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2020年抗战胜利75周年，我整理了少年时听父亲江涛讲过的故事，归纳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留下的抗战史料。尽管这些只是父辈抗战的冰山一角，也足以令我无比崇敬。
一、寻求革命路参加八路军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在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受教师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他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学业，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走进革命队伍。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他在党领导的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组织审查后，他先后被选送到延安抗大第4期3大队和军委二局谍报参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作为八路军派往华北地区的情报干部来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父亲的戎马一生中，除了解放战争期间带兵打仗外，一直从事我军的侦察与情报工作。他任侦察参谋时，对负责管内的地形、地貌、山脉、河流、村镇了解得非常清楚，每当首长问时对答如流，被称为“活地图”。他对战友说：“我跟着陈大麻子（指陈再道）当情报参谋时，他行军途中骑在马上，用马鞭一指，问‘前面走到什么地方？’我得一口答上来。如果你答不上来，他会骂得很难听。所以部队行军一停下来，别人都休息了，我就站在墙边背军用地图。”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较快，1939年任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1940年任129师司令部侦察参谋，1942年任129师新1旅司令部侦察股长，1943年任太行第4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1945年先后任太行第4军分区司令部情报处主任、太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1946年任太行第4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
二、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
父亲在太行山战斗的日日夜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太行4分区潞城情报站设在站长李庚鑫的家里，他的老母亲把父亲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他们开会时，老人家在外面放哨；他们执行任务回来，老人家就端上热腾腾的小米饭；他们晚上就睡在老人家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遇到敌人突袭，他们就从西厢房的暗道安全转移……还有两位太行老区的群众令父亲刻骨铭心。
一位群众是父亲1939年遇到的。父亲一生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但作为军事干部脾气较大。一次执行驮运粮食任务通过赞皇县要塞时，父亲动手打了一位他认为消极的群众，因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父亲为此很难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加强了对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学习。他按照组织的要求“不能因为受了处分而情绪消沉，相反应该更加积极工作”，注重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在第二年的百团大战中，父亲因“和群众及地方干部关系好，工作积极，刻苦耐劳，完成任务好”受到了一等奖励。
另一位群众对父亲有舍命相救之恩。那是一次父亲和战友们执行侦察任务时与日军遭遇的紧要关头，这位群众为掩护父亲他们不幸牺牲了！没有这位抗日群众，父亲他们就难以脱离危险，无法顺利地完成侦察任务。
三、健全完善情报工作
1941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成立情报组织，八路军前方总部在驻地山西省辽县武军寺村成立前总情报处，负责搜集战略情报，处长先后为左权、滕代远。随后八路军建立了五级情报组织：总部情报处——师情报处——军区情报处——军分区情报处——情报站。情报处通常下设3个科：派遣科、侦察科、整理科。
父亲先后担任了太行4分区情报处第二任主任、太行军区情报处第三任处长。太行4分区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在长治、潞城、黎城、平顺、壶关等地建立和发展情报网，向敌战区和伪军中派遣情报人员，侦查、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同时负责联络驻太南国民党第27军等部。
父亲和战友们健全组织结构，充分施展才能，大胆开展工作。他们依靠当地群众，建立起严密的情报联网组织。群众帮助他们在驻长治日军第36师团周围地区的公路旁组建了“观察哨网”和情报站，日军一有行动，群众白天在山头放倒消息树，夜里点起一堆火，父亲他们就直接向军分区通报。他们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给伪军、伪警建立了黑红本子，通过他们的家属警告他们，要他们改邪归正，如果做坏事就画黑道，做好事就画红道，如果做三件坏事就处决示众。开始伪军、伪警并不在意，我方设法抓住罪大恶极者杀一儆百，他们就收敛多了，不敢得罪抗日群众和八路军。
1942年底，我军情报工作得以完善，做到了消息灵通、耳聪目明、有效地应对日军的突然袭击。1943年春，日军出动5万人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由于太行军区掌握敌情准确及时，牵制敌人方法得当，转移迅速，有效地避免了损失。
四、准确情报奇袭敌机场
1940年至1941年，彭德怀副司令指挥八路军对华北地区日伪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在这期间，父亲参加的战斗有破击邯长路战斗、奇袭壶关小河西战斗和突袭潞城微子镇战斗等。
随之，日军对我报复性扫荡。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重点目标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师部。前总命令新1旅采取有效行动，破坏敌人的扫荡。时任新1旅侦察股长的父亲参加了黄新友副旅长召集的紧急会议，决定奇袭日军长治景家庄飞机场，有效地打击日军空中力量，迫使“扫荡”日军回撤。父亲在会上汇报了我潜伏在该飞机场的特工搞得的情报：日军在长治景家庄机场的布局和防御情况。黄新友布置了作战计划，命令我父亲联系潜伏的特工，进一步了解机场的最新布防，在战斗中做好内应。
5月30日，父亲和太行4分区情报处长李新农在潞城情报站听取了派遣特工对日军机场的详细汇报，并及时上报黄新友。5月31日夜，奇袭日军景家庄机场的战斗打响了，新1旅烧毁了日军轰炸机3架、汽车15辆、汽油库1座，火光照亮了半个长治城。同时，我特工故意将行动泄露给长治的日军，迫使日军急速调“扫荡”部队返回保卫飞机场。但当日军赶到时，新1旅已经结束战斗，撤到平顺的大山里。这次战斗有效地缓解了日军对八路军前总的军事压力。
五、组织完成“抓舌头”任务
1945年1月，美军派观察团到太行山实地考察抗日根据地。太行军区命令各军分区情报处抓一批日军“舌头”，让“舌头”戳穿国民党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太行4分区辖区内的日军、伪军、汉奸势力较大，仅长治、邯郸线上每隔十公里就有一个日军中队驻扎，要在短期内活捉日军俘虏难度较大。
父亲组织长治、壶关、潞城三个情报站的负责人研究认为：长治站和壶关站离日军据点太近，即便抓住了“舌头”也无法带走，这个任务交给了潞城情报站站长李庚鑫完成，安排军分区侦察队负责接应。智勇双全的李庚鑫不负众望，利用叫狗孩的“内线”牵线，将日军古渡一郎骗出据点后成功抓获，圆满地完成了“抓舌头”的任务。
六、周密计划智取日军据点
1941年起，日军在长治城东的老顶山主峰构筑了由7个大碉堡组成的据点，碉堡间用两丈多高的石墙相连，挑选了武器精良、装备充足的日军老兵把守。老顶山据点对太行4军分区威胁极大，日军吹嘘说：“八路军上来一个旅，只能在这里被统统打死。”
1945年2月，石志本司令员把拔掉日军老顶山据点的任务交给时任情报处主任的我父亲。父亲带领相关人员组成指挥组，在老顶山周围反复侦察，研究了多套作战方案认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20日，父亲约来老顶山下东禅村的维持会长、我军内线王文焕，研究详细的作战方案：元宵节这天由我侦察员化装进入据点，待日军吃大餐时，里应外合端掉据点。21日，父亲派王文焕带侦察员苟佩芳和刘林假扮民夫，进日军据点劈柴、送水，再次摸清其情况。
元宵节前夜，父亲带领30名突击队员埋伏在老顶山主峰的山凹里，安排平顺、黎城县独立营在交通要道上阻击援敌。上午八点，苟佩芳、刘林、侯金库三位“民夫”挑着装满酒肉、柴草的担子，走进据点做大餐。中午，当日军有说有笑地走出据点、到前院维持会窑洞大吃大喝时，苟佩芳封锁了回据点之处，刘林打开院门，我突击队员冲进来与日军肉搏在一起。日军虽然拼命抵抗，但终因没带武器、寡不敌众、被全部制服。长治城里的日军听到老顶山的枪声出动救援，被我县独立营居高临下地打回去了。父亲和战友们智取老顶山据点，缴获了迫击炮、机枪、步枪等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长治周边的局面从此控制在八路军的手中。
直到日军投降，遵照毛主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父亲指挥过多次如同智取老顶山据点的战斗。其中大部分战斗组织计划周密，采用里应外合的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战果。
七、里应外合解放石圪节
父亲和战友们既派我特工打进敌人内部，又在敌人内部开展策反工作，把敌人的情报员、伪军、伪警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白天为敌人，晚上为八路”的“革命两面派分子”。
日军侵入长治后，占领了著名的石圪节煤矿，在周围建碉堡、筑高墙、架电网、挖壕沟、布地雷、设岗哨，派出30余人的日军和50余人的伪矿警队守卫煤矿。父亲和战友们秘密开展工作，争取过来了部分伪矿警为我军传递情报、做事情。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情报处特工王岩向我父亲汇报：被我方争取过来伪矿警队员不愿再当汉奸了，迫切要求到抗日根据地来。父亲指示王岩转告他们：时机尚未成熟，为了解放石圪节煤矿，为了最后的胜利，暂时还需隐蔽。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驻石圪节煤矿的日军不肯放下武器，一边加强警戒、准备撤退，一边准备炸毁煤矿矿井。上级命令：以黎城独立团为主力，情报处与秘密工会配合，由伪矿警队被我争取的人员做内应，里应外合收复石圪节煤矿。命令下达后，父亲派特工王岩、李庚鑫等化装前往矿警队传达上级指示精神：8月17日由矿警队配合八路军于午夜起义，并对起义细节做好周密的部署。随后，王岩等人及时向我父亲作了详细汇报。
8月18日凌晨，王岩带了一个班来到煤矿南门联络。他们剪断电线后，朝岗楼上拍了三掌，隐蔽在伪矿警队的内应很快打开大门，黎城独立团向日军发起进攻。矿工们将日军准备炸毁煤矿的电机、电线拆卸下来，连同弹药和其它物质一齐装上车拉走。日军妄想炸毁煤矿的阴谋破产了，收复石圪节煤矿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日军，迫使周围一带的日伪军当天逃窜，为八路军即将打响的上党战役扫清了外障。8月20日,《新华日报》头版以《挺进长治 我军收复石圪节重要煤矿》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八、政治攻势解放最后堡垒
八路军冀南纵队1945年9月17日攻克长治市潞城，潞城外的张庄据点便成了敌伪在潞城全境的最后堡垒。据点四周平坦开阔，3个碉堡和3道深水沟构成的设防易守难攻，对外通道仅一吊桥，由一个伪军中队把守，内有解放潞城时的漏网分子。
18日，我冀南纵队11团吕琛团长指挥强攻未破，多次喊话，敌人拒不投降。19日上午，父亲与吕琛团长商议展开政治攻势的破敌方案。下午，父亲派李庚鑫带来被解放的伪军和伪军家人，潜入距离据点约50余步的破旧房子，对敌人据点喊话。被解放的伪军和伪军家人用现身说法打动伪军，李庚鑫和11团参谋长向伪军讲明时局和我军的政策，指明“投诚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吕琛团长组织部队挖地道，随时准备实施爆破进攻。在我政治和军事攻势下，伪军最终放下吊桥，表示投诚。9月19日张庄的和平解放，使潞城地区全境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扎实的情报工作经验和指挥才能的军事领导干部，于1955年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