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柴成文少将——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
高屋建瓴，提出停战三原则
1951年5月30日，在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时，我国领导人正在总结志愿军出动后历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根据“轮番作战”和“持久作战”的精神，为下一步的作战进行准备。
周恩来总理常说，我们从不拒绝谈判，问题是谈判的时机和条件。对上述新情况，虽然从战场讲不是最好的时机，但在与朝、苏进行协商后，毛泽东作出了如下决定：（一）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同意首先解决朝鲜的军事停战问题。条件是：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战前状态，作战双方从三八线撤出同等地带，脱离接触；（二）命令参战部队，在谈判期间如遇敌人进攻必须大举反攻，将其击败。也是彭德怀在接到此项命令后所讲的，“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在此之后，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前去平壤，同金日成讨论后前往开城指导谈判。
在上述决策之下，经过同对方的电文往来和互派联络官商定，朝鲜军事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开城的来凤庄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方代表遵照指示，在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会谈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实现朝鲜停战的三项原则建议：
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地带为非军事区，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这三项原则一经发表，在国际舆论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它完全符合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产生了动员人民制止战争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对方的代表具有技巧上的优势。在这个不设主席的对等谈判中，他们很容易得到抢先发言的机会。美方首席代表说：“停战协定未达成协议生效前，战争仍在进行，延迟协议的达成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像这样一般常识的话，拿到这里来讲，很明显是摆出向我们，向世界人民炫耀武力的架势。然后他拿出一张打好字的纸摇晃着说：“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在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对此，我方代表未予置理，当即发表了上述三项原则。当世界各大通讯社突出报道中朝方面所提建议时，理所当然地引起记者们向对方代表施加压力。
美方要保持紧张局势
对方代表团除了一名韩军代表以外，都是美国将军。他们大摇大摆在世界各地闯荡惯了，今天一到开城，最不舒服的是谈判在我方所控制的地区举行，警卫由我方负担，他们认为没有“同等的出入自由”，没有“享受平等待遇”。当第二天受到记者们的压力时，便把这股子气转移到埋怨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上拒绝了对方所提“沿金川－开城－汶山公路建立一道10英里的中立区、双方武装部队让出开城”的建议。确实，我们代表团没有经验，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陷的，周恩来曾批评代表团“在预备会议上拒绝对方所提划一个中立走廊和中立会场区问题的建议，考虑不周，结果把双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都压在自己身上”。据此，我方采取主动，与对方达成了一个会场中立区的安全协议，排除了这项干扰。
在继续讨论议程的会议上，在撤退外国军队是否列入议程的问题上又僵住了。他们于会场拒绝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也分别在会外声明拒绝把撤军列入议程。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在密切地观察着会场内外的情况，从7月10日到20日，对敌我形势的全局作出如下分析，并提出关于撤退外国军队是否列入议程的对策。关于对方，他们分析说：“美方现在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在内，它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态的。”关于自己方面的情况，也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说：“志愿军出动后，经过五次战役，可以看得出：中、朝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赶出南朝鲜。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自己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即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8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看不出这种可能。与其为撤军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军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将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留待停战后去讨论。”
据此我方代表在谈判会场批驳了对方拒绝将撤军列入议程的无理论点，诸如：外国驻军是保障局势稳定不可缺少的条件、联合国军总司令只有对这些部队的指挥权而没有让某一国家撤军的权力，撤军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停战的纯军事问题等等。然后提出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列入议程，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提到停战后另一个会议上去解决。谈判于7月26日达成议程协议。
美方心态：谈时想打，打时想谈
停战谈判第二项议程的文字表述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既是基本条件就没有可以绕过和超越的可能，必须正面应对。我们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是完全合理的，既符合美国和它的盟国此前一再表示过的恢复战前状态的愿望，也符合马立克6月23日讲演中所提“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要求。谈判之得以启动正是双方接受了凯南、马立克谈话和这次讲演的结果。事实上，1951年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明明写着：“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
如此说来，军事分界线本应不难解决，然而我们的美国同行并不像常人想像的那样。在我军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他们要求停战时是一种行情。因为四次战役我们采取的是机动防御，虽然歼敌7万余人，比此前哪一次战役歼敌数量都多，但战线却向北有所后移，加上五次战役未能达到战役的预定目标，所以当他们坐到谈判桌旁时就又是一种行情了。
当然，如果他们当时提出就地停战，正如毛泽东、周恩来分析的那样，我方不可能反对。可是美国的将军们实在过于傲慢，竟然提出要把停战线划到我方战线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什么“海空优势须要补偿”。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我们除了坚决批驳之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当对方的方案遭到我方拒绝后，他们竟在会外、会内横施压力。在会外，他们的国防部长、总司令分别发表谈话和公报，说什么“马立克的朝鲜停战建议严重影响了美国的防御计划”，应该在“鸭绿江上的海空战线与陆军战线中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可是，他们始终没敢把他们的方案全盘公诸于世，他们明白这是难以为世人所谅解的。在会场，他们公然说什么“让飞机大炮辩论去吧”。8月10日下午的一次会议，当我方驳斥他们所讲的“海空优势补偿论”之后，对方竟以拒绝发言相威胁，上演了外交史上罕见的静坐132分钟的一幕。并在刚刚达成安全协议的会场区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事件，一直发展到8月22日轰炸我方代表团驻地，迫使谈判中断。毛泽东立即指示代表团，“敌机夜袭其意甚明，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还击敌人进攻”。代表团是“谈判兼打文仗”，“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
果然，美军地面部队于8月18日发动了“夏季攻势”，空军也加强了从7月下旬开始的所谓“绞杀战”。利用当时40年不遇的洪水泛滥，想打出一个他们满意的“胜利”。但是整整打了一个月，他们除了增加伤亡以外没有得到什么便宜。9月初，他们选定一个文登东南的标高为851的高地为进攻目标，企图夺取它以改善他们的阵地，可是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夺，我851高地岿然不动，而他们却损伤惨重，以致参战的美军士兵把851高地叫做“伤心岭”。至于“绞杀战”，虽给我军补给增加了困难，但也给志愿军空军提供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从9月12日志愿军空军出动以来，到12月底，共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难怪美国从事战史研究的拉塞尔·韦格利教授在评论李奇微这段作战行动的努力时说，“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杜鲁门政府还有另一层打算，就是在保持紧张局势中便于完成以下活动：8月30日，美、菲签订了《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了《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9月8日，美、日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但他们不会承认这些是联合国军以增加前线伤亡换来的。
“谈时想打，打时想谈，想打时横施压力，想谈时又羞羞答答”，这是我们谈判代表团观察我们对手心态的评语。谈判以来，美方在会场区内的违协事件不断，包括轰炸我方代表团在内，他们均矢口否认。到了这时美方一反常态，对9月10日入侵中立区一次未造成伤亡的事件连连道歉。11日美方首席代表来函表示歉意；17日李奇微致信金日成、彭德怀致歉；9月21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看来他们又想谈了。可是真的要回到开城的会场时，美国将军们又迟疑了，竟又提出理所当然会遭我方拒绝的改变会场的要求。并于9月29日发起了所谓“秋季攻势”，在西线竟以迂回开城向我施加压力，结果到10月8日付出2.2万人的伤亡代价，转而又向金城以南地区进攻，又付出了1.7万人的伤亡代价。秋季攻势被我粉碎了。他们这样做时，完全忘记了第一天谈判时他们讲的“延迟协议的达成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的警语，对他们自己也是有用的了。杜鲁门、艾奇逊说服不了那批将军，只好沿着凯南的老路，要美国大使寇克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求情。
苏联政府于通报中朝方面的同时发表了以下声明：“朝鲜停战谈判延宕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军司令部制造的各种障碍所致。”10月7日金、彭对李奇微建议改变会址的来函做出答复，严肃指出，“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事件决不是迁移会址所能抹去的”，对方“对于这类事件所负的责任也不是迁移会址所能逃避的”，然后建议将会场移至板门店。李奇微10月8日来函同意。经一番安全安排的协商后，谈判于10月25日在板门店恢复。
战场上得不到的，会场上也得不到
关于军事分界线，自静坐132分钟之后，周恩来8月13日判断，对方的意图是就地停战，但又不愿自己提出。要代表团研究并请金日成考虑。在开城我们的参谋人员奉命反复对比了三八线同当时实际接触线的差别。结果认为：在临津江以东对方在三八线以北占地面积比在临津江以西我方在三八线以南占地略大一些，但对方多占的多是山区，人口少，耕地少，交通不发达，而我所多占的则交通便利，人口多，是产粮区，又有开城的高丽人参。从政治上讲，如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后中朝部队需要退出开城这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古都，开城的人民难以接受，政治、心理影响较大。因此就地停战对我并无不利。就此中、朝代表团取得了共识，并得到了毛泽东和金日成的批准。遗憾的是，美方轰炸我代表团迫使谈判中断，这个方案未能提出。
10月23日，在谈判将要恢复的前两天，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10月25日以后，在恢复谈判的会议上，气氛平静了。在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的小组会上，“海空优势补偿论”一出头，被我方三言两语顶回去后就再不提了。
对方的夏、秋攻势被粉碎了，联合国六届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都正在开会，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很高。需要抓紧有利时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于10月31日提出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是考虑对方“要有可以防守阵地”的要求的，可是一提“调整”反会引出一系列的争执与辩论。11月7日我又主动提出修正案，即以现在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退2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这样问题本可以解决了。但对方为了照顾李承晚的情绪于第二天提出把开城划在非军事区以内的对案。我们知道他们的用意，未着力批驳，就直接提出整体方案的协议全文。11月22日达成协议。经双方参谋人员把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南缘和北缘逐点落实到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后，于27日双方全体代表会议正式批准。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
时机有利，须加紧推动。在看到军分线将有可能达成协议时，毛泽东、周恩来于1951年11月14日在征得金日成同意后向代表团发来了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我主张以实际接触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可能达成协议。在停战监督问题上，美方可能主张无限制的监察，我拟同意在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关于中立国的提名，我拟提苏联、印度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如对方反对亦可提名瑞典为中立国。关于战俘问题，我主张有多少交换多少，估计不难达成协议。关于高级会议有三个方案：一是双方各派高级代表开会；二是苏、中、美、英加朝鲜南北代表开会；三是苏、中、美、英、法五国和印度、埃及七国加朝鲜南北方代表开会。争取在上述意见轮廓下，采取灵活策略，不表现急于求和。争取年内达成协议，但也准备再打他半年到一年。这样和固有利，拖也不怕。”
从1951年11月27日起开始讨论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我们认为军事停战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停战监督只是为了保障高一级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临时军事安排。只有彻底地解决朝鲜问题，才能真正使敌对行动没有再次爆发的可能，这才是根本的保证。而美方的出发点与此不同，他们要保持朝鲜的长期分裂，在分裂中，尽力限制、削弱和控制北方使其经济不能恢复，安全没有保证。他们这种干涉内政的要求，其限制的强度甚至不考虑韩国方面的承受可能。他们坚持要全境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自由视察”；禁止机场和航空设施的恢复、扩充与修建，企图切断对方的国际航空交通。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竟然主张在朝鲜北方一部分岛屿和海面保持他们的武装力量。
在批驳了对方主张之后，我方根据上述预案主动提出，“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督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报告”的建议。与此同时，我军于11月底以前组织了一次渡海作战，解放了敌占岛屿。这个方案出乎对方的意料，他们没有料到，进行全境视察的要求竟引来一个会碍手碍脚的中立国监察，但又难于拒绝。他们更没有想到此前的发言在禁止从境外进入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上也讲得过头了，更显被动，以致一连9天拿不出对案。最后于接受中立国监察的同时不得不提出部队轮换、补充弹药和武器替换的要求。
在谈判中，我方始终主张合情合理，对方的合理主张我们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批驳，横施压力就揭露。我们认为对方所提轮换、替换要求涉及到成千上万士兵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应该照顾，所以我们提出了以下协议条文：“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协议签字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部队、军事人员、战争装备和弹药。但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对其在朝鲜的军事人员进行轮换和替换时，应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请求，取得批准，并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在此基础上，双方于4月初就包括后方口岸的地点、范围等均达成了协议，到了4月底连第五项议程也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只有第四项议程的战俘问题了。
杜鲁门一错再错
《日内瓦战俘公约》对如何对待和战后如何处理战俘问题有明文规定。它的118条称，“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战俘是在敌方看管之下的一个群体，为了保证公约所规定的无条件遣返和不侮辱、不虐待、不伤害战俘等等战俘的权利不被侵犯，公约的第7条还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美国是该公约的签字国，向世界承担了义务。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竟如此艰难，以致使谈判达到最后破裂的边缘。
我们的谈判对手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口张得那么大，要兵不血刃地得到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结果战场上得不到的会场上也没有得到；在停战监督问题上，口张得又是那么大，想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置于既不能恢复经济、又不能保证安全的军事威胁之下。结果不仅又未占到便宜，反而召来了部队的轮换、替换还得报中监会进行视察。所谓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展”，他们认为在战俘问题上还有可能得到从政治上“给共产党国家抹黑”的结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朝鲜停战谈判可能是其他多事地点解决问题的先例”，要抓住这个机会，搞个影响今后的“先例”出来。开始交换战俘谈判的第二天我方即提出：停战签字后最短期限内双方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俘优先遣返。为此还提出成立遣俘委员会负责战俘的交接事宜。而对方凭着手中的战俘数字较多，却提出一个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一对一交换”、“将战俘假释而不遣返”等为主要内容的，以扣留战俘为目的的“自愿遣返”的对案。
从此会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他们企图利用战俘问题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统治的破产”。据那时所获空降特务所供，1951年秋他们就从韩国、从台湾的特务机关调来大批特务进入战俘营，担任“教官”和“管理人员”。仅以巨济岛关押中国战俘的72联队为例，在那些特务的主持下，从1951年9月起，在美方CIA的指导下，有计划地为强迫扣留战俘进行迫害活动。他们成立一个“反共抗俄救国团”，公开宣布不参加“救国团”就是“忠心共党”，而参加就要在胸前刺上“反共抗俄”四个大字。拒绝参加和拒不刺字的必遭毒打以至杀害。战俘谈判开始，战俘营发出“训令”，限期完成刺字。又由那些特务分子去“甄别”每一个战俘，强迫他们在拒绝遣返的“自愿书”上按手印，否则又是镇压和杀害。这样理所当然地激起战俘的抗争。一场一场的流血事件接连发生，直至1952年5月7日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使美方狼狈不堪的杜德事件。这些屠杀事件，有的是写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里，有的是新闻媒体透过封锁报道出来的。在杜德准将和接替他的柯尔森准将联名发表的声明中也明确承认，在战俘营“发生了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所以英国《雷诺新闻》那时的一篇文章说，“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祖国的说法了”。
在国际国内的谴责声中，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杜鲁门这时发现主意又打错了，1952年6月11日他向国防部和国务院下达指示，要他们设法找几个中立国家派观察员到战俘营看看，挽回一点声誉。经紧急向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瑞典、瑞士等5国试探，反应冷淡：尼赫鲁看穿了他们的用意，要美国政府解释派观察员的用意；印尼直截了当地表示，经“内阁决定拒不接受邀请”；这时白宫放出消息说，瑞典已表示只要三个亚洲国家愿意，它就准备参加，可是瑞典当即辟谣。挽回脸面的花招，失败了，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时机，也失去了。其实杜鲁门企图“往共产党脸上抹黑”这种谋略的危害，这时还只是刚刚露头。停战后印度看管部队一接管这批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就发现，他们是处于特务严密控制之下的。作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国总理的尼赫鲁于1953年10月9日说：“很明显，有人曾对战俘进行威胁或施压力。如果这种威胁继续下去的话，就无需我们到那里去，整个安排将成为一幕滑稽戏。”接着一连串的更严重的事实，使印度看管部队不得不向交战双方提供他们缴获的特务机关给特务们下达的指令、通信工具，及他们所逮捕的屠杀战俘的凶手和他们的罪行。这不仅使杜鲁门难堪，而且使美国政府在战俘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既伤害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也使美国背负着至今交代不了的人权债。
美方再次中断谈判
美国大选到了。1952年4月28日，杜鲁门任命马克·克拉克陆军上将接替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原任该职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回国参加竞选下届总统。这时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进退两难，要和就得放弃扣留战俘的主张，就得承担彻底失败的责任，不利于民主党的竞选；要打又不可能大量增兵，也得承担介入朝战以致失败的责任，也不利于竞选。看来只有拖下去留待下届总统去处理了。所以从那时起，杜鲁门下定决心在战俘问题上使朝鲜停战谈判拖下去。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公开声明“我们决不用遣返这些人供屠杀或奴役的办法来购买一个停战”。12日即将离任的李奇微也跟着发表声明说，他们在战俘问题上的方案“不容许作实质的更改，这是极其重要的事，不管敌方对个别问题持什么意见，联合国军提出的办法，需要共方全盘接受”。谈判达成协议的大门被堵死了。
1952年5月22日威廉·哈里逊接替乔埃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据美方传媒报道，他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自他担任首席代表以来，除了傲慢地在谈判会场吹口哨以外就是接二连三地提出休会，休会三天、八天、十天。他们不顾第二、第三、第五项议程均已达成协议，甚至停战协议的文本（草案）都已于8月5日达成一致的情况，竟于1952年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中断了谈判。对于美方的打算，《华尔街日报》5月10日说：“经过调查可以看得出，美国当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着阵地并猛烈地进行空袭。”
坚持原则，不受挑衅，准备敌人破裂
面对上述形势，毛泽东指示志愿军继续加强工事，应付对方可能的进攻，并要第一线部队各选一定数量的目标以“攻必克，克必歼”为准进行战术反击。果然敌人于10月14日发起了“金化攻势”。五圣山附近我有两个重要阵地；597.9高地和573.7高地，威胁着敌人的金化防线。他们出动6万多人的兵力和18个炮兵营，176辆坦克，并出动3,000架次的飞机对我阵地攻击，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昼夜的顽强抗击，敌人虽然倾泻炮弹190万发，我们的阵地仍岿然不动，并歼敌2万余人。另外我第一线部队对所选好的目标（第一批18个、第二批23个、第三批14个）除4个没有拿下之外，均达到了“攻必克、克必歼”的要求，共计歼敌2.7万余人。
时至今日，有人埋怨当年没有接受对方7月11日的方案，接下来又没有接受11月17日的印度方案是失去了停战的时机。我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是既不熟悉前面所说的美国当局的决心，也不了解当时的谈判实际。那么，这两次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在谈判僵持的局面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们一直在研究有什么办法既坚持原则又可能解决问题，同时注意会场上的一举一动。1952年7月1日对方在谈判战俘问题的小组会上说：解决战俘遣返的方案“必须是一个在合理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们很久没有听见过这样似乎要讲点理的话了，以为可能是一种想转弯的表示。于是7月3日、6日经过试探，我方提出一个可能打破僵局的方案：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即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其家不在收容方地区的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一方地区的则允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这个方案是根据已达成的军事分界线同三八线有所变动的新情况提出的。可是对方对于中朝方面既坚持原则又为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而提出的如此合情合理的方案竟予拒绝。不仅如此，他们于7月11日那天，一方面出动246架次的飞机对平壤黄州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另方面在会场上，向我方提出一个8.3万的遣俘数字，企图扣留20%的人民军被俘人员，68%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以此来向我施加压力并恶毒地挑拨中朝关系，并说什么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说，经过两天考虑后认为，在敌人目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接受其挑衅性方案，对我极为不利，“如敌破裂应与之战斗下去”，得到了金日成的同意。
另一个是在此以后的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政委会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委员会由四个中立国组成，并由四国推一公断人，遇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日后如仍未回家和未做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这个方案是印度费了一番苦心拟出来的，问题是它从根本上仍然保持着“自愿遣返”的原则。如果去掉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可是24日艾奇逊在联大发言提出，“印度方案如能做出重要的修正美拟予衷心支持”。26日，经过印度对方案的修改，27日美国发言人表示，该案符合美国的遣返战俘原则并支持这个提案。12月2日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这个方案，理所当然遭到了中朝方面的拒绝。
一动不如一静
美国人民是希望停战的。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这项符合美国人民愿望的诺言在他击败对手的竞选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选后他到朝鲜战场进行了考察，他发现：杜鲁门的这项遗产确实难办。再进攻吧，面对我方的坑道工事，“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如果硬碰，“除了惨重伤亡之外，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更大的问题是这样势必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既有爆发大战的危险，又将在美国与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拖吧，也是“不能容忍的”，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伤亡”，再拖下去，“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争取“体面”的停战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已被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53年2月2日在发表国情咨文中，他有意放出一个“放蒋出笼”的烟幕，并找出兵朝鲜的各国代表讨论如何封锁中国。但是，这项“政策”一露头，立即遭到国内的批评和其盟国的反对。他不得不同英国的丘吉尔和国内的两党首领磋商，寻找结束朝鲜战争的途径。看来美国要想摆脱这种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只有再回到板门店来这一条路了。
毛泽东看准了这种可能，1953年2月7日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与此同时，要研究对外政策的同志研究是否我方主动在板门店提出恢复谈判的建议。经有关同志讨论，于2月19日提出一个研究报告，结论是：
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看到这个报告不到三天，1953年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彭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这是艾森豪威尔要参联会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头年12月通过的一项倡议向克拉克下达指令所采取的行动。
时机到了，采取步骤达成协议
美方的这一步骤当然是个要恢复谈判的重要信号。朝鲜停战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毛泽东表示过，“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对于这样的转机不可能放过。经过中、朝、苏高层郑重协商，在他们都要停战的情况下，采取了重大步骤：
——1953年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认为应把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3月30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一致主张，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声明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三天后，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因为美方蛮横无理地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与他妥协，当他虚张声势吓唬人时必须坚决地顶回去。现在有可能解决问题了，我们坚持全部遣返原则，但在时间上让了一步，分两个步骤来实现战俘遣返。
——3月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提出的新建议。
僵局打开了，谈判恢复了。
1953年4月11日谈判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
4月26日中断6个月零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并于6月8日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只等技术工作做好后签字了。艾森豪威尔摆脱这场战争的决心同李承晚反对恢复谈判、要求美军占领整个半岛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了。美国对李承晚软硬兼施，李承晚在美军某些将领支持下却连连硬顶，从谈判桌上撤回自己的代表，直到6月18日以“就地释放”的名义，强迫扣留2.7万名战俘。这事件轰动了世界，已经从北京到达平壤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推迟签字，再歼李军1.5万余人。毛泽东指示：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李承晚军万余极为必要。据此中朝军队从6月25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以金城地区为主要目标在宽达200公里的正面上开始作战行动，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共歼敌7万。至此军事分界线达成修改后的新协议，军分线共向前推了332.6平方公里。
在美方软硬兼施和我方军事打击之下，李承晚终于7月12日向美方保证不再阻挠停战协议的实施。美方也明确向我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大厅签订了。
对于这次我们开始只打算十天半个月结束的谈判，竟至进行了2年零19天才签订停战协定。为什么如此艰难？彭德怀在1953年9月12日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在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妥协瓜分殖民地谋求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年轻的新兴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因此它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毛泽东在同一次会议上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此文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