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化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快40年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点滴往事，一种无限缅怀他老人家的心情便叩击着我的心扉，久久难以平静。
刘和刚-父亲 (Live).mp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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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滕代远（左一）陪同下视察黄河铁路桥时，与郑州铁路局桥梁工程师刘鸿钧交谈
一
1968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选上。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我写信告诉了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没过多久，二哥、三哥分别从部队请假回来，专门为我送行。四哥因部队执行任务不能请假，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1968年8月，滕代远夫妇及全家欢送小儿子滕久昕（右一）去内蒙古插队。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打仗时缴获的一条日本军毯让我带上，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案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生活了16年的北京，告别了学校、老师，告别了亲人，我与北京各个学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边疆的同学，同乘一列火车准备出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滕代远和林一
记得那天天气很热，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彼此只能在进站口告别，只有持车票的同学才可以进站。曾担任铁道部部长、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和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我们也选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议。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父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远的边疆，父亲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压抑的哭声，连火车开动的铃声都听不到了……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二
1970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部队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参军不久，一次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父母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服从战备需要已疏散到广东去了。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便跑来与我叙旧，还在一块儿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我也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钱，当时我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我在信中无意间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他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写信批评我说：“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接到信后，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了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处。父亲还寄来60元钱让我把公家的钱还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雷锋日记》，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在广东的父母。他们看后都很高兴，记得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0年4月25日，滕代远和久昕在广东从化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天星期六，部队集中进行学习，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部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装，急忙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忙说：“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
坐在车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已经69岁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他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愿，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三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十大新闻照片一套，其中有毛主席主持大会的照片，还有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父亲请工作人员买来三个镜框，他把我叫到身边，要我帮助他把照片装入镜框，挂上墙。父亲戴上眼镜仔细对比，亲自挑选两张毛主席的照片。我站在椅子上，举起镜框向墙上挂，父亲站在后面指挥。在一片愉快的气氛中，两幅毛主席的照片被挂在了办公室墙上。
1959年10月，共和国华诞十周年，五十五岁的滕代远，照于北京住宅楼阳台上
我回头一看，发现桌子上还剩下一个镜框，就伸手从其余的照片中挑出一张有毛主席、周总理，以及王洪文在大会主席台上的照片。我问：“这张不是也挺好吗?”父亲摇摇头说：“不行!要挂就挂毛主席的，太多了不好。”我又出主意：“要不把这张放到会客室茶几的玻璃板下面?”父亲还是表示反对，他不理解地说：“王洪文入党才几天，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赶紧收拾起桌子上剩余的照片。
四
对于我犯的错误，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还真让我紧张半天。
记得是在1973年9月，中共十大刚刚结束，父亲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考核课目比较多，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按照规定，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军纪。万般无奈之下，我向卜站稳秘书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知道我的难处，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汽车停在了大门外面。
这是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专车，不承想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久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他还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马上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我回答“是”，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不仅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探亲回家，从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五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它们会带我回到幸福的从前。我在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六
1974年11月中旬，父亲患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始终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唯独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我们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铁道施工的繁重任务，我平时也很少回家看他。
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坐在沙发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在慢慢地摇动。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说话吐字不清晰，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就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事，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就马上过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后，自然十分高兴。
11月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换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泪水挡住了。
12月1日9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忙。
就在两天前，1974年11月29日，父亲的战友彭德怀元帅也在北京三0一医院去世。平江起义的两位著名领导人几乎是同时离世，这不禁让我们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