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与巩固新区的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之后，随着日本投降和抗战最后胜利的实现，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首先直接表现在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上。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时就明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日本政府刚刚宣布投降，还未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就已在太行区的上党地区突出地表现出来，迫使我们在太行首先发起抗战胜利后在，全国的第一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大战—上党战役。
上党地区在山西省晋东南的上党盆地内，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区，八年抗战中一直是敌我激烈争夺的地区。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前期曾在这里驻扎，1939年7月日军发动第二次围攻后大部退出，百团大战后驻军更少。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鉴于日军力量在八路军打击下日削渐弱，开始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推进。日本投降前夕，同日军一直有联系的阎锡山提前得到日军将投降的信息，从其盘踞的晋西南向晋东南推进。因此，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在8月10日给我们的电报中就指出，要太行、太岳部队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准备打击进犯的阎锡山部及阻止蒋介石部队从南向北进犯晋冀鲁豫边区。 8月14日，又发出《关于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北犯之蒋阎军的指示》，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蒋积极布置夺取抗战果实的情况下，“我为争夺抗战果实，坚决争得同蒲线太原（含）以北、正太线全线、平汉线黄河以北、陇海线黄河以东及原有广大乡村根据地之任务，必须迅速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北上之蒋阎军，保障太原石家庄及平汉线之控制”。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各军区要“在部队中人民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明蒋阎以内战方式夺取抗战果实，我之方针是消灭发动内战的蒋阎军队，巩固八年抗战民主之成果，号召全区党政军民为此艰巨任务紧张工作，保证前线胜利，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我们根据上述指示，在部署向日军展开大反攻的同时，积极部署保卫胜利果实的有关工作。8月16日，阎锡山按蒋介石密令，命令其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1.6万余人向上党侵犯，意在夺取上党，为国民党军队北上创造条件。得到以上情报后，8月18日我同杨立三、黄镇给刘、邓发电，指出阎锡山军队和蒋介石军队要“争夺上党”。在正前线指挥对日军作战的李达也在18日给刘、邓发电，报告阎军两个师已在向上党地区进犯的情况。蒋阎的意图很清楚，他们就是要乘日军投降退出上党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战术抢占上党，以此为基地消灭占据平汉路中部、太行山区的晋冀鲁豫主力部队。虽然这时蒋介石在唱“和谈”高调，三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是，蒋介石谈判的意图只是为了拖延调兵和抢占地盘的时间，真正目的在于抢占八路军和人民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的地区，为其在中国建立独裁的国民党专制政权创造条件。
但是，蒋介石、阎锡山只是一厢情愿。他们在密谋向上党、平汉线进攻时，都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行豫区内，经过局部反攻和大反攻，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已基本上连成一片，80多个城市已在人民之手，解放区内有2400 万人口，八路军主力近30万，还有40余万民兵。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在八年抗战中结成了血肉联系，这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现实是蒋介石、阎锡山无法估计到的，也是决定其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
这时，中共中央根据晋冀鲁豫边区的形势，为加强统一领导，对领导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8月15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和军区，同时决定撤销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129 师师部。8月20日中央局和军区宜布成立。中央局委员由中共中央指定，共21人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春际、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常委 8 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书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 副政委薄一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军区成立后，李达不再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改由秦基伟担任，我仍任政委。边区政府人员没有调整。
中央局和军区成立后，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于8月25日乘飞机从延安回到太行。他们一回来，立即部署上党战役。在刘、邓指挥下，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3个新组建的主力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于9月10日发起上党战役，到10月12日结束，歼敌3.5万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为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增强了实力基础。上党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盛赞此役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时“‘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并说“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根据中央指示，上党战役后，刘、邓又指挥晋冀售豫部队发起平汉线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在10月21日至11月2日历时13天的战斗中，歼敌1.7万余人，争取了高树勋新8军等部起义。此次战役中高树勋率新军起义影响很大，对国民党军震动也很大。11月12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两次大规模的歼灭战，给进犯晋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从南向北进攻解放区的战略企图，巩固了原有的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革命的斗志和信心。
我军在华北粉碎敌人的进攻后，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发展解放区的经济。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央局于11月中旬在邯郸市峰峰煤矿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除中央局全体委员外4个区党委的委员、4个军区和6个军区直属的纵队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蜂峰会议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到区党委、区军和纵队一级。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从1945 年11月11日开到13日。会议在传达了中央11月7日指示后，结合本区的实际着重讨论了扩大军队、整编主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和扩大生产运动、 财经工作等。会上全面部署了扩大、巩固和建设根据地、 保卫根据地的斗争。针对上党、邯郸战役后干部中存在的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而产生的厌战情绪和在胜利面前产生的居功骄傲的倾向，会上强调一切要从长期支持着想，事事要作长期打算，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进攻。
会议结束后，我和参加会议的太行区的其他人员立即赶回涉县，贯彻会议精神。
首先，根据中央局和军区调整军区的命令，调整了太行军区领导：
司令员：秦基伟
政治委员：李雪蜂
副司令员：黄新友、赵辉楼
副政治委员：黄镇
参谋长：何正文
政治部主任袁子钦
政治部副主任；周光坦
军区新组成的同时，已经迁到武安（后迁到邯郸）。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不再兼太行行署，正式成立独立的太行行署。11月25日，太行行署在涉县正式成立，太行区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区，行署领导人为：
行署主任：刘岱峰
行署秘书长：武光汤
边区政府同时决定调整太行区行政区划，将原8个专区调整为6个专区，并任命了各专区的专员。调整后的专区区划为：
一专区．辖内邱、临城、邢东、赞皇、元氏、井陉、邢西、高邑、获鹿、邢台、沙河等11个县和邢台市，专员马适安。
二专区：辖榆次、寿阳、太谷、榆太祁、左权、榆社、武乡、昔阳、平定、祁县、和顺11等个县，专员杜润生。
三专区：辖襄垣、黎城、潞城、壶关、长治、平顺6个等县和长冶市，专员范文彩。
四专区：辖博爱、陵川、沁阳、武陟、修武、温县、修获武等7个县和佳作市，专员杜毓云。
五专区：辖林县、辉县、汤阴、汲淇、新乡、辉嘉6个等县，专员邓肇祥（即邓辰西）。
六专区：辖涉县、武安、磁县、林北、安阳、武西、偏城等7个县，专员田裕民。
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各地委、军分区也作了调整． 全区设 6个地委、6个军分区，领导人为：
一地委书记冷楚，兼第一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胡震。
二地委书记刘建勋，兼第二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鲁瑞林。
三地委书记于一川，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韩卫民。
四地委书记刘毅，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由黄新友兼任。
五地委书记谷景生，兼第五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崔建功。
六地委书记陶鲁笳，兼第六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
在机构调整中，区党委机关及下属单位重新核定了编制，共227 人（不包括太行《新华日报》社）。
12月9日，在太行军区成立后的第一次会上，我在讲话中除强调团结一致，准备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大规模的进攻，保卫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外，着重讲了如何在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问题。因为参加会议的各军分区政委都是地委书记，要他们回去后立即部署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我提出，巩固新区最重要的是开展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势力，发动一切农民群众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并把减租减息运动有组织地转到生产上去。在运动中要团结中农，中农也是农村中我党团结的基本群众。在运动中建立农会时，不仅要以贫农为骨干，而且要团结中农，造成农民大团结，建立强有力的农会。在运动中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与思想自觉相结合的方法，贯彻群众自求解放和领导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与方法。要克服少数积极分子关门主义倾向，或向中农关门的倾向，并要及时地不停地以最好干部改造与掌握政权。在运动中要有意识地大量培训农民干部，发展新党员。发动群众必须党政民一起努力，军队要支持和帮助地方的减租减息运动。
军区会议后，我把地委书记留下，和区党委一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峰峰会议精神，研究1945年冬与1946年春的工作问题，确定在全区重点搞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支部整风与时事教育等五项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新区、准备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工作刚刚部署下去，形势就发生变化，1946年1月10 日，我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正式达成停战协定。1月13日停战令生效。1月末，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和保障国内和平的五项决议。我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全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开始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和改组政府等问题的谈判。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老区的工作和巩固发展新区的工作，成为摆在区党委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区党委决定在1946年1月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局的有关指示，确定1946年的工作方针。
这次扩大会议是太行区成为独立的行政区，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离开涉县来到太行山东面之后，由区党委独立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在中旬召开，由我主持。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中央局关于形势、任务和1946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了形势的特点，重点讨论了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其中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以巩固新区是讨论的重点。
这里说的新区，是指从1945年春扩大解放区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至停战协定前新解放的地区，占太行区面积的2/5以上。
新区的阶级斗争比老区复杂、尖锐。由于敌伪汉奸长期统合中农、贫农丧失了大量土地，封建势力和新兴的呼新、汉奸、土匪等互相勾结，利用和发展会道门，常握有一定的武装，对农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欺诈压迫。冀西和豫北新区更为严重。1945年10月后，新区从反奸反霸开始，在军队支持、帮助下，对作恶多端的首要分子进行狠狠打击，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发动群众起来减租减息，在新区农村树立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在老区主要是进行查减运动，巩固以往减租减息成果，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到扩大会议召开时，新区的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会议开始后，我重点就新区群众运动讲了意见。我在发言中首先提出：“新区发动群众，是巩固这个战略要地，是战略性的工作。”接着分析新区群众运动的现状，指出“目前新区只有局部地区打开了局面，而一般还未造成大运动，或正在运动而尚未形成规模”。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一是由于从民族战争转到阶级作战、民主斗争，怎样把握转变后的特点，尚不完全明确；二是新区的时局尚在动荡中，“变天思想”在威胁着群众。特别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特务到处造谣，使一部分干部不能放手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在会上，我强调在发动新区群众运动中，要首先打击敌伪统治时的残余势力和影响，通过诉苦反奸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同时要进行政治动员和时事教育，坚定群众跟共产党、人民政权一起争取解放自己、开展减租减息的信心和决心。会后，区党委于1月18日发出《关于大胆放于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春耕前放手发动群众，在新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在老区普遍地进行冬季生产并结合生产进行查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46年1月和2月，太行新区的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运动的规模、速度、深度都超过了老区。从老区派往新区的干部把老区发动群众的作法，结合新区的特点灵活运用，特别是注意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加上消除了顾忌国民党的思想，领导运动更加得心应手。老区的查减运动，同生产紧密结合使冬季的生产朝气莲勃，为达到“耕三余一”进行准备。到春耕开始时，太行老区生产掀起高潮，新区通过减租减息和反奸反霸使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太行区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十二、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
我在太行区工作10年，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根据中央颁布的“五四指示”，领导全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我在前面介绍太行区1944年减租减息运动时曾指出，太行区一些地区的减租运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中央规定的政策范围，一些农民经过减租减息，从地主手中已获取了一部分土地。抗战胜利后，在1945 年冬至1946年春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要求突破原规定的政策界限，直接分配土地的呼声更强烈。特别是在新收复地区，在反奸反霸中，从汉奸、土匪、特务、恶霸等手中收回了一批土地，这些土地的分配成为农民关注的问题。因此在运动中一些地区已经在分配土地。分配土地的范围不仅限于被没收土地的汉奸、土匪、特务、恶霸户，而且扩大到地主、富农。据区党委1946年6月在19个县的72个村庄调查，这一阶段地主的土地减少了8O%以上，富农的土地减少了50%以上，中农的土地增加了20%以上，贫农中有1/3 的户由于得到土地上升为中农。另据新区3个县的11个村调查，经过除奸反霸、减租息减运动，在1946年5月前，地主和经营地主所占土地已由每人平均10.1亩和 7.3亩，下降到1.78亩和3.32亩，并且动了中农、小商和作坊主的部分土地。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的苗头开始出现。这种形势说明，中共中央1942年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日本侵略者已被赶出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已经满足不了广大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要求。要使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人民革命斗争中，在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就必须实行新的土地政策。
中共中央对解放区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在分析研究了各地反映的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要求后，经过反复讨论，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五四指示”），明确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认识分歧和各阶层对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不同态度，指示强调：“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中央宣布,“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 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求各个解放区的党组织“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指出，目前的清算减租运动不是全部改变1942年中央的土地政策，“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但是对原有的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
接到“五四指示”，我立即主持区党委开会，讨论这一最新指示。讨论情况整理成座谈纪要下发到县委以上党委。纪要全文如下：
区党委对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座谈纪要
区党委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后，于5月18日开始座谈了4天，兹将座谈记录摘要整理，以供各级领导同志研究中央指示参考。
（一）对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的了解和认识
这个指示身是1942年土地政某指示的发展，是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群运实践的结果。中央1942年的指示是5年抗战的结果，从1942年以后，由于群众的实践起了变化，我们的政策也随之有若干变化。1942年的指示主要是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则联合地主抗日，策略上明确打而又拉。经过几年来的减租清债合理负担反贪污等运动，大大削弱了地主，有的地主已经垮了。1943年高干会议批评了过“左”，但以后每年查减中我们一般不过分强说交租，这说明已有了变化。反攻以来，8月11号指示中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联合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自反攻以来，中央一贯强调放手，批评右倾，因之，才能够在这一段放手的发动群众运动。中央根据运动的结果，加以集中，批准合法化，也就是群众的创造经我们批准，这是根据党的总的路线新民主主义土地纲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及运动实际的发展而来的。
当前革命推进一步，运动深入了一步，因之党的政策也必须变更。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形势有了极大变化，统一战线内部组成上，与抗日时期有所不同了。今天是反对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力争民主和平的统一战线，反封建已成为今天的重点，因之，消灭封建势力，解决土地问题，是党在目前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政冶上十分需要，我们要改变七分之三的形势，必须斗争。那么解决了土地问题，群众就可以坚持长期斗争而不疲惫。
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包括消灭封建发展生产、巩固统战、争取和平民主几方面，即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奖励工商业、用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来团结农民与争取中间势力。因之不怕自由资产阶级中间人士暂时不满和动摇，不怕平均土地，就是说已经推平的地方，不去批评群众的平均主义。这种彻底的改革应该批准，但不可无止境的推平，老区没有推平，不提倡推平，如不照顾应照顾的人与团结中农，则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在我党周围。
今天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减租减息的继续， 实质上与内战时期土地革命相同，但也有不同，因未全部废除减租，而且农民站在有理合法地位。
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有理由的，将来准备在全国宣传实行。根据这一改变，凡是没有实行的地方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不用内战时的方法面用群众所创造，为中央指示所总结了的那些方法来实现。这样，从而使群众处在合法有理地位，分化地主反动派，对地主反动派的叫嚣,要处理、驳斥；拿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政协决议作根据，来解释农民的行动是合法的。争取全国承认，并取得多数人同情，并教育干部向中间人士解释，在农民中作教育，要把消灭封建与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十分重要的。
（二）党的策略
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动农民，但又得照顾各阶层各种人，这是为了团结更多人，使我党和贫农雇工不陷于孤立，不至冒险。根据这一目的，中央又做了十余条具体规定，要研究执行，否则将影响团结更多的人。对于中农，则要肯定认识，中农的向背，将决定革命的胜负这一重要事实。在执行这一指示时要有革命的精神与气魄，这是帮助放手的，如中央提出的要不怕反动派叫嚣，不怕中间派暂时不满和动摇，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有坚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中间派的动摇是必然的。对顽固派的大骂，必须给以回击。
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取得力量，而又给中间人士以适当照顾，这就可以克服中间派的动摇，要有肯定的路线及政策，照顾各方面，就能够达到拆散反动力量的结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不致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
（三）革命观点与群众路线
我们在执行中央指示时，要放手发动、启发、诱导群众树立劳动者自求解放的思想，过去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证明走了群众路线。从领导上讲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各方面，不只在发动起来的时候，诸如，说服、照顾各种人，分配果实，解决干部与群众关系等，均要群众路线，这一点在深入运动中，必须着重提出。特别是积极分子当了干部更应注意，过去经验证明，放手发动是群众路线，但发动时，尤其在以后即往往发生干部脱离群众的路线，没有发动的地区即应着重放手启发诱导。
要掌握上述群众路线，必须使干部有革命观点与策略思想，这样可以回答各种曲解群众路线的观点，因之，党内各种错误观点必须加以纠正，要他认识群众行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建立真正的革命观点，要党政军民全力进行才能把运动搞彻底。
总的说来，现在谁也赞成放手发动群众，至少是口头上没有人反对。但我们也要看到从各方面攻击群运的情况，研究这种分歧思想的原因是：首先是阶段斗争的发展，要考验社会各阶层与革命的关系，以及考验党内思想。这种思想最主要的是地主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或者先是诚恳的帮助群运，当打到他们有关方面时则过不去。同时表现了本位主义思想，党政军民的干部都有，只从关系上提出问题，忘了革命任务，忘了自己不了解群运是整体革命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忽视，军队、政府尤应值得注意，反之就会被地主所利用。
另一种因路线思想不明确，强调约束在“统战”内（这句话在本区常是当作联合运用的），或不了解减租政策上发展与变化，说发动群众过火了，这些错误一般是不自觉的，但必须指明。大体说有以下各种各样情况。如；
l 、一面赞成群运一面强调不要越轨。所谓轨就是说的政策。我区1942年以后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之时，才好教育群众这当照顾；但在今天仍有这种想法存在，他们理由是群众会左，怕引起恶果，这是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与忽视过去经验的。
2、群运好、放手对，但方式不好，这种认识历来就有。我们要认清某些地方在方式上欠妥当，但又要认识对汉奸、恶霸，因在群众痛恨之下有些过火行动是不可避免的，群众运动的烽火是不可挡住的，真正广大群众的行动无所谓错误的。方式问题是领导上应该注意教导群众的， 但首先应了解革命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不是温良恭俭让，当群众起来时，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3、借口“照顾”或作风，反对积极分子与村干部。他可以歌颂农民的行动，但他们对带头的人是打击的。这是中间派惯用的手腕，如历次参议会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思想是最危险的。我们对积极分子与村干部，应扶植培养，一面撑腰，一面教育。
4、看到分配果实有些不公，干部多得，不照顾抗属，要求纠正，事实上打击了干部。有些部队同志对抗属照顾上认为不够，所以表示不满。确有些村干部比抗属得利多，我们应一面说服村干部注意，一面也不应扩大。过去转弯时，只看见村干部缺点的一面，忽视了其与群众联系的一面，结果打击了不少干部，这个痛苦经验应吸收。中央指示，应首先照顾贫苦抗属，这是一面；另一面，部队也应参加群运，从运动中提高阶级觉悟，巩固部队，并便于了解部队中地主阶级的成份与思想，便于教育。武安团经过参加群运和开展反省运动，部队内部的地主成份，全部暴露了，这个经验值得发扬。
在今年新区运动中，不少部队参加了运动，也创造了些经验，因为我们部队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要发扬其光荣传统，部队的本质是人民的军队，就应尽量参加群运。其方法：(1)部队集体参加群运。( 2 ) 成立小组回村参加群运，返回介绍翻身经验。( 3 ) 地方干部讲话介绍群运， 地方同志要欢迎部队干部参加，并尊重其意见，使部队成为支持群运强大力量，同时也给部队以最大教育。政权也应积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政权的主要责任是：当群众行动起来以后，表明态度，使之合法化，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及条文的唯法观点，同时还应在说服中间力量上起一定作用，对群众团体、党务系统等等直接负责搞群众运动的也必须加以教育，这在深入阶枝，更为重要。
（四）党的土地问题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的总方针问题
党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总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主要表现是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只有我党土地纲领，才是最彻底的依靠群众亲自动手取得土地。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不同，他是不让群众起来的，如土地征收法、使用法、地价税法之目的就在于和封建阶级取得妥协，不要农民自己起来取得土地，粉碎封建势力统治。我们的政策在各时期有一定的变化，主要根据外部变化与内部条件而定，从历史上比较看，大革命叶代，我党的土地纲领是彻底的，那时与国民党一起发布减租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搞减租与今天不同，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自己动手要土地，同时客观情况需要，但陈独秀右倾机会王义不懂这个道理，结果犯了错误。今天时机也类似，只有历史结算不同，那时没有军队政权，今天有了，今天经过减租解决土地问题，更使农民斗争合法合理，客观常要，内部条件允许，党应批准并加以领导。
与内战时期有其相同定，消灭封建是一样的，主要区分是方式上不同，如要与苏维埃后期比，差别则更大，那时政策上有过“左”错误，今天最有力的创造了新的万式，这与路线不可分离。这可以使农民合法有理，这对壮大我们力量更有好处。
与抗战以来比：
农民获得成果与经验发动了人民战争，农民对民主改革有了经验，在发动农民后，壮大了农会，并且不停留的改造政权，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民主改革。今天是农村革命势力，战胜封建势力，这将推动全国前进， 抗战中让步是对的，那时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发动农民又联合地主抗日（使敌人得不到社会基础）是对的，今天的改革也是对的，过去在总结让群运时缺乏超出规定范围向更大方向考虑问题不够，今后应求改进。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民族民主革命，今天中心是民主民生，即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定的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些区别，而有政权、军队，又与大革命时不同。今天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区的历史任务将要转变，今天解决土地问题，是解放区的历史任务，将来势必成为全国性的历史任务。
从反奸到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走向生产，注意商业的发展，就是这个历史任务的几个环节。群众创造，除中央指示的四种方针以外，还应随时总结提高。
（五）几个问题
1、土地政策与商业政策：
发展农村经济与发展城市工商业有同等意义。发展农村经济，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现在组织起来，将来机器耕作，省下劳力，农民一部由农村走向工厂，为城市工业化作准备，因之党的土地政策与商业政策是一致的， 忽视则犯大错误。要提倡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的办法，具体区别，这对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又正确地执行政策是很必要的。在发动群众中，农村反封建与城市应区别，今天看来资本家兼地主者不少，要在运动中不侵犯其资本部分，即是很具体很艰苦的事情。对坏分子的斗争也应是有区别、有限制的，应使其不致影响工商业资本的发展。
2、老区如何执行，
经过1942年和1944年的减租，老区地主和经营地主大大减少和削弱，富农增加了，每次减租之后，地主要减少，富农要增加，有些富农是新兴富农，老区富农是新兴富农，因之老区富农与地主更应严格分开。现在老区地主占人口由3.25%降到1.98% , 土地占有则由24.63% 成到4.2% , 这说明老区基本上已将要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因此，我区今天应依然以生产为重点。不彻底的村庄，个别发动用查减贯彻。
中央指示执行的重点应是新区。
老区富农应团结照顾，一般不应打击，因老区一般已减租。人民“圪?户”思想普遇存在，如对富农过分打击， 则影响中农发展。
3、领导上应注意到：
这一指示是拉动当前运动的有力武器，领导上应很好掌握执行，当前在执行中可能发生的是右倾思想。在群众起来后，地主在叫骂，我们有些于部会反映开明地主的情绪，群运以来就有些受不了，将来会更吃不了，内外结合压力很大，应特别注意。
另外，冒险王义、左的情绪、也可能发生，应在放手发动的精神下及时，王意引导。
在发出以上纪要后，区党委根据太行区的实际，研究了根据“五四指示”中中央规定的18条具体政策，在本区贯彻执行时应注意的问题，于6月6日发出《太行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强调了必须注意的5个问题，以使土地改革运动按明中央的政策进行。这5个问题是：
l 、应分清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农民自己相互之间的纠纷，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应让他们参加运动并得到适宜的斗争果实。遇有对中农的纠纷，须采取兄弟间互让的调解方式，不能乱斗乱清算，伤害自己人，混乱了自己阶级的阵营，给地主阶级以乘隙反攻的机会。本区的运动中，某些地区由于对这一阶级思想不明确，在斗争中侵犯中农不少，甚至有地方涉及全部对象的一半，这是极应注意的情况。运动中已被伤害的中农，应提出问题发动群众讨论，划分内外界线，打通思想，适当退还，或予以补偿。即使是地主或汉奸的狗腿，如果其成份为中农或贫农，也应采取唤醒其悔悟坦白，争取其重返自己阶级队伍的政策，只要其土地不是欺压新占而来，即不要侵犯土地。
纠正此种偏向，决不可简单从事，治一病损一经，而必须是贯彻群众路线，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
2、“耕者有其田”不是财产富力无差别的平均，只是消灭封建剥削关系。已经推平了的，我们要肯定的承认这既成的事实。就是某些正在发动着的地区，如果真是广大群众自己要推平，我们也应该赞助群众的要求，准备给予承认。群众已经发动过了，果实已经分配过了的地区，我们应该肯定承认已成的事实，决不能发动再次的推平运动。
3、我们总的经济方针是改革土地，改革工商业，因之斗争地主不能牵累其工商财产部分（大汉奸除外），各地已发生不合此原则情况的，应迅速具体调查研究教训，必要时设法予以补偿，即使汉奸的工商财产，亦应具体分别与抗日关系如何及功过大小，也不是一律没收。
发展工商业与发动工人、店伙群众应统一进行，取消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发挥劳资东伙协作，劳资东伙两利以发展生产的原则。只有这个方针才能与外国及垄断资本作斗争，立于不败之地。在资方有利可图的条件下，必须适当增资，改进职工店伙待遇及相互关系，组织工人的消费合作，家属生产互助互济，认真改善工人店伙生活，这样才能提高工人店伙生产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劳资东伙协作。吸收工人集体的股本，或确定店伙劳动力股，保证按期分红的办法，也应承认是劳资协力发展生产的好制度好办法。任何超经济的股权（如好汉股）都是不应有的。
处理劳资间的纠纷，除某些封建性的待遇，需要群众斗争外，一般应采取民主协议方式解决，并需向工商资本家说明，土地改革发展农业于工商业有利。要进行政治教育，打破“变天”思想，使其放手发展营业，提倡工人店伙技术业务学习，奖励东伙劳资模范，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同时要注意增资问题的明增暗不增。
农村兼有土地关系的产业工人，同样有参加农村斗争、分得农村斗争果实的权利。工人因工作不能种地，可请求农会协商互助。
在公营产业中也必须发动群众，领导上主动改善工人生产，走群众路线，评定工人职员的工资等级，协助工人举办合作社及其它有利于职工的事业。吸收工人参加厂工管理，公营事业作为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一方面克服不照顾工人生活的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工人的责任性和生产积极性，保证搞好生产。
4、反奸清算斗争中，群众痛恨要求处死的罪大恶极分子，应按正当审判方式处理，必须纠正乱杀乱打死人的现象。纠正的方法不是压制群众泼冷水，而是在处理之前申说利害，发动群众来讨论，克服群众单纯报复和害怕“变天”的斩草除根思想，以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与组织性，克服落后思想，求得干部与群众的进步。这有赖于思想指导的深入与组织指导的密切。粗枝大叶，行政命令， 必然形成泼冷水，影响运动的发展。
5、老区应以生产运动为中心，1942年以来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需要查减，但要在生产运动空隙中进行，不能因查减妨害生产运动。1942年以来群众运动中翻了身的农户，即经过减租减息后转向富农生产的农户，亦应鼓励其生产（除其封建性的剥削部分须予查减中解决外），不该再斗，必须给予保障，并扶助其再生产，再发家，走向致富方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侵犯其新兴财产。
我们正在学习文件，部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接到中央局召开土地会议的通知。这时，区党委领导人已作了调整，张磐石调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冷楚担任宣传部长，赖若愚任组织部长，何英才任城工部长。我和赖若愚一起去邯郸参加中央局会议，留副书记王维纲在家主持区党委工作。
中央局的土地会议于6月10日开幕，邓小平主持， 刚从延安回来的薄一波副书记传达了“五四指示”和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时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会上决定，在贯彻“五四指示”时，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以反奸清算、彻底减租戒息的方式，使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腹心地区，用3个月时间( 7、8、9 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坚决打击“还乡团”，把汉奸、恶霸、“还乡团”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衣民，发展民兵和游击武装，一手拿枪，一手搞反奸清算十争；既要坚决地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又要团结中农，同时注意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
这时，内战危险已经十分严重。邓小平、刘伯承要求各地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对付全面内战。要坚决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尽快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取得广大农民群众对自卫战争的支援。
会后，回到涉县，召开区党委会传达会议精神，讨论时局，准备战争和土地改革问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在积极准备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新的内战，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发动自卫战争。6月23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备战紧急指示。因此，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部署广泛深入的备战动员，组织全区军民参战支前。
7 月中旬，区党委召开地县委会议，传达中央局邯郸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7月会议后，全区各县根据会议精神，抽调集训干部，组织翻身队下乡，土地改革在全区展开。到月底，全区有1700余名干部参加的翻身队深入农村，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办法贯彻“五四指示”。在老区，主要依靠各县干部自己开展查减，解决土地问题，只向薄弱村派少数工作队。在新区，以派工作队的方式为主。老区的查减运动以对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进行抽动的办法，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对那些一向对农民态度较好，特别是积极抗日的开明地主，允许保留多于每人平均数的土地；对暗中高价出典或保留押地继续出租的地主，通过清算收回其土地；对于伪装进步，暗中捣鬼以至做了特务的，在查有实据后按规定没收土地。由于采取以上分别对待的办法，许多开明地主主动献田，带动了大部分地主献田，孤立了少数顽固地主。这时，地主中的大部分人已看到“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因此阻力并不大。再加上老区农村中的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已不再占优势，因此运动开展较为顺利。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五四指示”前经过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在不少村庄已经开展向地主剥夺土地，但运动发展很不平衡。翻身工作队入村后， 重点在深入发动群众，讲解“五四指示”。新区特别强调加强领导力量，注意团结中农，在农村形成农民的优势，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
在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区党委发现有少数干部，特别是县区干部，乘机以权谋私，攫取群众斗争果实。有的干部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错误行为，而是认为革命成功理应享受。这种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及时制止这种行为，区党委于10月11日作出《关于群众翻身运动中县区以上干部对待斗争果实的决定》，严正指出：“此种恶劣现象，必须严加纠正，否则必致脱离群众，损坏干部，引起党内混乱，地主反攻，翻身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区党委公布了必须严格遵守的5条决定：
一、群众斗争果实，一概分配给群众，虚心领导群众，由群众自己处理。贫苦本地干部，应与群众一样分配给果实。一切县区以上干部不得以任何口实或形式多分或加以扣留。
二、几县区以上干部用贱价收买或“拥护”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取得斗争果实者，一律退还群众（退还原村），不得有任何保留。已经使用或浪费者，酌量加以赔偿。
三、凡不服从决定坚持错误者，按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四、本决定应在干部会上传达讨论，发动全体干部响应这个决定，表扬模范作风，批评与反对恶劣行为，号召每一干部珍视自己历史与党的荣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实际行为实现这个决定，并努力贯彻群众翻身运动。首先正确领导分配果实，教育村干部与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
五、各级党委应进行一次清查，按本决定精神一一处理，然后将区级清查材料报送地委。县级材料经地委（或市委）报送区党委。坦白检讨、公正处理之模范思想与事实也一并写入，不得刺伤任何知过即改之干部。但不得借口“照顾团结”,“照顾干部”不进行清查。这种借口实质上是损坏干部，应为大家所反对。
区党委决定下发后，各地委立即下去认真检查，凡是有决定所指出的问题的干部，都能主动退赔并做了检查。其中几个县委书记公开做了检查，纠正了运动开始时发生的这股歪风。
贯彻“五四指示”的土地改革运动经过8、9两个月，在老区和新区形成了高潮，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据统计， 到10月初，全太行区已有200万农民翻了身，1400多个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区党委在秋收之后的11月中旬，召开了地委书记、专员会议，研究部署1946年冬季和1947年春季的土地改革及支前问题。
这里，有必要把1946年后半年太行区的形势简单介绍一下。全面内战爆发后，太行区在战争开始阶段还没有大战事，因此，能够在7、8、9三个月集中干部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革改。与此同时，从7月份起，掀起热烈的增产、献金、节约运动，全力支援前线，并在 9、10两个月掀起参军热潮，3万余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军队。在这期间，太行部队于8月份先后发起盂县战役、正太路战役和辉县战役。在边沿区，太行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扩大解放区，并把武装斗争和翻身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巩固了新解放的地区，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对敌斗争。10月中旬，国民党以3个师向太行区的豫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了部分城镇，使豫北的形势趋向紧张。豫北军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积小胜为大胜，在40多天时间内歼敌6000余，支援了主力军的作战。在内战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太行军民一面保卫根据地，一面建设根据地，把太行建成支援爱国自卫战争的基地，为支援前线准备物资为此，一面加紧民兵训练，开展备战支前工作，一面深入开展翻身运动，解放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提出进一步增产粮食、棉花和日用品，达到自给自足和“耕三余一”的口号。太行区地委书记、专员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从11月14日开到11月26日 。我在这次会上有两次发言，主要讲群众翻身运动。
第一次发言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主要讲关于如何发动贫雇农和团结中农的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这一问题呢？因为1945年12月在军区、行署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讲了两条：发动农民反封建，发动贫农团结中农。这两条，在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运动中都有过教训。“五四指示”中，在强调放手发动广大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时，同时指出要注意发动贫雇农和团结中农。根据中央的政策和太行的实践，我重点讲了这两个问题，主要内容是提高对依靠贫雇农，以贫雇农作骨干和团结中农，壮大农民力量，彻底消灭封建，支持长期战争的认识。
第二次发言是在会议结束时的11月24、25日，讲的内容较多，总题目是《论土地改革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个长篇发言整理成文字下发时有2万多字。发言分五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讲一年来群众运动的几个主要经验。从抗战胜利以来，太行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以贫雇农为骨干，广大农民自求团结，自求解放；群众自己动手，摧毁封建奸霸；掌握政策，给各色人等以适当照顾。”
第二部分发言的题目是论深入阶段。重点讲土地改革运动深入阶段的策略问题，就是以什么策略在农村中从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反复给封建势力以坚决打击，达到彻底消灭封建与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深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一步）发动贫雇，培养贫雇骨干，团结中农，以发动全体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完成这一任务，方法是思想发动与群众路线，这是抗战中1944年深入减租减息运动时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成功方法。“整个的翻身运动，都可以说是农民团结与自觉运动，也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与提高的自觉运动，是领导农民随我党所指道路的运动。它是贯彻全运动过程而内容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的方法。这是几年来太行区群众运动特点之一，有极重要意义与生动丰富的经验。”思想发动的内容，我提出4个方面；一是通过回顾农民翻身的历史，启发阶级自觉（历史自觉），提高到“自为”上来；二是通过时事教育，认识翻身运动与反蒋介石、阎锡山反动势力的关系，提高对地主恶霸斗争的自觉性；三是宣传教育农民只有搞好翻身运动，才能翻身发家生产致富，才能“挖了穷根安置富根”；四是使农民进一步了解只有跟上共产党、毛主席走，才能翻身解放。这4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要结合当时当地群众的思想问题去进行，不是机械地去一条一条地进行。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主要依靠农会，农会的支柱是民兵，领导农会与民兵的是村党支部。
在第三部分中，主要讲边地群众运动。在边沿地区，由于离敌人很近，因此重点是从对敌斗争上去发动群众， 从土地改革上发动群众支持与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一地区，在政策上要照顾中小地主，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摧垮蒋阎势力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第四部分讲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土地改革中，首先要联合城市工人及贫苦市民，共同摧毁封建势力的土地基础及城市巢穴，防止与纠正群众内部的磨擦。同时要照顾城市店员家属，保护工商业。既要反对以城市观点去做农村工作，也要反对以农村观点去管理城市。
最后我讲了如何在土改中加强党内团结的问题。太行党是在抗战环境中，强调统一战线时代发展起来的，许多党员干部、军队干部来自地主、富农家庭，或其家属来自地主、富农家庭。因此，土地改革发动后，涉及到这些同志的家庭。土改中一方面教育干部按“五四指示”精神自觉地让自己家献田，不允许与农民对立和隐藏财产，破坏土改；另一方面从政策上对在抗战中有贡献的地主，对参加人民军队的军人家属中的地主给予照顾。
此次会议后 ，我于1947年春节过后的2月又在五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上，再次讲了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巩固阶段的经验与目前任务。在讲话中，我把深入巩固阶段的经验与任务概括为：“面向落后，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地主，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后把广大群众的翻身胜利，从立法上（政府法令与群众立法要求相结合）、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其领导核心–支部的建立与建设上给以巩固。同时，给富农、地主兼工商业者，地主医生，知识分子（干部抗属）及各色地主等以坚决而适当地照顾，使他们安心生活并进行生产，从而在农民全体发动与满意的基础上，稳定新的阶级关系，大踏步转入组织起来的生产运动，并系统地建立支部，培养领导群众的党的核心。”
从我的思想认识上讲，在领导太行区贯彻“五四指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政策和策略，注意吸取了抗战中领导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使运动健康地发展。事后看，太行区这一段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也没有大的反复。到1947年5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全区有330万农民得到利益，共取得376万多亩土地，贫雇农每人约得2亩，中农每人约得3–5分。这时，太行区贫雇农每人平均有土地 3.3亩，中农3.5亩，地主3亩，全区人均土地3.4亩。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在政冶上也翻了身，农村干部绝大多数为贫雇农和中农。土地改革的成就，更加鼓舞了农民参军、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中的农民子弟纷纷投奔到人民军队中。这一时期的运动也有不平衡的问题存在，少数地区群众发动的不平衡，部分贫雇农没有彻底翻身，这在我离开太行后的土地改革中继续加以解决。一些地方发生了“左”的倾向，虽然没有1947年夏秋以后的严重，但也影响到这些地方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
土地改革正在太行轰轰列列地进行时，为了检阅抗战胜利以来太行人民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胜利成果，总结经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有力地支援爱国自卫战争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共同研究决定，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同时举办展览。
1946年12月2日, 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长治城内莲花池隆重开幕。出席群英会的有从全区衣村、工厂商店和民兵中选出来的英雉、模范、能手、代表等共430人，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专程赶来出席大会，太行区党政军领导主持大会，冀南、太岳参观团和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等也应邀参加大会。在开幕式上，到达会场的代表、领导、来宾及祝贺的各界代表、人民群众多达3万余人。大会一直开到21日，同时举办了内容丰富的太行展览，以绘画、图表、泥塑、实物、模型等多种形式，把杀敌、生产、翻身三大运动和当前形势的特点表现出来，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大会选出边区英雄模范llO名，在会上介绍交流了经验。大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全区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展杀敌练武运动，继续努力贯彻执行“五四指示”，在全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继续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群英大会主要由赖若愚（代表区党委）、李一清（代表行署）、王维纲（代表军区）和杨殿魁（代表武委会）领导召开。我于12月3日到会讲了话。我在讲话中指出 ，现在前线人民爱国自卫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人民的参战备战也在紧张进行中。前线在打仗，后方做着两件事，一是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大生产。第一件是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彻底翻身；第二件事是要组织起来生产致富。翻身了，有了家当，还得好好保卫，支援前线。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人民战争。我们要像自己做饭自己吃一样，供给军队，支援前线，打胜仗。我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后太行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向英雄模范提出了要求，要他们在参军、 参战、支前中，在翻身运动中，在大生产中起带头作用，积极准备明年的反攻，以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
大会后期，赖若愚作了总结讲话，总结了抗战胜利后全区的翻身运动、参战参军杀敌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会后的任务和要求。在大会闭幕式上，一致通过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指出“英雄要永远与群众结合，我们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时时刻刻为群众翻身、生产、保卫胜利想办法。只要我全区五百万同胞一致努力，再加上毛主席和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我们一定会胜利”。
第二届群英大会是太行区历史上最后一次群英会，第一次群英会后8个多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第二次群英会后6个月，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把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太行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