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开展生产度荒与大生产运动
以山区为主的太行区，历来十年九旱，自然灾害不断。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靠天吃饭”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环境特征。共产党、八路军进入太行区后，经过推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自然条件。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靠自然条件。抗战前期1940年前，太行区自的然条件基本正常，对以农为主的根据地没有造成大灾难。加上初期社会积蓄还较多，军需民食并不显得特别困难。
1940年战争在根据地内频繁进行，敌人对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人为地破坏了太行区的经济，社会积蓄已大部用尽，因此，到1941年时，根据地的经济已感困难。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物价高涨，粮食开始紧张。这年春天，两个月内物价涨了1/3 , 根据地内流通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冀钞（冀太联办发行）开始贬值。冀太联办和9月成立的边区政府为扭转财经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1941年的军需民食基本得到了保障。
1941年秋、冬季，太行区雨雪稀少，降水量低于正常年份，导致1942年春旱，许多耕地下种困难，麦收无几。直到7月上旬才开始下雨，麦收仅三四成，秋庄稼长不高到秋收季节时又遭阴雨，谷子倒伏，秋收仅二成左右。农民在山中种植的柿子、核桃、花椒、椋子（木本油料）收成大减，豫北、冀西灾情日益严重。1942年太行区粮食、山货大幅度减产，军需民食发生困难，全区灾民最多时达到36万人。秋后，旱灾继续蔓延，1943年春旱更加严重，从冀西、豫北发展到晋东南，直到8月才下了透雨。长时间的干旱造成河流断源，水井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这一年夏收无几，夏秋季晋东南遭受雹灾，秋季阴雨发生洪灾，更加重了灾情，仅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区左权、偏城、涉县、黎城、潞城、平顺等，灾县民就超过35万 。另一项灾害是蝗灾。从1943 年6月开始，豫北、冀西发生蝗灾，仅有的庄稼大片被吃光。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敌人对根据地两次大“扫荡”的进攻破坏，加剧了根据地的灾情。到1943年冬．太行区灾民占全到区人口一半以上，因灾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灾害带来的疾病到处蔓延。1944 年春蝗虫大量繁殖，到5月开始形成大蝗灾从豫北、冀西蔓延到晋东南，飞蝗遮天蔽日，田地庄稼一扫而光，全区23个县、879个村遭受蝗虫危害，有27万亩地庄稼被吃光，29万亩地庄稼受到损害。面对旱、雹、水、蝗等自然灾害，太行区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领导全区军民展开了长达2年半的抗灾救灾，发动全区大民开展生产度荒运动，并在全区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终于战胜了灾荒，根据地逐步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局面，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紧接着开展的保卫胜利果实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
太行区战胜灾害的斗争，分两个阶段，同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起进行。
第一阶段是1942年春发生旱灾后，从6月开始的抗灾救灾、救济灾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1943年6月。
1942年旱情出现时，太行区正遭到敌人连续“扫 荡”，特别是5月大“扫荡”。全区全军力民反“扫荡”。没有来得及开展救灾工作。反“扫荡”胜利后，6月2日，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出紧急训令，号召所属部队立即帮助驻地群众挑水抢种。边区政府展开灾情调查。7月中旬太行北部下了大雨，华北《新华日报》立即发表《抢种、锄苗、防旱》社论，全区抓紧时机乘墒抢种，引水、担水浇苗，救活了一批禾苗，在空闲地上补种了一批杂粮、蔬菜。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伍胜到灾情严重的五、六专区视察后，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 的口号。9月1日太行分局成立后，把抗灾救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灾区各级党政军群团都要把抗灾救灾看作和对敌斗争一样重要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10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组织运输救济灾民的命令》，命令在五、六专区发动群众组织合作社运输粮食，以解决群众吃粮问题，10月10日，边区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为主任委员的“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并要求各专区也成立相应委员会，领导救灾工作。同日，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联名颁发抗灾救灾布告，号召全区“各界同胞发扬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精神，共度难关”。紧接着又公布了救济灾荒办法，拨10万元冀钞用于五、六专区的救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抗灾救灾斗争。这一期的抗救灾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安定人心，调查灾情，减免灾区负担。1943年秋，边区政府一次给五、六专区减免公粮675万斤，1943年夏又减免公粮232万斤，并颁布了减免地租办法，使灾区民众得以维持生存，并提高了对抗日政府的信赖。这项措施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由于在宣传上、政策上过分强调了政府救灾决心和政府出台办法，使一些灾民过分依赖政府和上级救济，主动抗灾救灾不够。
二是掌握粮食，开展对敌斗争，实行粮食调剂。救济灾荒最主要的是解决粮食问题。灾情发生后，在1942 年度，太行区缺粮2250万斤。为解决这一问题，太行区确定开展对敌粮食斗争，作为粮食救济灾荒的第一个步骤。太行区历史上就有“东人吃西米”之说，粮食价格东贵西贱。在对敌粮食斗争中，从西线购回3150万斤粮食。购粮运粮是一场严重的对敌斗争和复杂的组织工作。沿途二三百里路，政府组织，军队护送，人民支援，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完成了任务。
三是安置灾民，组织移垦。灾情发生后，在重灾区出现大批灾民，急需安置救济，安置灾民的原则是尽可能坚持灾民不移动，以便在原地生产。但对在本地无法生存者，由抗日民主政府有计划组织，负责选定安排村庄，沿途设招待站。向外安置的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这种安置是临时性的，大多灾民后来又回到本地。在临时安置灾民中，根据地腹心区人民发扬互助风格，如和顺松烟、左权寺坪一带，安置灾民数多达当地居民的1/3。组织灾民移垦是救灾中的一项长期迁徙措施，带有调剂人口性质，返回的很少。为了移垦，边区政府颁布移垦办法，拨出225万斤粮食帮助移垦。在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帮助下，从五、六专区移到二、三专区的3500多人，从一专区移到二、三专区和山东1500多人。现在，许多豫北、冀西移往山西、山东的灾民后代现在仍在当地生活。
四是组织生产，实行以工代赈。抗灾救灾和生产相结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其办法是政府拿出一部分贷款和粮食，资助组织灾民生产，通过发放报酬的办法，救济度荒。主要的以工代赈项目有运输、兴修水利、纺花织布等。在1942年度救灾中，灾民通过运输得粮525万斤，通过兴修水利得20万斤粮和235万元冀钞，通过纺织得50万斤粮食。另外拨出81万斤粮食310万元冀钞支持救灾。以工代赈还改善了灾区的生产条件，如修建了长22里的黎城漳北大渠、26里的涉县漳南大渠，开垦1万余亩滩地等。在组织以工代赈中发展了许多合作社，到1943年时太行区的各种合作社有416个，其中297个在灾区，占70%。合作社基金一部分是社员入股，一部分是村公产资助，一部分是政策贷款。
五是厉行节约，推广募捐，广泛开展社会互济运动。太行军民历来注重节约，过着较为艰苦的生活。灾荒发生后，全区脱产的党政军民群及学校发动每日节约一口粮支援灾民的运动，部队每人每天节约2 两米，地方每人每天节约4两米（当时为16两1斤秤），1942年度太行区共节约126.7万斤小米，全部救济灾民。同时，还在全区发起募捐，不仅在非灾区，而且在灾区有积蓄的也参加募捐。社会互济主要在灾区灾民之间进行，是有代价的借粮借款，含有周济、调剂两种作用。
抗灾救灾不只限于根据地。在游击区、敌占区的受灾地区，我们也开展了救灾工作，吸收、安置敌占区灾民达2万多人。这一工作对争取敌占区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太行区的抗灾救灾工作在1942年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巩固了根据地，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学会了如何把救灾和生产结合起来，为1943年度的救灾提供了经验。
太行区抗灾救灾的第二阶段是1943年7月灾荒继续蔓延，太行分局在6月召开研究太行区经济建设会议，提出在救灾工作中把生产作为中心环节，提出开展生产度荒后，一直到1944年9月扑灭蝗虫为止。
1943年是太行区在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大多数根据地有所不同。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敌人继续集中兵力在太行区“扫荡”，特别是发动了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的两次大“扫荡”；二是投敌当了伪军的原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从太行南部向北进犯，与日军形成南北夹攻太行根据地的局势；三是严重自然灾害继续侵袭根据地，先是旱荒，后是水雹灾，又发生了蝗灾，灾害越来越严重。因此，1943年度，除对敌斗争任务仍十分繁重外，救灾工作仍是一项中心工作。
1943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太行分局的高度重视。在年初的温村会议上，提出救灾是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春旱夏荒发生后，太行分局于6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6月21日，会议通过了《太行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在谈到救灾工作时，肯定太行区“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在粮食调剂方面，供给了灾区最低限度的粮食，除个别县（磁武、涉县）以外，调剂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广大灾民能以比较平稳的价格购到粮食，组织灾民运输纺织棉花及修渠等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同时指出，“根据地的物力财力，经过六年的抗战，已经很大的削弱，社会积蓄在灾区可以说已经消耗殆尽了。在其它区域，存粮也已经非常贫乏,灾情严重”。决定中强调， 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应把生产当做一切工作中心环节”。会后邓小平于7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指出太行区目前正处在“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救灾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节生产”。
这时，太行的灾情已扩大到太行全区，灾荒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在给北方局和中央关于太行救灾报告中谈到1943年春夏季节的问题时说,“当青黄不接，旱的最严重的时候，今发生好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认为天旱，蝗灾，是‘天定劫数’，绝望地去‘祈附求神’；有的认为有再一，不能再二，政府不能再管咱了；有的认为与其将来饿死，不如现在尽其所有，大吃大喝，饱餐一顿；有的大量拍卖衣服、农具、家中杂物；有的出卖牛、羊，宰 杀牲畜；有的指地（土地管理的一种形式）或出卖青苗换粮吃，小偷盗窃之案件普遍发生。偷盗抢劫公粮，偷盗青苗，生吃玉米南瓜山药蛋也不断发生。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大变了，各顾各的生命，离婚事件大为增加，双方都是被迫‘自愿’;有拿儿换米吃，有妇女沿村找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者。粮价飞涨，工匠艺人大批失业，小手工业开张困难，乞丐讨吃流亡者随处可见。灾民体力已到疲惫不堪程度，又由于吃野菜过多，瘟疫到处流行，加以敌伪和特务破坏分子会道门等趁机挑拨煽动，猖狂活动，干部则表示厌倦，失望情绪浓厚，眼看‘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流之四方’,‘父母妻子离散’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又要摆在我们面前了。”
这种严重的困难和社会状况，对太行区的党、政府、军队是一场极其严重的考验。紧急救灾，成为和对敌斗争同等重要的大事、要事、急事。分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后，我和区党委其他同志又深入灾区进行了调查，并同当地党委政府一起研究了救灾问题。回到赤岸区党委所在地后，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救灾形势，于7月20日以晋冀豫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救灾防荒的紧急号召》，号召太行区“全体党员与全区人民起来，像反对敌伪和反对内战挑拨者一样来向灾荒作斗争，必须足够地认识不克服灾荒就无法坚待抗战夺取胜利”,“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起积极的模范作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说服群众，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开展有效的自救运动，顽强地战胜灾荒，度过难关，准备反攻。”在这次会上，区党委强调在今后的救灾中要纠正过去主要靠政府救灾的倾向，重点放在发动灾民开展“自救运动”，开展生“产救灾”上。7月2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克服连续灾荒的号召，强调自救和生产救灾。7月31日, 北方局发出《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主要依靠党的支部在群众里面起核心作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中已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打破依赖政府、军队心理；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只有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可能帮助每个人来生产。大家要活下去，必须依靠自己动手才能自救。“所有共产党员，在这严重的困难关头，必须起生产救灾积极的模范作用。”
1943年度的救灾工作由于吸取了1942年度的经验教训，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力有效，将救灾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将救灾和生产统一起来，将救灾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将救灾和根据地建设统筹安排，取得了救灾生产、教育、对敌斗争、建设等多项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和采取有力措施， 解决因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1943年救荒工作和整风运动结合进行，重视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用抗战以来，特别是1942年度救灾的事例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合作，努力生产，党和政府完全可以领导、帮助大家克服困难。我们提出“打破迷信，人定胜天”的口号，鼓励广大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9月召开边区临参会太行会议时，整个会议以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度荒运动为中心议题，通过参议员广泛做群众工作，形成全区上下一条心开展生产救灾的高潮。同时边区政府向太行区发放1900万元冀钞贷款，以扶持生产救灾。边区政府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安定社会秩序、扶植群众生产的法令，使太行根据地在重灾中社会安定，群众生产救灾的积极性高涨。
其次是动员组织群众力量对灾害作斗争。1943年度的灾害主要是旱灾和蝗灾。同旱灾作斗争的关键是解决水的问题。为此，发动灾区群众一边采用“人海战术”, 组织军民担水抢种、浇苗；同时组织军民大搞水利建设，继续采用以工代赈办法，增加水浇地。这两项措施，大大缓解了灾情，显示出群众救灾的威力。群众性抗灾救灾规模最大的是对蝗灾作斗争。蝗灾的特点是来势凶猛，规模大最大的蝗虫群飞来时有几十方里一大片，一落地几百亩上千亩庄稼被吃光。1943年蝗灾初起时，我们发动群众采用扑打办法，组织成百上千人捕打、火烧、毒杀蝗虫。1944 年春发动群众挖蝗虫卵，政府用小米换卵奖励挖卵（先后拨出15万斤小米），抑制了蝗虫再生。但5到月后蝗灾再起，我们组织剿蝗指挥部，打破村、区、县界限，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接连开展剿蝗运动。每次飞蝗到后，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剿蝗队伍，在剿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自带干粮工具，奔赴打蝗战场。在连续几个月的剿蝗大战中，太行区群众出工756万多个，军队出工7万多个，取得了扑灭蝗灾的大胜利。1944年9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剿蝗经验》一文，盛赞太行群众性的剿蝗运动，指出：“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件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太行剿蝗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可能无敌于天下。”“把人民组织起来，这在中国几干年的历史上只有在今天的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 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 讲到解放区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斗争时，举了太行剿蝗的例子。
第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把救灾和大生产运动联系起来组织发动。在1942年度的救灾中，太行区已开始组织发动全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兴修水利、开滩修地、组织运输、开展纺织运动。太行区最早的各种生产合作社就是在这时办起来的。这时，太行区的八路军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开始搞生产运动，地方的党政民学在严重灾情面前，都自己动手，开垦小片荒地，种菜种粮，以补不足。在1943年6月1日, 我在《战斗》第48期上发表《为什么开展生产运动是贯串全年各
方面的中心环节》，提出“生产运动是支持战争最基本的环节，是战争实际提出的要求；同时是继续改造社会经济和深入群众运动的中心一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群众运动的必然发展”。要求各级党委“紧紧掌握生产运动这个中心一环，才能推动整个运动、整个社会、整个工作的深刻发展。”在生产救灾中，生产运动一直是我们抓的重点。为了领导生产运动，区党委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制定了奖惩劳动生产办法，给各级机关提出生产任务要求，对个人业余生产也作出规定。1943年度太行区的党政军民学把帮助群众生产和自身生产结合起来，大大推进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的指示，提出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太规模生产运动。”指示下达时，太行区的生产救灾已经形成规模，党、政府和军队及群众团体、学校都已在组织各自的生产，全区围绕救灾开展的生产运动收到显著的效果。为了贯彻中央指示，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4年1月，区党委王持召开了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把大生产运动、防荒救灾作为同整风一样重要的中心工作，这时，太行区对敌斗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敌人已无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而我军已有能力主动向敌人展开进攻，根据地已趋向稳定，大生产运动和抗灾救灾能够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进行。
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开展起来的。1944年到 1945年，全区的大生产运动通过生产救灾、组织起来、生产与战斗相结合、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组织生产等途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贯彻实施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主要内容有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得到一定比例的收益，生产得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私人积蓄。该方案实施后，进一步调动了部队、机关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1944年，太行区政民机关种地1.03万亩，生产细粮21万斤、蔬菜150万斤，每人平均可有2个月的自给粮食，蔬菜全年自给。太行部队中的个人积蓄达到167.3万元（冀钞）。这些成就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机关生活，密切了军民政民关系.在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中，我们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召开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统称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览和战绩展览。这次大会和展览展示了太行根据地建设的成果，特别展示了救灾和大生产运动的成果。1944年，太行区获得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收获粮食达12.03亿斤，开荒33万亩，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亩。在贯彻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中，互助组发展到 2.3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劳力达到 21.9万个，占总劳力的20%。组织起各种合作社1100多个，入社社员达25万人，资金达3.4千万元（冀钞）。副业、民用公私工业、军工业等都有很大发展，大多数日用品本区都可以生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并支援了其他根据地。同时，也为大反攻准备了充足的物资。12月5日在招待劳动英雄的会上，我代表区党委和军区发表了讲话，重点总结了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度荒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我在讲话中指出：“两年来，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农民群众方面，实行了‘个体经济下的集体劳动’的方法，证明了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真理。在部队方面、实行了‘集中领导下的共同劳动’和二八分红的‘滕杨方案’，达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标。”我总结了“组织起来”的三条不同途径，一是经过生产自救和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道路；二是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中，按毛主席提出的办法组织起来；三是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发展互助合作。我在讲话中特别介绍了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指出：“李顺达同志既领导民兵，又组织互助，许多民兵都是既生产且战斗的双全人才。他们的互助组就成了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无事生产，有事战斗，转移生产又转移战斗的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组织。”李顺达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团结带领平顺县西沟人民走依靠集体力量共同富裕的道路，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十九、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在最困难的1943年，由于前半年忙于对敌斗争，应付敌人大规模的“扫荡”，后半年开展生产救灾，没有把1942年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继续下来。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下达后，区党委开会讨论，提出根据中央指示的 “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的精神，在全区开展一次普遍的检查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情况的工作。这项工作，同调查全区社会经济状况一起布置，并责成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李友九负责。10月13日、10月27日，区党委两次通过太行《新华日报》社论的方式，发出检查减租减息工作的意见，强调：“不把减租进行彻底，不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咸租，想推动明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减租，才好帮助贫农、佃农实行安家计划，实现中央土地政策扶助农民的原则。”在1943年秋冬，由于救灾任务很重，太行区未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但调查社会经济状况和检查减租减息政策执行情况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李友九从各地、县选择了若干典型村，进行访问，查资料，查账，收集了大批材料。新调查的材料，加上1940 年春耕运动发动后对农村问题的调查，1941 年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制定实行统一累进税的调查，1942年精兵简政开始后对民力的计算及全区收支负担的调查、救灾情况调查等材料，对农村的状况基本上搞清了。到1944 年初，调查室把掌握的材料分类整理。我对这些调查材料很惑兴趣，我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这对加强全区工作的指导很有帮助。
1944年1月，邓小平为答复延安来电所询问的有关根据地的若干问题，要我供给若干材料。这时他已搬到左权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院内，主持总部和北方局的工作，同时主持29师师部的工作。邓小平在麻田镇办公室对我说，彭德怀、刘伯承从延安来电，中央正在研究党的历史，要我们的材料。他说，太行的材料由我收集送，太岳的材料由安子文、薄一波送。他并把他写的《对几个问题的意见》给我看。共写10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根据地发展阶段、巩固阶段的评价。在这部分中，邓小平评价减租减息时指出：“我们忽视了减租减息的工作。”第二个是统一战线状况，第三个是党的建设问题，第四个是政府工作，第五个是群众工作，第六个是人民武装，第七个是对敌经济斗争，第八个是整风审干，第九个是一元化领导， 第十个是今后方针。最后邓小平还写了一笔“雪峰处材料，事后即送上”。我表示，回去后立即把现有的材料先送延安，同时抓紧整理其他材料。
回赤岸区党委后，我让李友九把他和刘毅已经整理的太行党史和国民党、敌伪及农民思想的材料立即送给邓小平。这些材料包括邢台党史简编、武乡党的发展、磁县党历史调查、武乡农民思想意识调查、豫北国民党、敌伪情况等。我让李友九着手整理编写《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写《太行区1 944 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
1944年春，太行区蝗虫再起，打蝗工作非常紧急。由于对敌斗争形势已有利于我，局部反攻从2月开始拉开序幕。整风运动正处在关键阶段，需要加强领导。这三项大事 ，使减租减息在 1943年冬、1944年春未能继续进行。7月6日、中央发布《关于抗战七周年念纪口号》，第15条口号为“坚持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彻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看到中央的意见，我们感到在减租减息问题上已拉下了差距，必须很快部署赶上。
8月初，邓小平再次把我叫到麻田，让我看7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给他和其他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要各地很快答复10项重大问题。这时，正是太行山中难得的下雨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因雨阻隔，邓小平很着急。因为中央急要10项重大问题的答复，是为了在秋季到来时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工作作出“恰当指示”。邓小平要我把太行的情况收集起来，他想先就太行情况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这时，李友九编的《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一集）已编出，我正在写序言，材料很多。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三三制”、减租减息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民兵工作、沦陷区接敌区工作、城工工作、人民负担、大生产运动、民众团体工作等10项。我立即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让大家提供10个方面的材料，同时讨论全区的工作。我强调今年秋后必须把减租减息工作抓起来，认真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会后，我把收集到的材料送给邓小平，他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于8月24日给毛泽东写了答复，用电报上报。答复所用材料全部为太行材料，全文如下：
毛主席：
关于所询十项问题，因雨交通阻隔，未能及时搜集材料。先就太行情形，答复如下：
（一）减租、减息、建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现有政权中，党外人士太少了。在反奸中，有些参议员坦白了，在些被罢免， 还自杀了两个（邢台、偏城）。邢台李参议员自杀时， 留下一个遗嘱，里边说，“国民党放毒，共产党整风， 国民党完了。”一般党外中间人士认为：反特务 ，就是反国民党。有些认为，减租是慢性共产。认为三三制是利用党外人士，非党人士似是傀儡，实际还是一党专政。这与各地对参议员问题的不慎重，不严肃，与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宗派主义作凤有关。可是，他们一般认为：上级比下级好。经过时事教育和整凤，他们看到我们提倡自由思想与自我批评，加上中国战场及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舆论的空气之下，比前好转，较进步的，想加入党。这一现象，还不是个别的（有的是投机思想）。生产运动以来。开劳动英雄会，不开士绅会，有些人说：＂咱们吃不开了＂。但阶级关系，在生产运动中，是比较稳定。太行对此问题，区党委拟定的调整办法是：
（子）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
（丑）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以改善。多加时事教育，不要勉强，纠正生硬方式。
（寅）准备今冬改选参议员，召开参议会。届时，准备多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中间人士参加工作，宁肯工作人员多几个。
（卯）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
（二）减租减息问题：太行区在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作了一些，但极不深入。真正执行，是在中央土地政策指示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做得轰轰烈烈，基本让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根据地面貌完全改观。尔后，一切工作都好做了．一切任务完成都容易了，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密切了。如去秋公粮，人民自动缴纳，超过了计划。又如今年扩兵送延安，两次约二千人，每次回去就完成了。但在减租减息中， 左右偏向都是存在的。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左的现象表现在：
（甲）退租过多。有退五年的，实际上变成了折地分青，不少地主破产。
（乙）不少地方，租额规定过低。一九四二年底，虽改为退租不超过两年，也显得太多。
（丙）有些地方，以反贪污、退贪污款，代替了减租。没有减租，地主就坍了。所以，真正贫农得利益不多。
（丁）减息，也是发展到普遇的清债、算老帐。利息超过二倍者，大部都退。不足二倍者，补足二倍退了。典地都无偿退还了。
这些左的现象，在一九四三年初，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中，提出适当的纠正。当时，虽也提出了贯彻减租，克服不平街，但强调坚持到底不够，多少为左的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贯彻力。加之，从去年二三月起， 就形成了严重的灾荒，一切力量，集中于救灾、生产去了。而灾荒区，多是工作薄弱地区。灾荒中，又不可能进行继续减租。所以，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去冬，因集中力量整风，虽也照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检查，但不普遍，不深入。现在太行状况，大概是这样的：原六个分区，大约真正减了的，是十分之五，包括更好的县分（如武乡）在内，这些更好县分中，也还有百分之十没有减。新开辟的七、八两分区，为时已经一年，还未开始减租。我们曾经多次催促，据区党委分析，两分区领导同志思想上有毛病，认为两区问题复杂，恐怕影响团结，这也是右的观点。而在已减租区，又发生下列现象：
（甲）明减暗不减。先进区也有，落后区更多。其中，有虽订约而无租额规定者，有在文据约定外，另有口头约定者。
（乙）地主随便收地。因在法令上取消永佃权一条，地主则借口出典、出卖或收回自种，收佃户的地。农民恐怕收地，向地主屈服，形成明减暗不减。也还有怕变天，而屈服的。但这种心理，自孙、庞投敌后，大部消失了。
（丙）减租办法，极不一致。有的地方，存在着虚租（名义租额）、实租（实际租额）之分。虚租减了，实租未减。在些地万，死租变为活租，实际是抵抗减租（这种现象，五、六分区还很普遍）。不少地区，因灾荒收成大减，所收粮食大部交租，甚至有全部交了租还不够的。
（丁）农民不了解政府法令，而被地主哄骗了的， 也很不少。
以上是太行区状况。据我所知，太岳与太行，情形差不多，深入程度尚不及太行。因此，今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运动，贯彻减租。工作中心是在群众中进一步进行政策法令教育，和保障佃权。依太行情况，未减租者，一九四三年的多交部分，应退还农民。至于新发展区，则应以减租发动群众，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此外，还有一个赤贫户问题，太行区，无地（不是佃户，或佃得很少的地）的赤贫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减租减息，对他们均无利益。过去长期是终年劳苦，永不翻身的阶层，我们也长期忽视他们了。大生产运动，有小部分开了荒，加入了互助组，情况略有变更。但替他们想的办法，还不多。这是今后必须特别照顾的问题。
（三）民兵问题：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曾作两大训练。太岳比较差些。近来，太行在数量上无大发展，质量上则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边沿区，战斗力增强，组织严密，行动亦较积极。地雷战有发展。去年，全区制造石雷几万个，因未遭遇大扫荡，尚未见其效果。又发明了硫雷，据说，效果比石雷还大。总之，民兵对地雷信心是有的，问题是训练与使用。今天民兵的武器，最有效验的还是地雷（铁、石，磁三种），应大大发挥。步枪，在太行有八九千支，太岳不足一二千支。过去经验证明，步枪杀，不如地雷炸死之多。至于旧的武器，亦应提倡。惟除土炮外，其余效果不大，但比没有武器的多。而在发挥尚武精神上，尤属必须．近日群众发明了一些小土炮，土迫击炮，不断的有创造。太行民兵现存缺点是：
（甲）洋枪主义未完全克服，不愿使用旧武器。
（乙）缺乏白刃搏斗的训练与锻炼。
（丙）宗派主义还很普遍，有些自高自大，不注意团结广大的自卫队。
关于民兵的发展，仍有可能。太岳则有大大发展可能。太行，现约五万余名。最好县份（武乡），占人口百分之七。中等县份，占百分之五。据过去研究， 发展到百分之七，一般是达到了饱和点。所以，太行原有区，还可发展约两万，如加上新区，将来可达到十万左右。区党委提出，今年发展百分之六、明年到百分之七。今年冬季，仍着重民兵训练。明年，则加强自卫队工作。至于生产与战斗结合，一般有了进步。在初期，民兵游民化的倾向是严重的。经过几年不断纠正，特别是今年大生产运动，把广大民兵卷进去了。边沿区民兵的生产与战斗结合，也有一些经验，如战斗与生产的变工互助形式，组织以民兵为骨于的互助组到边沿区、敌占区卖工，既保护了生产，又得利益。中心区的民兵，多参加一般互助组。也有民兵就自己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也有以民兵为骨干组织起来的。至于在战时如何结合，还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
（四）沦陷区、接敌区的斗争问题。赤白对立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以前，曾在某些区发生过。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过去形成的原因，是敌人挑拨甚至鼓动群众到根据地抢掠烧杀，我游击队纪律不好，抗日政府只要粮食，不做工作。其结果，使游记队不能在敌占区立足，形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状态。 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弱点。加之敌人对沦陷区的无情压榨， 我政治攻势发展，敌占区人民对我一改旧观，态度甚为亲切。现在，许多老沦陷区，都能进入武装活动了， 游击区有很大的开辟，平汉线也大体恢复到1940年以前的状态。
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在运用上，一年来也有发展。举二分区几个例子：
( 1) 平定西小商工作。平定西南下商人很多，商人成份多系失业矿、磁、染工、雇工及小知识分子，常来往于敌区我区之间。我经过工商系统，加以买营业证，每月一换，加以组织教育，离城五里的村庄，都有人参加。他们参加的条件是：（甲）保守抗日私密；（乙）组员互保，防止奸细混入；（丙）遵守贸易法令口。他们做了很多事，如出口粮食四百石（至去年七月），都未落入敌手，并输入很多日常品品，建立了除奸网、 秘密游击队小组和私密宣传员，开展了一些伪军工作， 并建立了党的组织。
( 2 ) 太谷反抽丁同盟。这一组织，本来早就存在，但无作用。去年夏荒时期，群众想向大户借粮，所以配合公开武装，把敌人吸引到公路占上，其他地方就借粮。借粮时，先由反抽丁同盟讨论，然后村政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名字叫工作组）讨论，然后召开座谈会。地主们提出三个条件；甲、保守秘密；乙、不借给鬼子；丙、秋后归还，由政府担保。然后，当面写约，穷富之间，改善了关系。经过这些工作，同盟中也建立了秘密游击队小组和除奸网。
( 3 ) 榆次反毒救国会。这一组织，是伪区公所批准的，但完全在我掌握之下。各阶层都赞成，它真正在开展灭毒运动。同时，在里边掩护了秘密工作。
( 4 )榆次战斗生产合作社。这是接敌区的组织，土地、劳力以及民兵的武力，都算股份，按股分取收获物。
( 5 ) 寿阳卖工队。接敌区青年组织起来，到游击区做短工，带着武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种地．并且做宣传工作。这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敌占区工作。
( 6 ) 今年夏季屯粮时，太谷敌占区群众分散的往山上送，遇见敌伪时，就佯向据点前进，并称给皇军送根，一转眼．就又上了山，这样一千五百石粒食，不到一礼拜，就都屯齐，而且都自己送上来了，未用部队掩护。
( 7 ) 这样例子，各分区都有不少。
（五）民众团体问题：民众团体在减租减息之后，转为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十分需要。惟保障农民佃权，调解人民纠纷，还仍是农会必须经常注意的事。在组织方面，太行同志认为这样一转，工农青妇都可统一起来（或统一于农会），因为生产、卫生、文化等事业，没有系统分立之必要。惟文化教育上，还可以分开做。此点，他们亦未考虑成熟，只是一个初步意见．
（六）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较前均有进步。去年冬季及今年年节，普遍进行了教育，军民都进行了反省。一般来说，太行军民关系，在减租运动后，即有进步，经过这个运动，更密切了。军队对群众态度，比前更好。一般都积极参加了救灾、打蝗工作。节食救灾，自己生产，并帮助人民生产，都给群众影响很大，视军队为救命息人。爱护军队的例子很多，参军热情很高。如武乡扩兵，每个新战士，都带有民兵或农会的介绍信和鉴定表，即其一例。在进行生产运动中，部分队伍与人民实行互助。军队作战时，人民自动帮助军队锄草，这种例子很多。近九月来，民众不和的事很少听到。即有，多能相互原谅．对于抗属，政府一面动员帮助他们生产，处立家务，一面优抗工作，也做得比前切实。在社会上，抗属地位提高。现在的缺点，在军队方面，违犯纪律现象还未消灭。特别在生产运动中，还有占民众地者。有为改善自己生活，向人民放高利贷者。也还有个别违犯政府法今者。在拥军方面，无论政府、人民，个别缺点，均很难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七）军队轮番训练，非常必要。太行军队任务还是繁重，正规军数量也很不够．此次抽出四个团到太岳作战，抽出两个团向南发展，加之准备工作不够， 故须整训时间略为延迟，大约十一月才开始，军区正从事准备工作。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确吃了长期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政工缺点，较之任何部门特别厉害。这个工作，尚未总结。谭政同志报告，已开始引起前方注意。
（八）城市工作，我们及区党委均已讨论。北方局看重帮助太行积累经验，以帮助其他各区。太行区已确定抽出七个地委级干部以及其他一批干部来进行这个工作。最近准备召集一次城市工作干部会议，打通思想，总结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估计这批干部下去时，可以干些成绩出来。余尚无可报者。
（九）今年大生产运动后，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已于八月三日报告，不赘。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太岳历年负担比较太行轻得多，今年因百物昂贵，预算较过去还得增加一些。
（十）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但仍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食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但从十一月起，生产品收入多，供给标准提高，即可大大改善，前亦已报告。农民自麦收后，基本上已经度过灾荒。今年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开展。惟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还是严重。这个，尚待材料收好，再行报告。
关于根据地自给，在太行的困难是棉盐两大问题。两项入口，年需一万万二千万元的伪钞。准备明年扩大种棉地到十六万亩，则可达到棉布百分之八十自给。盐非到外面买不可，但亦准备从冀鲁豫土盐找出路。其他工业品，大致可以自给。现从敌占区入口的，除棉、盐、布、火柴（火柴入口量不大）四项及军 工、医药、电料外，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入口了。
邓小平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答复后，很快批转各地。批示中说“十个问题答复，内容极好，转各地参考。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告知太行区党委十分感谢。答复给今年生产指导有了依据，是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我从邓小平处看到批示后，一方面很高兴中央肯定了太行的工作，特别对“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非常重视，这是对太行工作的极大鼓励。太行工作，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所以才会取得稳步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深感我们的工作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在减租减息问题上，邓小平在答复中指出的“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作了一些，但极下深入”,“左右偏向都是存在的”,“太行区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邓小平要我在今秋后必须按照中央的政策，真正把减租减息工作搞好，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左右偏向，扎扎实实地解决好统一战线大政策下的农村土地问题。
关于太行区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右左”偏向问题，中共中央早在 1941年11月5日给我的电报中就已提出。中央是在接到我给中央送的关于太行区减租减息情况汇报后复电时提出的。我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据太行11个县统计，共解决土地纠纷6721件，减租彻底，地主富农土地正受收回押地、赎回典地、保障承佃权与典买优先权等影响，大量流入贫农中农手中，晋东南土地关系及阶级关系，已发生剧列的变化，地主大大削弱等。中央认为，上述情况说明：“你们的农民土地政策还是有过‘左’ 之处，你们觉得如何？”中央在电报中还强调指出：“今天我们的农村政策，必须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才能发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才能有力量去推动其他阶级坚持杭战；同时又必须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出发，使日寇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孤立起来。应该把地主阶级看成今天坚持敌后抗战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在策略上争取、联合它，应该采取妥善谨慎的改良政策，去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马上消灭封建势力。应该指明，这种能团结各阶级抗战的改良政策，才是今天真正革命的政策。应该把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的政策完全区别开来，大多数地主是抗日的同盟者，我们现在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不是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而是允许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央的批评和指示，在1942年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时，我曾强调过，并在区党委的文件中将中央的上述意见重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开展后，“左”的偏向未能遏制住，一些地方又发生了上述邓小平指出的右的偏向。因此，在准备开展1944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时，我们十分重视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1944年8月，我在审查修改李友九编的有 8.6万字的《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一集时，对抗战以来太行区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通过材料分析，加了一些内容。这本调查详细叙述和分析了太行区经济结构、地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战后太行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变化、游击区社会经济的变化等等，还对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后太行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对运动中发生的“左”右偏差对减租减息实际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在为该调查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研究本区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上的经验教训，以便从中探索领导发动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序言中我强调了调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从这本材料中，可以获得鲜明的教训，我们是走过曲折的道路的，付出过不小的代优，许多同志摸索过很久的时间，而问题的正确解决又明白借助于调查研究。相反，摸索与吃亏，又显然在于缺乏系统的社会调查。”
1942年5月开展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中，发生过什么偏差和有什么应记取的教训呢？调查材料显示，在已开展过减租减息运动的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正如中央和邓小平给中央电复中指出的，是减租不彻底。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太行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地主仍然以夺佃威胁农民 ，抵抗减租，方法是多样的，有的收回自耕，有的以交公粮为名出卖，有的以高价让佃户而以低价卖出，有的且欺骗区村干部，取得合法。②地主不收租等待‘变天’，佃户只看眼前利益不交租。③未订租契的还很多，或即使形式上订了租契，实际仍按口头约定交租。榆社初步检查的结果，且发现有个别加租者。据黎城检查，一般的大中地主都减了，非斗争目标的小地主未减，外村地主减了，而本村地主减的不彻底。在群众中印象恶劣刻薄佃户的地主减了，较好比较开明的地主减的不彻底，佃户方面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同干部关系好或沾亲戚关系的佃户大部都减了，不敢说话的、地位不高的与干部关系不好的佃户以及客民佃户减的不彻底或根本未减。”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解决减租不彻底，是1944年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最主要的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根据中央强调的在减租减息中不能搞“恩赐减租”，而是要“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的精神，从整风中得到启示：要发扬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启发农民的自觉，由政府“我要让你减租减息”，变为农民起来“我要自己减租减息＂。这里，最关键的是从思想上启发农民更加自觉地参加减租减息斗争。
1944年秋收后期，区党委就开始部署减租减息，于11月17日发出《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区“必须进行普遍与彻底的减租运动”，在领导方法上“要学会站在群众中领导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经过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具体的运用一般号召（必须号召）与个别指导（如深入一个村、一个斗争、一个事情）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说理进行斗争”。该文件下达前后，全区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先后开展起来。
这期运动开始后，区党委很快发现平顺县路家口思想发动的经验很有典型示范性，立即派人进行总结，推广到全区。路家口村的经验主要是汲取了干部整风中打通思想的经验，创造了“算账、对比，进一步弄清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谁”的经验，12月下旬，区党委把这一经验向全区推广，使全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很快从老区、半老区到新区，从先进地区到工作薄弱地区，深入开展起来。路家口村的经验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减租》。社论指出，“本报今日发表的《太行平顺路家口村检查减租经验》的通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减过租但不彻底的地区，如何重新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在尚未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如何迅速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求得减租减息政策在各个解放区普遍彻底的贯彻。路家口村的经验说明“只有当农民不仅了解减租是应该的，而且为着自己的利益理直气壮直接行动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时，问题才能解决的彻底，群众才能提高一步”。社论把路家口村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使其更加有典型示范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减租运动，区党委发现，除一部分地区减租比较彻底外，多数地区问题还比较多。问题主要是有的没有减租或因减租而丧失佃权的农户竟达50% , 有的甚至超过50%。过去减租比较差的地区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比较普遍。减租比较好的地区发生许多夺佃现象。这种状况说明1942年运动中的恩赐减租问题仍在严重影响着全区减租运动的深入发展。路家口村的经验,还没有在全区真正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接受.为把运动引向深入，区党委在春节前开会研究后，于1945年2 月5日发出《关于继续开展减租运动准备春耕生产的指示》，指出：“目前的经验证明，凡在减租运动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经过从思想上发动群众，使群众逐步觉悟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而又经过群众自己的行动（斗争）锻炼，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这说明群众路线的思想指导与行动指导，是领导减租运动的重要方法。反之，目前的经验又证明,f凡在减租运动做得不好的地方，都受有恩赐观点的影响，都由于恩赐的办法在作怪。恩赐观点、恩赐办法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正是目前运动中两种基本的不同思想，不同路线，不同作风，我们应该发扬后者而克服前者。”区党委还指出：“当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在发生一些错误倾向，其性质有‘左’的也有‘右’的。为克服这种偏向，就要在干部的思想上弄清减租的目的是贯彻减租、发动群众，重点要放在真正减租和减租之后的订立租约以保证农民佃权上。只有依约（或习惯上的永佃权）保证了佃权，才能使农民安心生产，巩固减租。”“碍手碍脚，为群众的激昂行动所吓倒的表现，是右倾错误，必须加以克服。”“害怕群众的‘左’，不敢引导群众充分斗争是不对的；不认识依靠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路线去克服‘左’也是不对的。只有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上才能把两者统一起来，正确达到两个目的。”在这一指示中， 区党委还强调要在减租运动后组织起来进行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开展新的生产运动。
指示下到各地后，正值春节期间。各地把减租运动作为春节后全力开展的中心工作。根据区党委的安排，各地都集中培训了干部，重点学习了区党委的两个指示和平顺县路家口村的从反省中打通思想，发动群众检查减租的经验；平顺县在减租运动中打通群众思想的经验；黎城县通过群众纠正处理地区夺地问题上的过火现象的经验等，并让干部学习了减租算法，使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了解政策、策略，而且掌握具体的减租办法。各地在集训讨论中又提出一些问题，区党委于2 月下旬发出给七地委并抄送各地委的一封信，重点强调了斗争策略和防右反“左”的问题以及密切于群关系等问题。在信中特别强调： “必须了解，一种倾向特别是‘左’的偏向是带有群众性的、有顽强性的，所以必须经过群众路线、思想解决，并结合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指出究竟怎样做才好，否则必产生另外恶果。”在整个这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我们一直十分注意引导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干扰，使减租减息健康深入地开展。
这次运动，到春耕结束时的5月份告一段落，前后历时半年多。运动中注意发动农民自觉起来开展减租减息（主要是减租），因此实际效果远比1942年好，基本上克服了不彻底、不平衡的问题。关于这期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和经验，延安新华社在1945年根据赖若愚的《一九四四年冬以来的减租运动总结》和于一川的《关于减租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两文，整理成《太行区一九四四年冬季减租运动基本经验》，向全国各根据地介绍。1946年3月，区党委出版了《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二集，更加详细地记述了过程、结果，并总结了经验。从实际效果看，减租减息所要解决的太行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以下重大的变化：
一是农村土地占有变化的总趋势，是地主（包括经营地主）继续被削弱，带封建性的富农亦被削弱，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迅速增加，贫雇农的户数继续减少，中农户数增加。到1945年时，太行区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包括中农、贫农、雇农）占到全部耕地的 80%以上，地主、经营地主富农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20%弱。雇农在农村已占很小比例，约占0.45%左右，许多雇农上升为贫农、中农，贫农户数也在减少，约占总户数25 -30%左右，趋势是向中农发展。中农已成为根据地（尤其是老区）力量最大的阶级，约占总户数的55-65%之间。富农的队伍变化较大，旧富农一部分在下降，转化为中农（极少数转为贫农），新富农在增加，主要是由地主、经营地主转化而来，极少数由中农上升而成。经营地主被削弱、下降，有的转成富农，有的降为中农。地主一直被削弱，其经济地位一直在下降，加上分家，不少转为富农、中农，有的甚至破产．
二是减租减息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投入生产费用增加，使1945年太行区获得了比1944 年更好的收成，粮、棉、油及业副都是大幅度增产，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有了新的进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还大大促进了社会改造，农村普遍存在的懒汉、二流子被组织到斗争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组织也吸收他们参加，把他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特别是种租地的农民，在租佃权稳定后，积极增加农具、畜力、肥料，深耕 细作，并参加互助．减租搞得好的平顺路家口村全部农户都参加到互助组中，出现了同心合力搞生产的局面。
二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进入1945年后，太行区已成力华北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根据毛泽东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精神，太行区党委在1945年1月6日作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1945年“要从各方面去准备反攻”。为此，区党委提出，“一、加强自已发展自己—扩大解放区，大大发展民兵和军队，发展生产，积蓄民力。二、准备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广泛组织沦陷城市与乡村的人民， 准备组织地下军。三、援助大后方人民—援助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和接近战区的人民游击战争。”为完成上述任务，根据太行区的实际，确定1945年的工作方针是，节省民力，发展生产，造成全区普遍的生产运动热潮；扩大解放区，发展军事力量；普遍的发展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深入组织沦陷区人民；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开展拥军优抗、拥政爱民运动；贯彻干部培养计划，开展文教工作； 改善组织工作，贯彻党内外干部作风改造。根据区党委提出的任务和确定的方针，全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准备反攻，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为总目标，展开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对敌斗争的中心是发动局部反攻，猛烈扩大解放区。局部反攻从1 月开始，先是从道清线发起反攻，收复了2000余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75万同胞，在道清路以南新解放区建立起4个抗日民主县政府。紧接着在太行山中以拔除敌据点为主开展反攻，把太行腹心地带的各个敌据点大部攻克，收复了3000余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近10万同胞。在局部反攻中，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传到太行区，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更多地歼灭敌人，更大地扩大解放区，征得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邓小平、刘伯承的同意后，我和李达司令员研究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夏季作战攻势。攻势作战按规模分为安阳战役的主作战和元（氏）获（鹿）战役、武（安）沙（河）战役的支作战。 这是抗战中由区党委和军区共同组成战役指挥部的第一个大战役，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我（当时任太行军区政委）统一指挥，党、政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均参加了战役的组织工作。安阳战役共集中了太行军区所属的9个团，分成3个支队并配以地方武装及民兵。我不懂军事，更不懂战役部署和具体指挥，主要靠李达，我负责政治工作和协调地方支前。3个支队都有地方党委领导任政委，参加指挥部。这些政委和我一样不懂军事，起的作用和我一样。一支队由黄新友、张廷发、高扬指挥，二支队由韦杰、陶鲁笳、马忠全指挥，三支队由鲁瑞林、王一仑指挥。在安阳战役前，全区进行了总动员，后勤物资在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准备充分，并有3万余民兵、自卫队分配在各个支队配合主力参战 。战役从6月30日开始，到7月7日结束，历时8天，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的日伪军25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25万同胞。安阳战役表明，我军已有能力发动攻坚战和运动战，为大反攻积累了经验。为配合安阳战役，太行区发起的元获、武沙两个战役同时发起，解放了元氏、获鹿、赞皇和武安、沙河大片地区。
战役结束后，李达司令员在接受太行《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了敌人。在此次作战中，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彻底粉碎了汉奸李英对其部下所说八路军‘行不行，两点钟’的欺骗谰言。”“这样大规模的民兵和自卫队，随同部队有组织的配合出击，在大行区还是第一次。他们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至于地方工作与军事的密切配合，后勤工作与前方作战协同动作，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在此次战役中， 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参加到战斗行列里来，实行了党政军民全面大进军，真正体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这次战役领导的最大特点与最大收获之一。”
李达的谈话，延安《解放日报》在7 月 29 日转载。
1945年，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使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规和更加完善，在大反攻前，连续召开了全区性的推进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会议。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上，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会议。早在1944年6月，边区临参会就提出在全区进行普选，召开参议会。经过近半年准的备，从11月份起，各地开始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采取分区、分职业直接选举的办法选举。从推荐协商到直接选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太行区的参议员选举和民主选拔第一届群英会的英雄模范同时进行。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办法，竞选很激烈，最后以选民投票结果选出参议员146名，其中共产党员53名，占36.3%, 体现了“三三制”原则。这时，太行区有450万居民，每个参议员约代表3万余居民。边区参议会采取分区召开办法，太行会议于1945年3月2日至3月19日在涉县温村召开。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大生产、大练兵、发扬民主三大任务。李达作了军事报告，戎伍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申伯纯作了临参会报告。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在发言中就边区政府过去的成绩和今后的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这时兼任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因此对政府工作参与了解的比较多。我在发言中指出，1942年以后，政府的领导一般是成功的，并举出组织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生产救灾、时事教育等事例加以说明。对政府今后工作，我着重强调了搞好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搞好互助组，开展沦陷区工作和培养教育干部等项。会议最后选出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驻会委员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太行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健全。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上，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会议后接连召开了6个重要会议。第一个会议是3月26日召开的太行区工商局银行经济路线检查会议，会上作出《太行区经济工作历史初步研究》。这个总结将抗战以来太行区经济工作的历史分为4个阶段，即：1937年7月开始至1940年4月黎城会议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太行区的财经工作保证了当时的供给，克服了当时的困难。但由于政权没有统一，限制了工作的开展，使全区的财经工作没有能够更有效地展开。1940年4月黎城会议至1941年8月边区政府成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由于冀太联办的成立，政权走向统一，逐步克服了经济的紊乱，开始抓经济工作，为以后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但在这一阶段中忽视了对敌经济斗争，重视财政而忽视发展生产，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1941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至1943年7月边区财经扩大会议为第三阶段。这时根据地处在严重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对敌经济斗争很激烈，组织群众力量反对敌人的封锁、掠夺，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对根据地内的经济建设抓的不好，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增加了根据地经济困难。1943年7月边区财经扩大会议至1945年3月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太行区经济工作成绩最大、路线基本正确的时期，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二个会议是4月5日至25日召开的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会议暨文教展览会（习惯上称太行第一届文教群英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178名模范文教工作者。我在会议开幕时代表区党委向大会表示祝贺，并讲了抗战形势和文教工作者的任务。我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是代表着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一个侧面总结。我们建设一个根据地，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也要有一支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还需要有一支文化大军。这三者都是和根据地的建设不可分离的。前两个侧面在去年的群英会上已经初步总结了，总结后一个侧面就是这次大会的任务。”这次会议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主持，他在会上代表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与会议同时举办的文教展览吸引了许多人。这个展览共展出3955件展品，分教育、卫生、对敌宣传、出版发行四个部分。会议和展览向人们展示了太行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就建设和发展前景。
第三个会议是5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太行区造纸手工业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中造纸手工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今后发展的目标。当时全区已有造纸池515个，能生产双印纸1.39万块，行纸3.37万块。造纸工人发展到4122人，基本上满足了本区需要。今后除扩大生产规模外，王要是改良工具，改良技术，提高质量，并发展互助变工。为支持太行造纸业的发展，边区决定增加 550万元（冀钞）贷款给各纸区。
第四个会议是5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太行区矿业代表会议。会议在总结全区矿业发展时指出，矿业生产在支持战争、坚持根据地、建设根据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煤铁、硝磺等战略矿产，发展很快。会上提出，今后矿业生产的总方针是扩大生产，推广销路，降低运费， 降低成本。
第五个会议是6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太行区纺织代表会议。纺织业是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工业。支持根据地军民最基本的物质是粮食和棉布。吃和穿是所有抗战条件中最重要的两大基本条件。因此，在根据地极端困难时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第一是农业生产，第二是纺花织布。太行区的纺织业在历史上就有传统，根据地在困难中发动纺织运动规模很大，收效也大。这时太行区已有纺织妇女24万，纺棉花90余万斤。会议总结了抗战八年来纺织业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抗灾救灾中组织起来发展纺织业与把纺织业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调剂男女劳动力的经验，提出要进一步发展纺织互助合作组织，提高生产速度和提高质虽，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实现根据地穿衣自给自足的目标。
第六个会议是边区政府于6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财经会议口这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财经会议。这次会上决定，为准备大反攻，边区政府拿出1亿元（冀钞），以5000万元在新收复区吸收棉花，以5000 万元在根据地内投资干工业。同时决定大量收买银元，以备大反攻用。会上决定成立财经学校，培养财经干部，准备战后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
以上6个会议的召开，充分显示了太行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大反攻从思想上、物质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在太行区的各抗日部队一边发动局部反攻，一边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加强了城市工作，区党委成立了城工部，为大反攻进行全面准备。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人民军队向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日本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太行山。当时，我正在左权县，李达参谋长在涉县赤岸。他立即通知我赶回赤岸。11日一早接到通知，正是下雨天气，我立即冒雨赶回赤岸师部和区党委同住的院中。
一进到师司令部作战室，李达就拿出朱德总司令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和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三人 1O 日发给李达、杨立三、宋任穷、王宏坤、杨勇、苏振华、谢富治、王新亭和我的电报指示，指出：“日本可能继续抵抗，亦可能投降，我应迅速准备一切，夺取城市。”李达和我商量，要根据上述指示，立即集中太行部队，,发起大反攻。同时动员民兵、自卫队参战支前。11月19日，李达、我和黄镇以太行军区司令员、政委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我们所有武装部队及人民武装，应遵照朱总司令本月十日第一号命令，迅即全力出动，向当面敌伪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使敌军缴出全部武装，使伪军伪组织投诚反正，否则坚决消灭之。我民兵及自卫队尤应紧急动员，积极参加此最后胜利的行动，保卫与扩大解放区，收复沦陷区。”当晚24时又发布第二号命令，命令石志本为上党地区进攻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指挥所属部队受降和对拒不投降者发起进攻。根据以上命令，从11日开始，太行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民兵、自卫队组织随军参战支前，开始了大反攻。12日，太行军区司令部对本区周围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部武器，命令伪军立即反正听候编遣。同日，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紧急政治命令，立即在全区进行紧急政治动员，向敌伪军发起政治攻势，严防敌人的阴谋，揭露和打击一切窃取人民胜利果实的阴谋诡计。
大反攻开始后，区党委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前参战为中心展开。这时，全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参加到欢庆胜利，支援、参加大反攻的热潮中。8月17日，区党委和军区联合发出迅速动员参军指示，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当兵。在“为父母兄弟姐妹报仇”、“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口号下，仅半个月时间 ，太行区就有3万多青年参了军，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反攻力量，许多县的民兵、自卫队都是整连、整营地向部队输送新兵。在参军运动中，共产党员、干部带头，翻身农民争先恐后报名。在3万多新兵中，共产党员占19% , 干部占14% , 中农贫农青年占93%以上。全太行区参战民兵（指随主力军参加战斗）达455124人；支前用工910万个，按当时全区350万劳力计，每人平均2.6个工。各级政府拨付给参战民兵、自卫队的粮食达1350万公斤。在整个大反攻中，太行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共产党员一直起着核心领导作用，时时处处走在参战、支前的最前面。太行8万余共产党员是太行区的中坚力量，是抗战和建设的骨干。
大反攻开始后，太行区的另一项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朱德总司令关于抽调东北籍干部赴东北的指示，组织人员向东北进军。首先出发的是由朝鲜友人武亭率领的朝鲜义勇军。他们在8月25日离开太行时发表了充满深厚感情的告别信：“我们是在以你们的血肉筑成的、不可战胜的革命圣地—太行山上，在你们爱的热怀里抚育下，才有了今天的踏上‘打回祖国’的征途之光荣行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太行的东北籍干部迅速集中， 随同挺进东北的大军向东北进发。建国后许多太行干部在东北工作，大多是这时去东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