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消息传出后，《太平洋邮报》的老板、百万富翁马歇尔·菲尔德以及主编拉尔夫·英格蒙找到海明威，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一趟，考察一下蒋介石政府对日作战的情况，判断一下这场战争是否会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海明威愉快地答应了。美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找到海明威，请他担任美国政府特派员，调查国共关系并写出一份真实的调查报告。
1941年3月25日，海明威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在香港警察局长摩里斯·科恩的安排下，乘一架小飞机来到粤北南雄，然后转乘汽车到达韶关。在简单考察了广东前线战况后，于5月初到达重庆。半个月后，蒋介石以私宴的形式会见了海明威，那天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和海明威夫妇四个人。宋美龄担任翻译。玛莎后来回忆说：“蒋是个瘦个子，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套灰军装，全身无可挑剔。”但玛莎又觉得：“看上去像一具木乃伊。”
在宴会上，蒋介石询问海明威夫妇对广东前线的观感后，又问了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文章有什么想法。海明威说自己没有读过这些文章，表示无从谈起。这让蒋介石的脸色轻松多了，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批判起共产党来。海明威绅士风度十足地微笑着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玛莎这样评价这次午宴：“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做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类似的谈话在以后与国民党要人的会见中也出现过，海明威渴望见一见共产党人，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说，但他为没有机会和渠道而感到苦恼。
5月的重庆已经热了起来。一天，玛莎闲来无事，一个人跑出去逛街。玛莎正东张西望地走着，突然一位高高大大、金发碧眼的西方妇女走近她，低声介绍了自己叫“王安娜”（周助手王炳南同志的德国妻子）后，迅速问她是否有兴趣见一见“周恩来”，玛莎茫然地看着这位穿着中国旗袍、戴着男式毡帽的神秘女人。
玛莎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少，“周恩来”的名字对她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她和海明威一直想见的人。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声对王安娜说，得回去和海明威商量一下。王安娜点点头，说在那儿等待她的回音。玛莎飞速赶回住所，告诉了海明威发生在大街上的一切，海明威一听兴奋极了，他正想见一见中共在重庆的最高代表而苦于没有机会呢！海明威要玛莎赶快回去告诉王安娜，说他非常愿意与周恩来尽早相见。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又来到大街上，一副闲逛的样子，直到他俩确定后面没人跟踪时，才来到约定地点，和王安娜会合。在王安娜的带领下，穿过迷宫一样的小街小巷，最后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与周恩来相见。这是一间刚刚刷过石灰水的房间，摆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
周恩来就坐在桌子后面。穿着一件开领短袖白衬衫，黑裤子和凉鞋，一副收入菲薄的职员装束。相较于蒋介石的笔挺，周恩来的装束反给海明威夫妇一种更容易接近的亲切之感。他们之间是用法语交谈的，王安娜担任翻译。
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可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能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遗憾的是，玛莎后来撰文回忆这一段史实时，连周恩来说过的话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我很想把周的话传给后人，可是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但她记得当时她和海明威的共同感受。“我们认为周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
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经昆明、仰光回到美国。
在将经过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玛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气度轩昂地去了，对那些坐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那伙人不是东西，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有一些像他一样的同志。”
海明威在致摩根的信中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