战略区，各个地区，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把许多重大路线问题，特别是把党内的路线搞清了。在解决重大路线问题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中，毛泽东创造了一套做思想工作、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把全党真正拧成一股劲，夺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太行区党委领导的整风运动可分为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部署的初期整风运动，温村会议上受到批评后，以党校为王进行的整风运动两个大的阶段。从时间跨度看， 第一阶段为1942年．第二阶段从1943 年一直到1946年春结束，前后长达4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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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期的整风运动
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北方局的部署开始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 2月8日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顿三风，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党内的残余，以便使党在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全党的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我们是2月中旬得到毛泽东两个重要报告的，同时听到中央各机关、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的消息。3月3日，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教育指示。3月23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在太行召开宣教工作会议，在罗瑞卿主任主持下以整风精神检查过去全军干部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宣传上的党八股作风和对战士、公务人员教育中的形式主义。3月27日，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开始整风学习 ，并从4月1日开始用了半个月时间举行党八股检查大会，对报纸和新闻通讯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检查。
根据北方局的分工，我在边区政府机关领导整风学习。4月4日，我在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上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过去边区工作，所以有许多缺点，不单纯是因为客观形势的敌我斗争尖锐，三风不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主观主义方面，表现在麻痹，看不见情况的变化，对新情况不了解，总是运用老一套的办法。对下级布置工作，不根据客观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力量，只是任务多、决定多、指示多，而检查却少。对群众要求多，给予群众的却少，不能满足群众要求。许多正确的法令政策未能贯彻，群众的困难未能及时解决。下去工作的人，常常只看见一些现象，不了解全实际情况便乱发指示，到处批评。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对工作估计一般化。在宗派主义上表现为小团体、小贪污行为很多，本位主义，经济上打埋伏，干部调不动，自以为是，包办工作，唯我独尊，工作方式不民主，对他人不放心，对下级用钦差大臣的态度，把自己做成模型去衡量别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与人发生争论时固执己见，甚至争论以后再见面都不自然。此外，军政民在工作上的配合不够，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在党八股上的表现形式很多，如文件中一大堆道理，乱引用名人字句，公式化。指示信内照例包括内容很多，文章中很少开门见山，工作报告也常常是老一套等等。开会时照例先是有总结意见，再由大家提意见，名为讨论，实际上与会者不见得了解情况，往往是主观推断，会议内容空洞无味。开会往往时间要长，内容要多，形式上把许多工作都放进去，否则便认为没有完成工作。会议多而中心不突出。上级到下级去专门找人开会，开完会便算完了。工作的决定由边区层层传达到村便算完成了任务，到村几乎等于零，成了“传达递减律”。以上种种表现，使我们的工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不能深入下去。到了战时，工作便经不住考验。我在报告最后要求全边区在整顿三风中形成一个热烈的运动，举行由上而不、由全体到局部、由工作到个人的大检查。
这次面对200多名边区机关干部的整风动员报告，是我的第一个整风报告。这个报告对推动太行根据地内的整风，起了公开号召发动的作用，表明共产党人要公开进行整风运动，要求各阶层人士、广大群众批评督促和帮助。这个报告列举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报告后，许多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揭诏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存在的不良作风很是佩服。为了领导好边区政府的整风，边区政府委员会于4月6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边区政府整风检查委员会，由边区政府委员、各直属局、法院、抗战学院干训部负责人和各秘书主任组成。工商管理局与税务局组成一个检查单位，公安局、交通局、法院及边区政府机关本身各成为一个检查单位，从自查开始。边区政府系统领导机关的整风从此普遍开展起来。
整风运动在太行区最初发动时，由于对运动的目的、意义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未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很快就进入检查纠正不正之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查自纠停留在就事论事上。区党委发现这一偏向后，根据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有关决定、指示，对太行区的整风运动进行研究，于4月15日发出《关于如何整顿三风的指示》，具体部署了1942年整顿三风的工作，强调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把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然后运用这些武器，联系检查本部门和本人的工作，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肯定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的东西，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人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为了组织干部学习，区党委和129 师党委在涉县温村区党委党校开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实验班。实验班学员来自全区县、团单位党员干部中，约有190余人，支部书记为赵仲田，支委有巫利珍、赵雨亭等。区党委党校的领导成员有：贾久民（校党委书记），薛明（组织科长）、吴光青、彭干（教育科长）、张建国（总务科长）等同志。实验班开学时 ，我去作了整风报告，强调要集中精力学习好22个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实质，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实验班学刁中，遇到敌人的5月大“扫荡”，党校组织学员参加反“扣荡”斗争，对学员是一个考验。实验班的学员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团结奋战，说明经过初步学习整风文件，学员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个实验班，一直办到9 月中共太行分局成立，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时结束。
区党委在领导整风运动中，很重视对文化界整风学习的领导。太行区是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这里驻有八路军前方总部及直属单位、北方局机关及直属单位、129 师师部及直属单位、边区政府及直属单位以及区党委机关和直属单位。在众多的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中，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比重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我国的文化侵略。在华北，敌人从1941年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实施奴化教育政策，削弱抗日军民斗争，扶植汉奸傀儡为目标的文化侵略，从敌占区向游击区、根据地渗透。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者对这一间题虽有觉察，但并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文化人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逐渐严重起来。文艺工作者中的这种倾向尤其严重。1941年10月中旬发生黎城离街道暴动后，引起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和区党委的警觉，深感在根据地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必要性，紧急着邓小平和我商量，有必要召开一次文化人座谈会，解决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由129师师部和区党委联合召开了有近500人参加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参加者包括22个文化团体、太行区6个专署28个县的代表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直属单位、学校的代表，在太岳区的386旅、冀南军区以及敌占区都派代表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和我主持了会议。参加领导座谈会的还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长王东明、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朱光、区党委宣传部长彭涛、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等。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理论与现实及现实对于理论的要求的问题，关于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关于文化斗争策略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及关于文化工作者的修养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有人主张 “内容决定形式”，崭新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生活应有崭新的形式，有人主张“旧瓶装新酒”，争取民族的形式，更易于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有人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会上由太行山成长起来的作家赵树理提出的文化工作要大众化的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之一。 他力主文化工作者要重视普及工作，并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大众化的迫切性。有人赞同赵树理的观点，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会议结束时，我们请太行山的理论家杨献珍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讲话 。他的发言是同王东明、朱光、彭涛等研究后讲的。杨献珍在发言中，强调了对衣民群众进行教育的问题，要求文化工作者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杨献珍提出要创造新民主主义形式，要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和外国文化的精华，反对不照顾群众的倾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要客观的衡量群众的水平，加强批判性，着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会议开在全党整风运动即将普遍发动的前夕，其目的是解决文化工作如何联系实际、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等问题。会议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3天时间，只是提出和初步展开了讨论，许多问题井未真正解决。但是，这次座谈会对太行根据地和冀南、太岳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明确指出了文化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敲了警钟；提出了文化工作必须为广大抗日群众服务，必须从抗日群众的实际 需要出发的问题。
会后不久，中央在全党发动了整风运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学习。5月下旬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区后，文化人座谈会上争论的问题，才有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座谈会结束后，《华北文化》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对根据地文化运动“有指导性”的文章。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有关指示和整风文件，经过一段思考和学习，于5月份写了《关于文化战线上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在6月5日出版的《华北文化》第3期。我在文章中从根据地社会性质谈起，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敌后社会，已经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天还在创造建设中。在这个创造建设的过程中，包含着许多对于旧社会的改造和斗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对旧社会的改造斗争中来创造与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改造斗争中，需要文化和理论，这当然主要靠文化界的努力了，可是文化理论的创造建设以至于它的提高，也必须从参加与指导实际的新社会的创造建设的斗争，对敌的及对旧社会的具体斗争中才能建立起来，才能提高。”这是现实对理论的要求。文化工作者要明确自己在创造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肩负的历史责任，“成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文化工作者”。从以上指导思想出发，我在文中提出现实第一，深入第一，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到农村、农民工厂、工人、连队、士兵及学校、学生中去，从深入斗争与实践的战争中去研究、总结，来提高艺术在根据地中，文化工作者的深入与文化的普及问题，是主攻方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敌我斗争的实际，是文艺作品的主要的活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伸手可拾的，也不是想像而生的，更不是“灵感”的产物，它必须从深入群众中去才能获得。无论任何艺术品．内容是第一，但形式也有它的积极性。形式只有与内容结合时才能发挥出来。在根据地中对于群众所习惯和喜爱的旧形式可以利用改造。对旧形式下的旧剧团、旧艺人，都应该去团结，去联合，去利用，加以新的内容，通过他们去建立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使群众接受教育。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当到老百姓中去工作，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提高自己，获取力量，了解他们的文化需要，满足他们的文化要求，做群众的朋友。今天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娱乐方式与风俗习惯，应当帮助群众，与他们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帮助文化工作，如改造壁报、戏曲、歌曲、小调等，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武器，来执行我们的政治任务，用通俗的形象来参加政治斗争。文艺作品要十分注意效果，文化工作要以现实为第一，为革命服务为第一。
对于太行恨据地内文化人的整风学习，区党委在整个整风运动中都很重视，帮助他们从旧文化影响下摆脱出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努力学习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思想，投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在太行山中培养出一大批贴近农村，熟悉农民，热心为农民创作的文化人才，其中赵树理是典型代表。他是太行山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根据地内，由赵树理主编的《中国人》周刊很受广大民众欢迎。在他的笔下，以农民为中心的作品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文化人座谈会上，赵树理尖锐地提出了要搞群众爱看爱买的“地摊子文艺”，不要搞只在文化人小圈内打转转、供文化交换欣赏的“交换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后，赵树理读了有一种“好比翻了身的农民”的感觉，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著名的文艺作品。和赵树理同—时期的文化人王春、阮章竞（洪荒）、王玉堂（冈夫）、高沐鸿等都在文艺创作上有重大突破，写出了一批优秀作品。1944年12月我们召开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时，文化人大显身手，为大会演出的58个剧目，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的抗日斗争、根据地建设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内容。1945年4月，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太行区文教群英会（会议正式名称是“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会议”),检阅全区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经过整风运动后文化工作的成就。到会者近千人，真是人才济济、百花竞放。在开幕式上，我就敌后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讲了话，指出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就，是由于坚持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方向才取得的。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虽然集中了不少文化人，但由于没有政治的民主，没有文化的自由，也就没有文化的繁荣。从太行区文化工作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整风运动的成果。
1942年9月太行分局成立后，区党委党校改为太行分局党校，冷楚任党校党委书记，贾久民任副书记。改成分局党校后，原办的整风学习实验班在9月份结束，准备以分局名义再办整风学习班。1943年分局召开温村会议时对整风运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时，全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并逐渐引向深入，延安和一些根据地的整风学习已经从整顿学风、整顿党风转向整顿文风。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提出在1943 年1月要完成整顿文风的学习，然后转向整风学习总结阶段。温村会议时， 邓小平收到中央询问整风情况的电报，分局召开会议对整风学刁情况进行研究，决定在1943年把整风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由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亲自领导。
在温村会议上，太行区的整风运动同其他区一样受到批评。第一次批评是2月8日彭德怀代表北方局向大会作报告时讲的。他说：“去年整风运动，由于敌人‘扣荡’与我们主观上未抓紧时间进行，由于对整风认识不够因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一年来本区整风运动还非常差。”第二次是邓小平在2月20日作会议结论时讲的。邓小平说：＂检查我们一年来关于整风工作的进行，无论地方与军队中党的组织，一般说来，读了二十二种文件，开始了学习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然而仅只是开始，还未能热烈响应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的号召与决定。各级党在接到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与指示后， 也作了一些决定指示和计划，然而这些决定与计划，许多未曾联系实际贯彻下去，而在整风本身，也曾发生了不少歪风。如从整风的范围上来讲，目前主要尚停滞于少数领导机关的工作于部中，在地方党地委以上、部队旅以上的许多主要负责干部，均未能在整风中先起核心的示范作用，多是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或采取自流的旁观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易造成雷厉风行的整风运动，这是一。其次，从整风的内容与实质上讲，一般对于整风重点， 是对进行思想改造的意义认识不够，不了解党内的一切歪风的来源，都是我们思想上有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各式各样不正确思想来的。因此，过去在整风工作进行中，无重点的｀为整风而整风＇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的，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从整风的方法方式上讲，一般是偏重于书本理论（这当然是重要的）的整风，不注意同实际工作相联系。从实际工作去检讨与纠正许多三风不正的事实， 因而过去的整风表现空洞与枯燥无味，缺乏生动的实际内容。总之，过去我们对于整风的意义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于整风的领导和布置是主观主义的，所以过去的整风运动，不易向着顺利正确的开展。”
邓小平的批评，基本符合太行区整风的实际，对我们的震动很大。会上，我就太行整风学习进行了检讨性的总结。分局在开会中，专门研究了如何开展整风学习的问题，确定整风学习从头开始，首先着重学风的深入研究与检讨，主要着重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重点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抽出一批县级干部进行先体整风轮训。邓小平把以上意见向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汇报后，北方局批准了分局的安排意见。邓小平在温村高干会的结论中代表分局安排了1943年的整风学习，要求在1943年造成整风运动的商潮。
高干会绪束后，在邓小平领导下，着手制定《太行分局关于1943年的整风计划》。在这之前，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冶部于2月5日发出关于1943年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分局在讨论整风计划时，根据以上指示和邓小平在高干会上的结论，具体安排了全区的整风。整风计划提出，整风暂定半年，从4月1日开始到10月作总结（扫荡时间不算）。整风对象分三类：（一）重点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军队中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二）地方党县与军队团营一级必须进行整风与反省，但分批与要求， 比高级干部轻。（三）地方党分委与军队连一级可进行初步的整风。全区各级整风由分局、区党委、地委、县委等各级党委为核心，结合各同级军政民各主要负责干部共同组织整风委员会领导，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由邓小平、李大章、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毛齐华、杨钰等10 人组成，邓小平为主任，李大章为副主任。计划中把参加整风的干部分为4类：甲种干部包括分局、师部、区党委一级主要负责人；乙种干部包括地委、旅、分区、专署及分局师部、边区政府、区党委直属机关中的部科、处级干部；丙种干部包括县委、团、营与地委、旅、分区、专署一级直属机关中科以士干部；丁种干部包括分委与连级干部。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计划还具体安排了整风学习的重点和进度。计划中对太行区部队的整风特别列了一条，提出：“太行区部队团以上干部学风已经读完，都作了初步反省笔记，虽有部分成绩，且一般不深刻，故应将过去学习告一结束，返回再学学风，务求深刻，达到打通思想的目的，如此，也可与地方干部整风计划求得一致。”为了加强干部整风，分局将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调冷楚任党委书记、副校长，贾久民任副书记兼组织科长。
太行分局的整风计划是太行区自开展整风学习以来最为详细的一个计划，把北方局和分局高干会上关于整风学习的意见具体化了。此后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展开，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亲目领导 整风，使整风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
2、 以党校为主进行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3月起，太行区的整风运动进入以党校为主进行的阶段，我的工作逐步转入以领导整风为主。下面分别介绍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和太行区党委党校整风班的情况。
一、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
1943年3月分局总整风委员会在研究分局党校整风计划时，邓小平提出，鉴于冀南恨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如果让冀南区党委在冀南根据地内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会有许多困难，因此要把冀南干部集中到太行山中，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带有休养与避难性质。3月中旬太行分局党校举办了两个整风班，一个是太行、冀南两区县级以上于部的整风班，一个是冀南区分委于部的分批整训班。太行区参加的干部是县委常委、县长、各救会主席、公安局长；冀南区参加的干部是县委委员以上干部能离开的都到，区分委的干部也是能离开的都到。因此，从数量上讲，冀南区的干部占多数，有100 多人，太行的干部不到百人。整风班的学习分三个阶段，即：综合性文件学习阶段，由李大章负责指导；学风文件学习阶段，由邓小平指导；党风文件学习阶段，由我指导。原计划整风班学习3个月，分批整训学习1个半月，由于中间发生敌人对太行区的5月大“扫荡”，整风班一直延续到8月结束。这时，分局党校住在涉县会里村．
太行分局党校办的整风班开学后，民主选举了太行、冀南两个班的党支部，在分局党校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太行支部的书记是曹幼民，当时他是抗大的政工干部。支委有余非，即庞然，他是一地委青委书记；罗晶，他是磁武县委组织部长；李修仁，他是和顺县委书记。冀南支部的负责人是粟汇川。由学员自己管理自己，由选举产生的支部协助校党委领导整风学习，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以用学员本身的经验指导学习。学员学习都很认真，领导上着重引导学员精读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结合自己的工作业务加深认识，引导学员联系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总结提高。整风学习中，邓小平作了学风学习的总结报告，李大章作了文风学习的总结报告，我作了党风学习的总结报告。这一期办的比较死板，民主没有很好发扬，联系实际揭发批评不够，讨论中多数发言表现为概念式或工作汇报式。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这个问题以后，有所改进。
二、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
1943年10月6日，中央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决定撤销中共太行分局，原分局领导的区党委归北方局领导，由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我仍任书记，赖若愚任组织部长，张磐石任宣传部长。分局撤销后，分局党校改名为太行区党委党校。区党委和党校都驻扎在涉县赤岸村，冷楚、贾久民仍是党校领导，增加了刘建勋为校党委常委，他仍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太行区党委领导班子组成后，立即研究全区的整风运动，决定从10月24日开始举办第二期整风班。同时决定，组成有9人参加的太行区整风委员会，成员包括：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张磐石、徐子荣、刘建勋、王树声、程式兰等。这一期共有190余人，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各半，一直办到1944年1月结束。
在党校集中整风班整风的同时，区党委总结了过去的整风工作，根据“在职干部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在职干部化”的原则，干部除参加各级党校的整风外，其余干部按照区党委的安排，在职参加整风学习。10月25日，区党委和军区联合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了区党委21日作出的《关于今明两年彻底完成全区整风任务及当前阶段的计划》，并就整风问题作了动员。我在动员中指出，这次整风的意义，在于运用文件的武器，发掘与改造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问题，向自已进行调查研究，改造我们每个同志成为自觉的阶级战士。每个干部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解剖自己，打破戒心，想到就写，写到就讲，讲了就改正。
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是区党委直接领导的党校整风班的第一期，因在太行分局党校时曾办过一期， 因此叫第二期。这一期开学时，太行根据地已经渡过了难关，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太南、豫北地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各项建设正在重新发动，精兵简政工作巳告一段落，根据地走上了巩固发展阶段。因此，在举办第二期时，调来一批地委、县委以上和军队团以上主要干部参加，如邢台县委书记程式兰、临城县委书记王治平、磁武县县长江东平、井陉县长宋玉玺、抗大太行分校政委李克如、385 旅769 团团长马忠全等。开学后民主选举了支部，由李克如等组成学员支部，协助校党委组织整风学习。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党委共同领导了这一期的整风。
第二期整风班是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开学的。这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转。太行区由于从春季反“扫荡”开始，中间经过5月反“扫荡”、8月林南战役及生产救灾运动，各级领导未能坐下来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地读文件和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8月15 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后也未能进行审干的部署。因此，在第二期开学时，区党委在安排学习文件和部署全区的整风时，除要求读好22个文件外，安排了学习《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以彻底认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实质，并安排了审干工作。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重点学习《评中国之命运》，实际是动员阶段。当时叫“收放心”，意思是把心收回来端正整风态度。通过学习，弄清中国发展前途，澄清政治思想，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蒋介石的思想及企图，研究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学习文件和研究问题中，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特别是在三次反共高潮中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澄清糊涂观念。在学习中，发现有很多人对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统一战线等有糊涂认识，不少干部在统一战线环境中把国民党蒋介石看作是抗战的“主体”，是国家的“正统”领导， 有的在严重关头发生政治动摇。这种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的学习方法，使多数同志改变了当领导的傲慢态度，认识到参加整风学习的必要生在进入学风学习阶段后，重点引导大家解决如侚对待理论和如何对待实际的问题，也就是整风中的正确方针和态度间题。在学风学习中，普遍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反省，对每个时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自我批评逐步开展起来。进入党风学习阶段后，接触到了个人与党的关系，接触到了实际的间题，开始揭发思想深处的秘密，考虑自己是否对党忠诚，开始进行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学习准备， 整风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即进入群众运动阶段。大会发言从典型人开始，引导大家大胆进行自我批评，从揭发个人享乐主义到组织问题，特别揭发了有的人如何不满党、欺骗党、反对党，还揭发了部队、公安部门一些消极内幕。大会之后转入分小组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时，大约在12月上、中旬，从延安传来康生搞的那场“抢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区党委党校仿照延安“抢救失足者”的做法，发动了坦白运动。因有通、供、信的“左”的偏向，有19个干部对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小组会上时而坦白，时而推翻。约在12月中旬，党校召开坦白大会，一些人走上台去痛哭流涕进行坦白， 有一个武委会的干部在小组会上说太 行区有30多个国民党特务。他列了一个名单，党校的冷楚、贾久民、刘建勋看后，认为名单上的人是太行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骨干，不可信，是编造的，迅速把名单送给我看。我一看名单，根本不可信，把此人从党校送回原单位去处理。这一期开始时还发生了杨诚自杀事件。杨诚是二地委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广东人，在“抢救运动”中被迫服自带大烟土自杀。区党委认为是迫害致死，开了追悼会平反，我讲了话。在整风小组会上，发生了逼、供、信现象。有一天晚上，张磐石在党校内散步，发现一伙人正在一个小屋内打一个人，搞逼、供、信，他立刻找我提出不能这样搞，再搞要出问题。在坦白运动中，乱咬人、胡编乱造的情况不断发生。有人指供边区有一个庞大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其领导人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有人说区党委机关内有特务，甚至说我妻子翟英也是特务。这种严重的乱怀疑、乱供、乱坦白现象，给区党委敲了警钟。我和赖若愚、张磐石商量，召开区党委委员会，研究制止这种混乱局面。会上，绝大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立即停止逼、供、信。个别委员认为应继续发动群众，不能束缚手脚。大家都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由我代表区党委到整风班去讲，公开提出纠正“左”的偏向。我在大会上讲了区党委纠偏的意见，受到干部的欢迎，许多乱坦白的人承认自己是胡说瞎编，制止了逼、供、信。此后，中央也发来要求停止＂抢救运动”的指示。区党委当时独立地决定纠偏，是冒了风险的。我们认为，整风就是要整不实事求是的歪风，在领导整风中发现有不实事求是虚假坦白问题，出现逼、供、信现象时，应该站出来制止。区党委有这个责任，否则就是对党不负责，对同志不负责。区党委党校的“抢救运动”和逼、供、信的偏向，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一些地委党校仿照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也出了问题。区党委公开纠偏后，各地委也采取紧急措施纠偏，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第二期整风班通过学习研究文件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也揭发出不少我们没有引起重视的、比如普遍存在的享乐主义，如贪图小利，吃喝，给地主甚至给特务当工具，贪污公款公物，玩弄异性，贪赃枉法，追求安逸等等。有的人向党闹独立性，要求权力、地位。有的人自以为是，过分看重自己的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看不起上级，以抗上为荣，自称硬骨头，无组织无纪律等等。我在这一期整风班结束时作了总结。结合整风学习中揭露出来的以上问题，着重从理论上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其危害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巩固整风成果的问题。
我在总结中曾把揭发出来的问题归纳为两大类：一类属于享乐主义，一类属于个人对党的态度和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理论”支持，其“理论”为“服从真理不服从组织”,“对革命负责对党不服从”,“反对人不反对党”,“服从组织不一定服从组织的代表”,“反对走上层路线”,“反对上层但不反对接近上层”,“反对奴隶主义尊重自由思想”,“党内谁无私情？”，“食色性也，是人的最大要求”等等。这些“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党看待党内的一切事情。以上“理论”表现为自以为是的信念至上，似乎是从具体实际出发，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片面的夸大的事实，然后又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使其系统化，结果把组织和个人对立起来，把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导致把真理和党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组织形式，不了解党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战斗组织，不了解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因此，错误思想只服从抽象的组织，不服从具体的组织，只服从适合他利益的原则，不服从限制他个人私 利发展的原则，实质上是只服从他自己。我在报告中还对干部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作了分析，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破坏政治机关威信，对群众不负责任，乐于行政命令，施行恩惠主义，不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思想情绪，不执行集体决定。对于少数人存在的悲观厌战情绪、政治动摇倾向，在总结中提请大家特别注意。有这种情绪和倾向，在敌人“蚕食”、“清剿”、大“扫荡”时期及政局严重时期，如三次反共高潮时期，会使敌人乘虚而入，直接导致背叛党、背叛革命。在分析了整风中暴露出的种种思想及其产生的危害和根源后，我提出，思想改造是长期革命实践，是长期的思想教育问题。整风中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还在于今后在实践中巩固。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警觉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加强党内思想锻炼，经得起批评，在党内树立起批评的空气，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要求自己，凡事问一个“是什么”、“为什么”，真正解决立场和方法问题。
区党委直接领导的这一期党校整风，是自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我直接负责的第一次。虽然这时对怎样领导整风还没有成熟的经俭，中间还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发生了偏向，但是，通过这一期整风，使区党委对整风有了进一步认识，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从领导整风中体会到，整风是一个自我觉醒运动，无论对党对个人，清算错误思想及作风，坚定自己的立场，都是共产党员的自我教育。整风中的自我批评，是全面系统的自我批评和开展批评的运动，基础是根据思想自觉及思想的指导，联系自己的问题，寻找思想根源，加以解决。整风是一场群众运动，是群众的思想运动。在指导整风时，根据群众（在党校是群众，实际上都是领导于部）的思想情况引导讨论，也得出正确的结论。领导整风必须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否则不可能引导整风深入进行。整风是一场思想运动，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型，因此必须加强思想领导，首先端正立场，即从端正整风态度入手，然后逐步展开。思想指导要求有高度计划性，但不是固定不变的计划，必须依照思想运动的客观发展，善于诱导，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伸缩性。整风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在具体间题上必须以无产阶级集体的英雄主义战胜个人英雄主义，以革命荣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虚荣，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对每一个参加整风的干部，一方面要有严格的思想斗争，一方面要有热诚的感动。斗争和感动都是群众性的在生活上，一开始就应提倡集体化、组织化，思想上提倡自由思想，打破奴隶主义，锻炼无产阶级生活的纪律性和思想的和学生，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观、盲从，发现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帮助带动落后。在组织领导上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民主形成整风领导核心。核心要在运动中形成，领导要参加到运动中，向群众学习，经主席团集中群众意见，体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第二期总结出来的这些领导整风的经验教训，对区党委领导第三期整风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三期整风班
1944年1月结束了第二期整风后，紧接着在区党委党校举办了第三期整风班。这时太行根据地已完全度过了难关，无论对敌斗争，还是根据地建设，都呈现出抗战以来最好的形势。元旦，北方局发布关于1944年的方针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利用战争与生产的一切空隙，完成整风运动，在一定时间内让大部分干部集中专门进行整风， 少数人坚持工作。要把整风和审干结合起来进行，不一定在整风完结之后才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春节前把未参加整风的县团以上干部大部分集中起来，举办第三期整风班。因此，第二期刚刚结束，第三期就在1944年1月开始集中。这一期有200 多名县、团以上干部参加，区党委负责人全力参加领导，我自始至终坐镇区党委党校，把主要精力全部用在领导这一期整风班上。当时党校在赤岸。以后，区党委又陆续在温村举办了报社、文联、干校、联中、工会联合整风班，由张磐石负责；在索堡举办了边区政府、工商局、交通局联合整风班，由赖若愚负责。这祥，区党委三位主要领导各把一口，坐镇领导。
学员入学后，我们采取不同于第二期的编组法，即把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混合编组，按地区划分，上下级同在一个组，便于相互打通思想，打破情面深入研究思想问题。 这一期同样经过民主选举建立支部，参与领导。选举结果，由救联主席池必卿任书记，6分区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和八专署专员邓肇祥为支委。这一期主要领导来的最多，除县、团级干部外还有一些地、旅级干部。我记得部队干部有卢仁灿( 385 旅政治部主任、参加校党委为委员）、张传国( 2分区司令员）、宋子春( 8分区副政委）、向守志(31 团团长）、韩卫民(769 团参谋长）、肖永银( 769团营长）等。地方干部有顾卓新（五专署专员）、徐启文（公安总局局长）、霍泛（黎城县委书记）、翟英（左权县委副书记）、陈大东（救联负责人）、林朋（焦作市市长）、武振声（一专署副专员）、陈舜英（太行区妇救会党组副书记）等。
这一期学习文件的方法和反省思想的方法同第二期基本一样，先精读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反省，选择典型带动大家。这一期开始时仍有“左”的偏，逼、供还存在，让自己否定自己，大家都处于一种沉重的气氛中。区党委指导的重点，由第二期以小组指导为主，改为以大会指导为主。搞了个把月，不能深入。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直接参加到各个小组中去，把自己放进去。这时了解到，原订的学习讨论框框不合适，文件并没有真正成为学员手中的武器，许多思想实际暴露不出来，官腔多，不敢敞开思想，不敢面对面批评区党委和现在跟他同学习的上级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决定放手发扬民主，开大会批到区党委或各个负责人时，都可以直接点名。区党委认为这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能把不好听的话听下去，敢于吃点苦果。如果批到你，说的即使言辞激昂．而你还是思想不能动，还是脸不红，心不跳，那你就太不认真，太不负责了。如果你能对逆耳之言、不确之辞硬着头皮听下去，对于语重心长、触动灵魂的批评能够虚心记取，躬行于后，这就说明你作风有进步，敢于放手民主，听取不同意见，真正相信同你曾经同甘共苦、朝夕与共的同志，开诚、亮底、交心，能够联系群众。这样才好分析研究。真正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定会收到应有的效果。经过引导，第三期整风立即生动活跃起来，大会、小会，会内、会外，到处议论开来。第三期时间较长，一直搞了一年多，到1945年4月底才结束。这当然不是说一年多中区党委没有做别的工作，只领导整风，而是以整风为重点开展工作。其他一些工作，如组织局部反攻，进行根据地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深入减租减息，推动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进行时事教育，开展拥军优抗，召开群英会等等。都和整风结合进行，并在整风中继续进行了审干工作。通过第三期整风，真正为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相互了解和团结奠定了新的基础，大大打开了整风和党内生洁的生动局面。由于整风的深入，提高了认识，增进了团结，把太行区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大步，带动了其他工作。
区党委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中，用力最多，收获最大。总体说来，第三期整风班有以下特点：
在放手民主，展开各种批评，形成人人思考、议论纷纷之际，领导上非常注意思想发动（这本来是群众运动中发展群众自求解放的口号）。那时认为叫思想教育或思想，宣传都较一般，有灌输的味道，因而改为“思想发动”。当时领导上着意从思想上启发群众，把扩军改称参军，救灾改成自救或度荒。意思是站到群众里边说话。在整风班，干部也是群众，也叫思想发动，注重干部自觉，研究各个时期各个人各方面不同经历人的思想脉络，找出一定时期有特殊性的共同间题，以至在急剧变化的每天出现的重要问题，加以集中、引导。例如，每天大会热烈讨论、批评、争论之后，由负责人作半小时、一小时的讲话。当时名曰“晚报”，不作结论，不批评任何人、任何观点，只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提出问题，谈看问题的角度，谈怎样设想，怎样回答，有时设想几种不同的观点、角度、方法，或从不伺方面对同一问题作几种回答，然后加以比较、分析，并不直接作出领导认为较好的答案。因为提出的问题 只是当天议论的问题，大家都熟悉，都在思考、分辩、争议之中，容易共鸣，引起干部进一步研究。往往因为大家选择的思想方法和想法大多趋于一致，也就大体上解决了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争论。慢慢问题越集中越大，越追到根本点越同中央、上级党的正确指示归到一致处，因而也就解决了问题。不同的意见搁置起来，本人也不要求再闹了，大家心情比较舒畅。
举一个例子。在批评区党委进入高潮时，有些同志说，区党委犯的是路线错误，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都是路线错误。区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能正面批驳， 不要搞顶撞，泼冷水，决定由我出面回答。我在大会上采取启发式的提出问题的方式说，太行根据地是个客观存在，想多讲它的成就不对头，少讲了、贬低了也不适合，客观事实会“说话”的。我们大家一起在太行山战斗了6年多，大家都是稍前略后来到太行山，被历史推到了现在的岗位，功过是非，或大或小，要对太行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现在有人提出，区党委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大家真的都赞成这个意见，都是这个主张，我也可以赞成。我讲完，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什么路线错误！你去错误，我们不错误！一场争论就这么解决了，大家都高兴。
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中，根据整风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讨论，形成了三个高潮，各有特点，相互依序衔接。三个大讨论高潮是“历史自觉”、“革命自觉”和“领导自觉”。
“历史自觉”是在经过学风学习阶段之后，转向党风学习时，从读文件、暴露思想到小组、大会讨论，逐步发动起来的。“历史自觉”就是每个同志大胆讲自己，自传式地谈论自己的经历、感受，谈论环境或者青少年时期的事， 谈论长大以后的曲折遭遇、人情世态，以及自己思想上的迷惘追求、曙光、盼胜利、犯错误、上当等等，生活、道德、组织、政治、阶级各方面的思想。这是三个高潮中历时最长的高潮，人人都卷进去，丰富多样。通过回忆、谈论，引起每个人的回想、怀念，想起参加革命不易，革命中的莽撞，工作中的喜悦，失误时的懊悔、垂头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等等。尤其有不少经过长征的部队同志，讲他们离开家乡，踏上征途，不知底细、不明方向，随大流走，掉队着急，翻大山、涉急水，日行百里，绕圈圈，甩掉敌人，寻机作战，过雪山草地，缺衣少食，坐下就起不来……种种复杂情况和复杂心，但由于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经过学习、总结，日甚一日地了解了全盘情况，大家认为自己的心和党和革命更贴近了。没有党， 没有同志间的互教互帮，互相关心和鼓舞，那样复杂的党外党内斗争怎么能过得来呢？怎么会有今天的革命好形势？会有今天的自己？参加过白区地下工作的同志，讲他们的勇敢、慌张、恐怖、不安、监狱、出监等等，大同小异而又各有特殊情况的具体斗争情况。做过学生运动的，讲他们青春时期的爱国爱校、先进落后、秘密工作、公开闹学潮、冲击反动统治等等情况。总之，每个人的曲折斗争、痛苦喜悦都同这个革命大集体，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自然而然地联结起来了，都逐渐地了解、感受到党的伟大， 都理解到个人同党是个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个人是渺小的，党和革命事业却是由每个能征善战，有错能改的具体的人、干部、同志组成的，有领导，有上下左右的同志。觉悟了的人团结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个人的发展同党是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党的胜利、党的曲折、党的前进与一时的后退都是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这样引导大家从自己的实际经过中反省，解决党内问题，正确认积个人和党的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具体到每个人，收效并不一样，差异仍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基本解决了正确对待党和个人关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同样，对区党委的缺点错误也能心平气和、公正理解了。通过大讨论，对大家共同创建的根据地更有感情了。用回顾历史的方法，以酸甜苦辣的经历自己教育自己，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经验。
“革命自觉”是在“历史自觉”高潮过去后，从讨论时局、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批判张国焘路线中逐步进入高潮的。在区党委党校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召开的纪念七一大会上，我曾专门讲了我们党 23年来所获得的成绩与中国在全世界所处的地位，党的路线，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等，提出了“革命自觉”问题，要求大家放下包袱参加整风。我认为，在整风中，在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路线指引下，不但能培养出顽强的战士，而且能挽救出犯错误的人，这是党的奇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党有伟大气魄，能克服旧社会遗留下的毒素，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次讲话，对推动“革命自觉”有帮助。“革命自觉”处理的是对待革命形势、革命现实、革命前途的问题。其方法仍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联系实际，由群众自己讲根据地6年多斗争的经验，理解党在各个时期、各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箫略，逐渐由不满意到理解，由批评多到分析讨论多，在认识上又提高一步。这一阶段中，我在“晚报”时讲道理多，讲形势多。开始转向“革命自觉”阶段时，我在会上提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处在革命时代， 是革命英雄创造英雄事业，发挥英雄主义的时代。每个同志都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要怎么走？应该怎样走？你是否要做革命英雄？是否要创造英雄事业？这是整风中的“革命自觉”，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所谓“革命自觉”也就是政治自觉、价值自觉、责任自觉。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彻底胜利，中国人民的力量在高涨，这是一个大变化时期。回忆抗战初期，我党力量在全国的比重并不大，但因质量高，发展非常迅速。敌人一开始轻视我们， 以后却不得不重视我们。1941、1942 年中，敌人用大力搞我们，曾使我们吃了不少的苦，以至于缩小了根据地。但由于我们党的质量高，代表人民利益，所以在敌人压力稍稍放松时1943年，特别是1944年，我们又迅速发展了。现在我们已不是1942年以前的情况了，我们的斗争本领、军事力量与干部力量都有很大增长，敌人对我们是更无法对付了。历史给我们党提出的任务，即是组织与领导这种伟大的革命运动，迎接新的大变化，夺取更大的胜利。为此，我们通过整风，要打下基础，担负更重的责任。 今天当团长的，很快要你去当师长；今天当县长的，很快要你去当专员；今天当县委委员，很快要你当地委委员。这种重任，要求每个同志问问自己能力行不行，整风整好了没有？有哪些问题弄通了，有哪些问题没有弄通？只有通过整风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才能担负更重的任务。我这样讲，是为了鼓劲，为了使大家放下包袱．端正态度，减轻思想负担。“革命自觉”阶段解决的间题是要了解时代、革命形势、革命任务，下决心做一个革命战士。只有从自我中解放出来，放下包袱，全心全意跟党走，才能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我们组织大家讨论“你属于谁？你应该属于谁？你过去属于谁？现在属于谁？将来属于谁？”讨论这个问题，使大家明白，世界上没有无所属的人，凡人必有所属，你不属于这个阶级或这个集团，必属于那个阶级或那个集团。有所属就必然有将来，你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命运，会决定你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也就是革命观、人生观，是在整风中要解决的问题。我在会上讲，我对这个问题有肯定的回答，我属于党，属于革命。我的籍贯原属山西，但现在属于党；我的生死、我的年龄，都是属于党。我虽然也有爱人和亲友，但我并不属于他们。确定了所属，才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才有真正的愉快。这愉快是与革命事业融化在一起的。有了以上思想，就会无所畏惧，就没有了像女孩子一样的娇气，受不得一点批评，不愿彻底暴露自己的问题。经过大讨论，大家信心提高了自觉地检讨对时局、对形势、对前途的认识，把个人的命运和党的革命的命运放在一起，决心当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这一段主要讨论道理比较多。
“领导自觉”高潮，是整风中必然经过的阶段。区党委在第三期整风班开学后，曾先后在6月、9月召开了两次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汇报、总结全区的整风运动。在 6月会上，提出了整风中要划分“历史自觉”、“革命自觉”、“领导自觉”三个阶段。在9月会上，提“历史自觉”解决阶级观，“革命自觉”解决革命观，“领导自觉”解决革命方法， 即阶级领导问题，解决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是共产党员掌握阶级领导思想的先决条件。在“革命自觉”高潮中提出了研究毛泽东思想，首先研究了毛泽东处理党内重大斗争问题以及张国焘问题，又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思想及建党思想，联系自己的立场、革命观进行讨论。由于大家都是领导干部，自然在学习、讨论、反省中，结合“领导自觉”的问题。由于越讨论越接近自己的工作，接触现实的矛盾，困难多起来。这就讨论到怎样才能够工作得好些，不那么忙碌而效果好些。在“领导自觉”高潮中，我在12月11日曾就应当怎样进行“领导自觉”的学习讲过一次话。我带头从历史上回顾了太行区的领导方法。我认为，可以1942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2年以前比较盲日，虽然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但无明确的自觉；主要缺点是不了解群众，不了解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对建党、建军有何意义与价值，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准确，因而发生过错误，如1939年第一次党代会提出发动群众为中心一环，但到1940年春着重联合中间势力，放松了发动群众。当时革命的要求对财政征收、兵员补充都很迫切，但没有发动群众，又需满足革命需要，因而偏重于向群众要东西。在领导方法上，虽创造了些东西，但都未坚持下去。1942 年，发动了群众，执行了党的政策（如精兵简政、土地政策等），一般干部都有了群众观念，这是我们根据地建设很重要的一年。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了解了群众路线，按毛主席的话说，工作由第二个方面转到了第一方面（即从向群众要转向给群众东西为主），所以一切任务都解决了。但此时群众观念还不够完整，还未提到领导原则上来。1943年抓到减租减息和救灾两点，十分重要，否则根据地不堪设想。 1943年在全区全力进行救灾是抓对了，有些地区结合生产度荒也抓对了。这仍是1942年领导方法的继续。后来读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对第一个革命任务（减租减息）与第二个革命任务（组织起来）虽有体会，但还未提到领导方法原则上来。其后见了领导方法决定（即《毛泽东选集》上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因未经革命实践，大家都未搞通，这是过渡时期。直到1943年冬才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经过对敌斗争，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因而党在广大边沿区获得了群众，使我们对新的领导方法有所体会，特别是经过整风与生产，对领导方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说在1942 年我们还仅是从第二方面转到第一个方面（给群众东西），这时是提高到领导方法原则上来了。
在“领导自觉”高潮中，从区党委领导到地、县领导， 从太行军区首长到旅、团、军分区首长，都认真进行回顾总结，讨论的问题集中到领导方法上。大家回顾过去的大斗争、大运动，各方面的依存、配合、矛盾，还有群众运动， 对敌斗争的艰难、失误，征粮、抢收、抢种，特别是扩兵困难，扩来了又逃亡，动员归队困难，群众不太积极支持，反而有不少谎报、掩盖的情形发生，干部苦恼，相互埋怨，上边责备，下边抵触等等。这样就引导到讨论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党委领导要抓重点，以及各方面领导又配合又独立自主的问题。下级要求上级民主，多帮助少批评；上级感到对下边不会说服，不会发扬民主，要求多而办法少。尤其集中到了关键在于搞好干群关系，在于把向群众要和给群众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把满足上边要求和满足群众要求统一起来。要真正站到群众里边启发群众自觉，从思想上发动起来，引导到行动上来。就是说，环境日益好转，发动群众的工作必须大大深入一步，才能迎接即接到来的抗战胜利时刻，迎接下一步党中央可能给的新任务。这也必然接触到如何评价和帮助基层（村）干部上来。例如，在邢台县一个村庄，原来工作不错，县委书记也常去，有联系。但那里的村干部作风不民主，爱占小便宜，特别是在1939 年冬和1940年春的反顽斗争中，作风霸道，压制群众，命令主义，群众意见很大。夏初要保障人权，清算非法，领导认为这个村长变了质，民愤大，因而把他枪毙了。以为这样做是满足了群众，公正，不袒护干部。 可是出乎意外，这个村以至这一带群众一下子冷了下来，工作一直做不好。事隔两年，到1942年执行中央土地政策、大力发动群众时，连那个本来熟悉当地情况的县委书记去了，群众、村干部也对他“打哈哈”，工作近两个月也打不开局面。这位同志决心蹲下去，搞“三同”，串家走户拉家常。这样才感动了村里的群众和干部，他们很感慨地说了实话：“过去我们在一块，拼命干，斗恶霸，打红枪会， 大家贴着心。可是在反顽后你们竟狠心枪毙了我们的村长。谁还敢靠你们？”这句有感情有哲理的责备，使我们了解到我们只看到干部脱离群众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联系群众的一面，只看一时一事，忽略了他们与群众是一块起家的，拥护过他们的群众敢告他的状，说明关系还是不错的。而我们却是片面理解群众反映，没有仔细调查，没有和这个干部谈心，没有教育他，只是片面、简单地“执行政策”,“为民除害”，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误。工作干了快5年了，却干出了一个“你们“和“我们”，竟成了两家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对于区党委和有关领导是一个鞭挞。区党委常常讲要用这种表现本质、有关作风的事教育干部，警惕自己。以后从外地传来一种“反新贵”的经验，我们就“按兵不动”，不搞这个运动了。我们是仔细调查，区别对待，领导多担担子，多谅解说服，使当时的工作有所进步，没有再走弯路了。这事也在这一段叫“领导自觉”的整风高潮中被传诵、讨论，对于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处理干群关系，改变作风，深入实际，起到了教育作用。这时重温党的有关文件就觉得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领导自觉”高潮．一直持续了近100天。
三个“自觉”高潮，是在第三期整风班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一连三次，长达9个多月。这种整风方法，从思想上、方法上把干部自觉和文件精神结合起来了，比较好地做到“有的放矢”。一个放手民主，一个发扬自觉，官兵相教，生动活泼。这个办法从区党委党校影响到温村整风班和索堡整风班，也影响到各地委自己领导的整风班。当然他们也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创造他们结合实际的有益经验，反过来影响到区党委的党校、机关的整风。各地委的整风班，每期较短，办的次数较多。这样全区大体上成了一个大整风班，把县、区级干部以及机关干部都整顿一遍，为尔后工作的进一步转变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四、太行区的审干工作
太行区的审干工作，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从举办第二期整风班时开始的，第三期仍把审干作为一个重点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中央早在1943年4月3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在学完党风后，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的作用。中央还指出，全部完成审干工作应在整风学习结束以后进行。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应灵活应用延安经验，着重自己创造新的经验。因此，在太行分局领导的分局党校第一期整风班中，并未专门安排审干的内容。但是，延安各机关的审干运动却在普遍开展。特别是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康生借机在延安搞“抢救失足者”，掀起所谓的“抢救运动”。延安的做法对太行区不能不发生一些影响。8月15 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针对已出现的逼、供、信的错误，提出此次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叫审干，不叫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令，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为审干明确规定了政策，避免了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后果。只要人在，脑袋在，即使有偏差，也好纠正。这一条十分重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审干决定中，中央对9条方针作了详细解释，使我们易于掌握、操作。
第二期整风班的审干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酝酿阶段，坚持了整风不成功不发动审干的原则，老老实实整风，在整风中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运动，一般地解除了半条心的思想束缚，使领导与群众思想一致起来，为审干准备了领导条件。第二阶段为正式发动阶段，继续运用感动方针，选择好的典型在大会上讲，大会与小组结合，取得了成绩。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以小组为主，普遍展开，采取民主通过手续。以后转入巩固清理，发生了前面讲到的逼、供、信及乱咬现象。区党委采取坚决措施，决定纠偏。后来，中央发出甄别指示，我们雷厉风行，把容易解决的偏差很快解决了。这一期的体会是，必须正确执行中央提出的审干方针，稍有不慎，就会走到错误方向去。在三个阶段中，我们同时掌握原则与思想领导，方法上偏重于感动，因而能使中央路线与群众逐步相结合，进展较为顺利。到后来放松了思想领导，忽视了感动，偏重于挤压，由正确走到错误，在方法上辨伪订正又做得不够，走了弯路。好在区党委发现后采取了坚决纠正的措施，才没有铸成大错。审查干部开始阶段实际上是反奸细斗争，必须在党内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发动依靠群众进行。不能伤害有问题的人的情感，以便以后争取．审干是非常复杂与艰苦的工作，要把调查研究贯彻始终，严格辨别真伪。同时，要坚持在整风中进行。
到第三期整风班进行审干时，我们接受了第二期的经验教训，先集中整风，在第三个高潮的“领导自觉”阶段，才开始审干。由于这时延安的审干已走上正规，纠正了由于“抢救运动”带来的恶果，注重材料的研究，纠正了扩大化，对我们的审干起了示范作用。太行区的审干工作总的看是成功的，对了解使用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和整风学习相比，审干中的缺点较多，有些是严重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左”的扩大化。虽然多数只是怀疑、质问、盘查不当一类的错误，一般也多是在整风高潮时“自觉”、“坦白”出来的，但是全区先后也“审”出了大约四五百人。虽然“左”的扩大化为时较短，区党委和各单位领导纠正的快，也及时、反复地当面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赔礼道歉，但终究伤了被误审同志们的心，也留下了整人与被整同志间的一些隔阂和伤痕。有的人的问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还是由别的组织、别的同志给解决的。这当然有当时环境的客观限制，但主要是领导上“左”的错误，特别是在审干工作方法中有错误。那时提出过要“知人论世”，更要“论世知人”，就是说要调查、研究，设想被审同志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环境上的不同，甚至同一事情可能有相反的现象。但是，人、事、社会现象是很复杂的。被隔、被围的根据地很难拿“论世”道理为例穷追尽问。在群众运动高潮时，往往有貌似沉痛的坦白、控诉，实际是在群众性舆论压力下编造出来的违心之谈，看来“很像”，却是“非实”。我们也曾经提过定点设防。例如要选一批历史清楚、一向可信的同志作“中流砥柱”，遇到问题涉及他们时，不要怀疑，倒应去怀疑是否有逼、供、信，有株连、乱攀现象，以此防止扩大化的错误。但如果仍未顶住。虽然提出过一时弄不清的先挂起来，但不能不在一定时间里影响这些同志的任用、提升，不能人尽其才。总之，批判过逼、供、信的历史错误，却又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重复了逼供、信，甚至在小组会上发生过打人逼供的事。虽然一经发现立刻制止了，但没有发现、没有立即制止的现象还是有的。个别人也有含冤去世的，有至今还未得到彻底平反的。审干中的错误是整风中的不正之风。好在不久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把错误的影响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因而取得整个整风后干部士气旺盛的结果，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以后的事实证明，太行根据地经过整风、审干，有了更大的发展，于部的团结更加增强了．
五、太行区党委召开的高干整风会
第三期整风班结束后，区党委召开了一次有地委书记、专员和相当地级的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的目的是重点解决区党委的整风问题。以整风精神学习党的路线，对区党委的工作和区党委领导提意见。这次高干整风会开了约半个月时间。这时，中央已经要我们准备让东北籍的干部全部回东北参加夺取东北的斗争。原来为了抗战这个同一目标，大家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太行山上，现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要撒向五湖四海去。我在会议开始时要求大家对区党委，对区党委的领导进行批评，把过去没说或未畅所欲言的话说出来。由于都是高级干部，又经过整风，有的同志又即将离开太行区，因此发言很踊跃，批评也很尖锐，无论在会上或个别谈话，都是面对面毫不含糊地讲出来，都很诚心诚意。例如有人批评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我，不民主，听下面的话少，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过分强调纪律、团结，只责备下面对军队地方之间有的关系没搞好，这是奴隶思想，有的同志说“区党委负责人和党委系统来往多，和政权工作同志交谈少，我当专员 8 年，没有同我谈过一次话。”这些批评许多都是好的，区党委作了自我批评。当然，对有些事情提得不合适的，也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涉及到另一方的还要反复分清是非轻重、时机和方式，着重讲团结，讲谅解，讲照顾大局；对原则问题不能和稀泥。如一个干部说，区党委是奴隶思想，在区党委领导下我们都是奴隶思想。领导只听上面的。我听后当即说：“这话不对，守纪律不能说是奴性，下级服从上级不能说是奴隶思想。你说区党委民主不够或者不民主，这可以，但不能认为听上级的话不对。照你这样讲，我们应该反中央、反北方局，包括刘、邓在内，都应该反了。”我这样讲有我的道理，大家都支持我的意见。实际上，在太行区，我们和上级、和军队关系一直处的很好。和军队的关系，各根据地普遍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太行区处理的比较好。陈毅到太行后说：“你们太行山是幸福的，全国各地差不多都发生了跟军队闹的情况，你们没有。”我们始终按照毛主席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有问题检讨我们自己，不允许跟军队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比较自觉。从一开始创建根据地我们就讲，过去我们拥护红军、苏维埃，拥护了多年，他们来了我们能不拥护？军队来了，帮助我们发展党，教我们打游击战，和我们一起创建根据地，没有军队不行。这些道理，我们一直讲了8年，因此太行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军地、军政矛盾，相处一直很好。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因为是整风，是提意见，就可以随便讲。在高干整风中，我们同每个同志都进行了个别交谈，交换了思想。后来大批干部南下，大家仍很怀念太行山上的友谊、同志式的友谊。正在开会时，七大召开的消息传来了，我们在5月2日以太行区党委高干会的名义发了贺电，刊登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
六、太行区党委党校第四期整风班
太行区党委高干整风班在1945年5月上旬结束后。5月10日即举行第四期整风班开学动员，办起最后一期整风班。这一期集中了140 名军队、地方干部，其中军队干部56人，包括李德生( 31 团团长）、钱信忠（八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部长）、吴世宏( 28 团团长）、杨绍曾(4分区副政委）、穰明德( 2分区政治部主任）、刘昭(1分区政治部主任）、马芳廷(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立新( 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余积德( 5分区保卫科长）等；地方干部84人，包括皇甫琳（二专区各救联主席）、张维翰（四专署专员）、马兴元（昔阳县委组织部长）、王炎（临城县委宣传部长）、徐林汉（一专署副专员）、白涛（辉县县委书记）等。本期适遇党的七大召开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两件大事．一直延续到1946年3月15日结束。我因工作忙，没有像第三期时始终蹲在整风班，主要靠区党委党校和民主选举出来的支部具体领导。我主要靠听取汇报和去作报告来参加领导。党校主要靠刘建勋（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贾久民（校党委副书记，刘建勋调走后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武振声（校党委常委、组织科长）等，民主选出的支部由张维翰（任书记）、杨绍曾（任支委）、穰明德（任支委）、皇甫琳（任支委）等组成。
第四期整风班开学时，正值党的七大召开之际，每期的《新华日报》太行版登载大量的报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报告及时传到整风班，对大家鼓舞很大。区党委在领导这一期整风班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整风的灵魂。整风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克服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整风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整风中常常有些同志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当成无产阶级观点，以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以“左”反右，以盲目性反独立住，以极端民主反家长作风，以平均主义反首长特殊，以清高正派反贪污腐化。实际上，许多同志并不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因此，在整风中我们十分注意引导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检查领导，检查自己。学习七大文件，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期，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有意识地引导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会较好，对小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较深刻。
到7月份，参加七大的同志陆续回到太行区。他们在七大前早已去了延安，整风是在延安进行的。曾任五地委记的王维纲（七大代表）回来后，在区党委机关和党校传达了七大精神，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情况。后来张鼎丞（原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延安整风期间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路过太行时，给区党委机关和党校作了关于七大会议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区党委汲取延安整风的方法，决定在整风班开展民主运动，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检查领导是搞好整风的关键。为了动员群众给区党委提意见，给领导人提意见, 10月4日我在党校作了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动员报告，提出“开窗户、通空气”，用“大放大收”的办法，放手发动干部对领导展开批评。我在动员中提出，领导人思想原则的错误，会影响到每个人，从检查领导会更好帮助检查自己，所以检查领导是必须的，这是整风最主要的一环。在整风班中，有权利批评一切领导者，这不是“非组织意识”。要放开思想，敢于批评。我举了一些事例说明群众的错误与领导的关系。如大家普遍检查到的享乐主义，过去许多反省中的材料，有很多是正当的要求，有的本不是自己的错误。就贪污问题来说，有些人不过是私自留了一些东西，怕病、怕残废、怕退伍。当然，小贪污也不对，但是如果生活有保证，又何苦去贪污些小东西呢？贪污带群众性，就与领导有关。群众团体生活苦，是领导上未给予解决。因此，要从领导上找原因。再如对待恋爱婚姻间题，我们只要求大家严肃对待，用苦行僧办法，不从积极方面想办法，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一般的婚姻不批准领导上应该检查。对闹荣誉地位的问题，有许多人感到不提拔不满意。应该说，个人伸手要荣誉、地位不对，但是邻导上提拔干部是否合乎干部政策？是否使群众心服口服？造成一些干部不称职，应当从领导上来检查。还有领导上用集中来压制别入民主，强调服从上级，用集中反对批评，上边不民主压制了下级民主。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把大家的发言权抹杀，使大家不能讲，不愿讲。领导上强调要求下级自我批评，但领导上却缺乏自我批评，好像怕自我批评有损领导者的面子等等。动员之后，整风班放手开门“大放大收”。区党委党校的“收”，不是收场，“放”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加放手发动干部，开展批评，更充分地走群众路线。连同开始学习文件和党规党法，打破顾虑，前后有近9 个月时间，其中5个月就搞“大放大收”，放了两个月，干部扬眉吐气，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由干部（群众）自己参与领导，小会大会天天发言。以至到了要否定一切的时候，才由群众自己起来纠正，来了个大转弯，转到了“收”、转到了展开由群众讨论、争辩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逐渐集中起来。这个过程，要有充分时间，这也是一种取得好效果的方法。指导要有耐心，要细心，不失时机小引小导，“放”中有“放”, 不能着急，不能匆忙转弯。有许多意见，提的有理，即使言辞重一些，尖锐一些，但区党委领导都可接受，都作了自我批评。一些过头、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批驳，让群众自己讨论，自己鉴别，最终引导到正确方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放”到接近极点时，有一个“勇敢分子”起来煽动说，区党委都干了什么呢？敌人自行退回去了，刘大吹我们如何粉碎了“扫荡”，如何获得了大胜利；打游击、捉特务，杀了多少无辜人？区党委的包袱里，究竟包了多少人的血和泪？大概这一位是错估了形势，低估了太行山的干部，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起来“造反”。然而恰恰相反，群众说“怎么能这么说？这哪儿是党的整风！”批判这一类错误思想的风气眼看要展开，有急转直下之势。这时领导上又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忘记了也是中间分子占多数，需要逐渐地收，让它瓜熟蒂落。群众说，不是民主吧？人家刚讲了，想批判了，正在放就要收，不对的话我们自己会分辨，会批判，急急忙忙怕什么呢？校领导立即总结经验，分析了形势，于是把脚步放慢了。结果又 “放”了两个月。这时的形势是理越讲越清，站起来批判错误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说错话、无限上纲的人在群众性的批判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使整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终于把要学的文件，要弄懂的道理，要总结的经验，逐渐大体解决了。抗战胜利后，发动保卫胜利果实的上党战役，参加党校整风的李德生等军队干部去参战，提前离开了党校。
12月12日，在两个月民主运动后，我到党校总结了前一段的“大放大收”，指出民主运动是太行党历史上空前的民主，大家敞开思想，发表了心中的积愤与不平，批评了领导与许多同志的思想，实行了“言者无罪，闯者足戒”，使官僚主义大吃一惊，民主检查改进了领导。但也带来盲目地反领导。为此，提出今后运动主要是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提出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一些问题上，照顾干部与干部服从组织，服从人民与党的利益问题，民主集中制与自我批评，山头问题，盲目性与自由思想等。此后的重点即在群众检查自己，起到了提高认识，清理错误思想，较全面的认识自己的作用。在第四期整风班结束时，结合审干，根据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及4条干部标准，进行鉴定，圆满结束了第四期整风班的学习。至此，太行区的整风运动全部结束。
区党委领导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
太行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春开始到1946年春结束，前后长达4 年时间。在这4年中，我以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同区党委其他委员一起，领导了太行区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自己也参加进去进行了整风。在整风运动中，我既是领导者，又是参加者，既领导别人，也主动把自己放进去整自己，确确实实地经过了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收获较大进步较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的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回顾领导和参加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许多经验教训至今仍不能它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领导整风中，必须吃透中央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从发动普遍整风，规定整风学习的内容，提出整顿三风的要求，到总结历史经验，开展审干，党中央、毛泽东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例如，整风一开始，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规定了整风的任务，提出了整风的内容。普遍整风开始后，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整风学习的 22个文件和整风学习的方法，以后又规定了整风学习的总结办法，指导各地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整风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规定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在作结论时采取宽大的方针、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既不含糊敷衍，不丧失原则，又不损害同志，给同志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审干中提出9条原则，特别是“一个不杀”这一条，避免了重犯历史上的扩大化的错误，给实事求是地审查干部和纠正审干中的错误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我们在领导整风中，在每个阶段、每个步骤上，都要认真钻研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一步一步地引导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二、在领导整风中，党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挂帅，深入了解整风实际，从整风的实际出发确定领导方法。中央规定，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负责，运用中央规定的文件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与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开始时，由于太行区战争频繁，困难严重，区党委的主要精力并没有完全放在领导整风上，致使全区的整风运动未能按中央的要求及时开展起来。温村高干会上彭德怀、邓小平批评后，区党委把整风作为中心工作进行部署。由于作为第一把手的我仍未能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风运动，全区的整风仍开展得不太好。太行分局撤销后，区党委独立领导全区的整风运动。担子压在肩上通思想，再加上根据地形势好转，从1943年10 月起，区党委全力抓整风。特别是在第三期整风班时，由于区党委的三名主要领导都各自坐镇一个整风班直接领导，因此第三期整风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带动和推动了全区的整风。区党委领导深入整风第一线，实际了解情况，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历史自觉、革命自觉、领导自觉三个阶段，改进了领导方法，使全区的整风走向深入。不亲自参加到整风中，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能抓住整风运动中的症结，更不能提出切合太行实际的整风方法。
三、整风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因此要高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整风中，区党委面对的领导干部当时处在被领导的位置上，成为整风中的群众。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群众一样，需要组织，需要发动，需要做工作，需要打通思想，发动起来后需要正确引导。区党委经过第三期整风班的实践，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时，找到党校作了5次报告，15次“晚报＂，都是为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使群众自觉地参加到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般都存在先进、中间、落后三种情况。我们注意对三种人进行详细分析，同时注意三种 人之间的相互变化、转化，尽肚扩大先进面，用先进带动 中间，教育落后。到第三期时，能够比较好地运用运动规律。到第四期“大放大收”时体会更深。当群众起来激烈地批评区党委时．我们采取鼓励的态度，让大家把话讲完，气出够。出现了反领导的严重倾向时，不忙于制止，让群众去识别，相信群众的辨别能力，让群众自己去讨论。 结果，大部分群众、尤其是占多数的中间群众在讨论中分 清了是非，使错误意见暴露在广大群众面前。这时，区党委再引导对这些错误意见分析、批判，使群众从中受到教育，把整风引向深入。作为领导，最忌讳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总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对群众不放心，包办代替。这样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间题，并不能使群众自己教育 自己，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四、在领导整风中，遇到问题，出了偏差时，第一把手敢于负责，表明态度，站出来坚决纠正出现的偏差。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总体上偏差不大，但由于受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在第二期快结束时和第三期开始阶段，曾出现过偏差，表现为乱怀疑、通、供、信，甚至出现打人的现象。在发现后，我立即召集区党委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我在会上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关于审查干部决定中提出的9 条原 则，特别是决定中关于批判通、供、信问题的指示和规定，我们下决心立即公开制止小组会上逼、供、信及打人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关于立即停止在党内反特务的指示下达后，我们坚决执行。军区司令部执行的更快，李达宣布全部平反，纠正了偏差。做这样果断的大胆的决定需要有勇气，敢担责任。区党委在做出决定时，首先依据的是中央的政策，其次是发生在整风班的事实，区党委一班人按党性原则办事，共同做出决定。
五、在领导整风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领导艺术。区党委在以党校为主领导全区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及时总结，每期都有各自特点。1942年办整风实验班时，没有一点经验。我去作动员时，依据的只有中央发的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主要是组织学习，并没有触动思想。到举办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即第一期）时，由于温村高干会上对整风进行了讨论，明确划分了综合文件学习、学风学习、党风学习、个人系统 反省 4个阶段，整风学习开始触及思想，联系个人实际和本地实际， 展开讨论。学习文件时，开始只在名词上打圈子，反倒把文件精神弄糊涂了，在概念上争执。邓小平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学习方法。他在党校报告中联系太行、冀南的实际进行引导，强调把文件学好，在精读中反省，然后全面有系统地反省自己，每人给自己做一个历史小传，展开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毫无顾忌地赤裸裸地“脱裤子”，使整风触及到思想和工作实际。但这一期发动群众不够，没有形成热潮。第二期整风班时，区党委明确提出要能主动、能钻、有斗争精神、要客观这几条方法，强调进行自我思想斗 争，帮助积极分子首先打通思想，然后推动他们帮助中间与落后者。在这一期提出整风，是群众的思想运动，要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法促进自我批评。从这期开始， 整风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第三期整风班的特色更 明显，三个“自觉”高潮，把领导和群众都调动起来，一个接一个，从个人到领导，从思想到立场，从工作到路线，从整风到审干，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我们总结，思想指导是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一环，收放运动是自我批评与批评运 动，放要放得开，收要收得紧，节握好整风发动、引导群众运动的规律。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真正体现在群众性的调查上，才能使领导者不脱离实际，掌握好火候。到第四期时，采取“大放大收”的方法，完全相信群众会自我教育。作为领导者，必须根据发展了的实际不断总结，提出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方法，才能把整风引向深入，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