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前言：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开始布局台湾。1945年9月，中共派遣蔡孝乾（原台共党员）返台成立组织。1946年8月，蔡孝乾返台，于台北市林梁材家中与原台湾共产党党员集会，在会中蔡孝乾说出中共指示要在台湾成立党的组织，于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省工委）就此成立。台湾省工委成立后，即陆续在新竹、台南、嘉义、高雄等地成立工委与支部。
蔡孝乾(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1922年毕业于日办彰化公学，1924年至1925年就读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受瞿秋白、任弼时等影响，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与组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秘密潜至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
1932年4月林彪率红东路军进占漳州，蔡孝乾经地下党李文堂引荐去江西苏区，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进入红军政治部，使用化名“蔡乾”开展工作；6月中旬，在汀州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并与老师任弼时重逢。当月蔡孝乾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此后又结识了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及胡耀邦，并在一起工作。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过教，主编过《红色战士报》。期间，他接触过不少中共领导，如罗荣桓、周恩来、项英、毛泽民、毛泽东、刘伯承等。
蔡孝乾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台湾人。这项资历，通常是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项基本条件。长征途中，他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为其担任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打下了基础。
蔡孝乾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进行了万里长征，到达陕北。蔡孝乾台湾人的身份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注意。抗战期间，蔡到八路军总部工作，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由于精通日语，蔡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一次，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在山西八路军总部认识了蔡孝乾，蔡还曾给过她一份八路军政治部致日军官兵的宣言，后来史沫特莱还同蔡等人同住在黄土崖的一个山洞里。史沫特莱发现蔡对抓来的汉奸翻译颇为鄙视，言词态度大义凛然。
1941年10月蔡出席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2月当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共七大。1949年9月30日，蔡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共108名），新中国成立后，蔡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蔡孝乾 赵品三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后，蔡孝乾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与“八办”上校秘书赵品三合影，手里拿着的是缴获的日军防毒面具。赵品三：1925年入党，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红军军服的设计者。
一、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3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以及预定去台的张志忠等人。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书记，1946年4月，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先行搭船前往台湾。7月，蔡孝乾乘船抵达台湾，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蔡任书记，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蔡孝乾化名“老郑”，陈化名“老钱”，洪化名“老刘”，张化名“老吴”，加上华东局派遣来台的福建人林英杰，成为中共在台的“五巨头”。
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有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下辖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至1947年“二二八事变”前夕，台湾省工委发展到70多人。
1948年5月，全台湾正式党员有285人，此时，台湾地下党仍然处于完全秘密状态，发展并不快，但目标不大，受破坏的可能性也较小。 同年5月，蔡赴香港参加了中共华东局主持的“台湾工作会议”，返台后加蔡大了台湾地下党的建设力度。至1949年4月，台湾地下党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据称可“掌握”民众达5万人。
1949年4月6日“四六学潮”中，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充分展现，这时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并设定1950年4月作为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时间。其实，考虑到当时岛内和大陆的局势，如无变数，台湾省工委的建议也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攻台建议书》言外之意，如不考虑季节风势，则随时可以攻台。
从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宣布全省戒严，进入台湾人员必须持有“入台证”。起初，有百多万人的国民党残军和家属陆续退入台湾，岛内一片混乱，尚有机可乘。到了下半年，台湾岛内开始加强了治安，局面渐趋稳定。无“入台证”进入台湾岛就几无可能了。
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戒严一号令
二、“光明报事件”
1949年初到10月，台湾地下党活动频繁。特别是“光明报事件”，引起了台湾警方和蒋介石的注意。
1949年3月26日，台师大和台大学生因交规问题遭警察殴打，群情激愤的学生包围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提出要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处分打人的警察并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次日，两校大学生在台工委组织下，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并包围台北市警察总局，高呼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引发蒋介石政府的注意。3月29日，校园举办营火晚会，高唱歌曲，消息传到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耳中，陈诚断定此事决非偶然，一定有中共地下党在幕后策划，遂决定镇压学生运动，4月6日军警包围了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引发学生反抗，100多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入狱，其中7名学生被枪决。这就是“四六学潮”。
“四六学潮”鼓动的反蒋浪潮，让台湾地下党有些得意。学潮事件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该报是基隆工委的所属刊物），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
1949年4月27日光明报号外
得知此事，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尤其是彭孟缉被骂得最凶，他稍早之前曾当面报告蒋介石，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当时，南京、上海已丢去，东南半壁也行将落入共军之手，蒋介石满脸怒容，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到底是哪里来的。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警察局抓到持有《光明报》的四个台大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1949年8月14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在讯问过程中，钟浩东显得很顽强，但是，一条重要线索，把《光明报》串连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高干。当时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见“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戴传李作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如今可以合理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极有可能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层负责干部。
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四十四个地下党，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枪决。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这时，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着。讯问过程中，特务告诉李汾，地下党基隆工委已经瓦解，台湾地下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李汾说:“或许在你们破坏台湾地下党之前，台湾就已经解放了！”特务使出威吓手段:“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可能活不过下个月！”
谷正文（郭同震）
负责全案的保密局上校侦防组长谷正文（原名郭同震，中共叛徒），做特务很有一手，他认为李汾心理上已经屈服，所以，他释放了李汾，意在放长线。过了一个多月，1949年10月中旬，李汾突然回到保密局高雄站，“自首”意图明显。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于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老钱”）、委员朱子慧在同一天被捕。保密局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讯问到最后阶段，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
1950年1月29日，“老郑”在住处被抓，当时，抓他的谷正文并不知“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蔡在陪同“保密局”情治人员追捕其他“匪徒”时脱逃。1950年4月25日中共台湾省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简吉在台北被捕，蔡孝乾随后在嘉义竹琦再次被抓。
令人费解的是，前后几个月时间，连续多名台湾地下党高层领导被捕，似乎并未引起地下党的注意。1949年12月底，台工委还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并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他们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和我军里应外合，台岛就能回到人民手中。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郑”出事了。1950年1月29日，几个月没有去落脚处的“老郑”突然出现在台北住处。
三、蔡孝乾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获后“逃走”，4月蔡再次被捕叛变，供出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情况和全部领导成员，导致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遭受灭顶之灾，四百多名干部被捕，大部分被处决。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4名领导人均被逮捕，1950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了蔡孝乾、陈泽明、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称愿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自首”。这份声明对于台湾的地下党员确是一个致命打击，很多人感到震惊迷茫，且真假难辨。
同时，随国民党进入台湾继续潜伏的许多地下党暴露和牺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石案”，即指：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捕一案。
蔡孝乾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蔡和另外叛变的陈泽民、洪幼樵等人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
关于“吴石案”的原因，一般均认为与蔡孝乾叛变、朱枫被捕（朱湛之）有关。1949年11月25日，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从香港乘船，27日抵达台湾基隆，在赴台期间，与蔡孝乾接上头，随后与吴石联系并秘密会晤多次。根据陈泽民口供，国民党保密局在1950年1月29日逮捕蔡孝乾后，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国防情报给中共,交待了朱枫（又称陈太太）的联系电话。在敌特威逼下蔡孝乾打通了朱枫的联系电话，电话那头称“陈太太”两天前乘空军的飞机到定海了（有说是乘船）。
此前，蔡孝乾得知“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随即隐蔽起来，并在1月22日留密信给“陈太太”，要其火速撤离，越快越好。朱枫特地去吴公馆将此事告之了吴石（大舅），并说“她和“大舅”、分店老板“老郑”都是单线联系，绝对安全”，且“老郑绝对可靠，即便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但从实际情况看，朱枫一人和两人有横向联系，应该不是单线联系了。
由于中共情报人员联络方法出现横向交叉的漏洞，国民党保密局寻迹追踪，终于发现蔡孝乾、朱枫、吴石之间的相互联系。1950年2月18日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定海抓回台湾。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
另外，笔者近来研究发现，事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1962年，原国民党第121军中将军长、蒋介石亲信李以劻曾撰“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一文，文中李以劻明确写道：“吴石有通共嫌疑，为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告发”。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6月蒋介石召开“福州军事会议”之前，当时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调勋任保密局福建站站长。
“福州军事会议”召开时间是1949年6月21日上午9时30分到下午2时30分，地点在福州市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参加的人员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褔建省主席朱绍良、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及独立第50师师长李以劻等副师长以上80余人。
李以劻：又名力国，广东电白人。蒋介石总统府参军兼华东战地视察官，国防部高参兼粤桂南区总指挥部参谋长。1948年初蒋介石特派李以劻由南京到福州任独立第50师师长（全美械师）、第5军副军长、第121军中将军长，1949年8月在福州战役中投诚，但不久便进了俘虏营，在功德林改造10年后于1960年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1980年，李以劻投诚的事实被查证，上级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给他换了一张投诚将领的证明书。之后，李以劻先后担任第6届、第7届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李以劻
在“福州军事会议”会后 ，蒋介石召集将领个别谈话，召见的有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李以劻等9人，但没有吴石。李以劻是最后召见的，谈话时间最长。蒋介石向李以劻核实有关福建朱绍良、吴石的内部情报，特别问李：“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以谈谈他的情况。”李以劻回答：“在陆大时，吴调柳州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 1947年在国防部工作见过几次面，1949年5月底吴来福州，邀请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时说过，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从战略战术诸方面来说，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等等。”蒋随即记下。
王调勋：中共叛徒、国民党保密局福建站站长。王调勋是保密局元老、上海警察局长、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毛森的老部下。1949年8月12日下午 ，人民解放军福州战役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毛森由厦门乘飞机前往福州，住在塔巷38号王调勋家中。第二天早上，王调勋以欢迎毛森的名义．通知在福州的特务骨干到他家开会。毛森当日签发委任令，王调勋被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北纵队司令。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林蔚（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代参谋总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二级上将）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接电后，吴石与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吴仲禧（国防部中将部员）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吴石对于自己是否暴露，并不清楚，但可能已有预感。8月16日吴乘飞机去台，8月17日福州解放。
在1949年10月初，吴石曾到香港与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负责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委驻香港负责人万景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接头，商定了今后的联络方法。
据载，此前吴石、蔡孝乾与中共香港站的联系是两条单线，即由聂曦与吴石联系，刘青石（刘英昌，台湾八堵人，中共台湾地下党交通员，1954年被捕，后脱逃返回大陆）与蔡孝乾联系，双方无交叉。但后来却成了朱枫和蔡孝乾、吴石直接联系，形成了两条横向关系，这种安排风险极大，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调吴石去台的手谕和急电绝非偶然，不去台就坐实了吴的“中共卧底”身份，去台则合蒋意。问题在于后者，对于吴石原任的国防部史政局长（原称史料局长），国防部参谋次长比国防部次长更有实权，是一要职，可以接触大量的一手军事情报，并可直接参与军队的调动和部署。蒋介石明知吴石有共党嫌疑，为什么这么做？其目的令人生疑。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台湾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名判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死刑。
后记：
1950年6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追认朱枫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家属光荣证明书》。
1952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了000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9月陈宝仓骨灰葬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1973年10月，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经国家和河南省政府批准，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聂曦作为同案人员被一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0年6月10日“吴石案”牺牲之中共四烈士临刑前
前左一至左三：吴石、朱枫、陈宝仓，右一聂曦。
2013年，北京西山建起了“无名英雄广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的汉白玉雕像矗立其中，广场墙上还刻有846位烈士的名字。广场上的铭文写着：“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
2013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修建“无名英雄广场”铭文
2025年10月6日（中秋节）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