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蒨
今天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刘忠中将逝世19周年的日子，19年前的那个清晨，悲痛覆盖着全家人，我们急急赶往301医院的南楼……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9年，母亲也离开我们39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们身边，好像他们并没有走远，还是和墙上的照片一样，静静地微笑着看着我们。
1937年7月15日，母亲和时任抗大第四大队队长的父亲在延安喜结连理。战友们凑了27元边币，买了3桌山药蛋、苞谷粉，领导林彪、罗瑞卿、胡耀邦、莫文骅、张琴秋等都来参加和祝贺。
战争年代失去的哥哥姐姐们
在撰写父亲故居的展览期间，一次我见到刘亚楼将军的女儿刘煜鸿，她说记得在福建省龙岩市的“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里有我爸爸早年捐赠的一本“抗日军政大学笔记本”，她建议我去要一个复印件。她说：“里面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刘煜鸿的建议我立马采纳，第二天就向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要我父亲抗大笔记本的复印件，一周后，我收到了。
果然，这本不大的黄黄的笔记本里有父亲在抗大时听毛主席授课时的笔记，有听康生传达中央文件的记录，还有他听课时绘制的5次反“围剿”的战役示意图等等，密密麻麻的小字异常工整。早就听说爸爸学习起来刻苦努力，记忆力超群，小时候仅仅上过三年的私塾次次考试拿第一。后来参加革命后，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大学习，还是解放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战役系学习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也许是刘伯承元帅坚持选他创建我军最高学府的原因之一。直到他90岁时，思维依旧清晰。
父亲笔记本的首页上自右向左竖式写下的几行字让我尤为好奇。由于字迹已不那么清晰，加上自己眼睛有些老花，我拿来放大镜仔细观看。那是父亲写下的在战争年代去世的我的哥哥姐姐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正安生于一九三八年（戊寅年）五月八日，没于四一年十月二十八……在砖壁野战医院;兴安是三九年八月(庚子日)，青漳生于四二年(辛巳年)一月十五日，是第三个孩子，青安生于四四年(甲申年)三月十七日……”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很少听到父母谈论关于战争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们的事。我只知道爸爸妈妈共生育了11个孩子，在战争年代先后失去了5个。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不说是因为会太难过，其实父母亲从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失去的孩子们。在家里的老相册里，父亲在几张发黄的老照片的正面，清晰地标注了哥哥姐姐们的名字和拍照时间。在南征北战的长途跋涉中，父亲把那些照片带在身边，一直保存着，可见父母亲对他们的爱很深很深……
我记得父亲讲过我的大哥刘正安非常聪明，2岁时他就说打仗不能跟着妈妈，太危险，跟着爸爸最安全。当年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就和爸爸说：“老刘啊，你的孩子太聪明了，太聪明的孩子可活不长啊！”爸爸说，还真让邓政委说中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父亲在386旅时的作战参谋胡绵第叔叔的爱人肖琴阿姨告诉我的，是关于我爸爸妈妈第三个孩子，大姐青漳的故事。青漳姐姐是1942年1月生在河北涉县的。她乖巧可爱，386旅很多叔叔都非常喜欢她。1946年春节刚过，5岁的青漳姐姐病的很重，妈妈不顾刚刚生完孩子才3天，在大雪中亲自去寻找医生。爸爸得知青漳姐姐病重后立即骑着马去找马海德大夫，等到了马海德大夫的驻地，爸爸刚下马，那匹马累的当场倒地就再没站起来。但当时战争年代缺医少药，青漳姐姐还是离开了爱她的爸爸妈妈和叔叔们。
一个人可能遭受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父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母亲了。这些尘封的往事，每每回忆都会撕开父母血淋淋的伤疤，这种痛苦很强烈、很可怕，它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撕肝裂肺，让人痛不欲生。但是这种打击就像流血的伤口一样，伤口再大也可以愈合。然而，却会激起我们无计其数的痛苦的思念，无可救药的精神上的伤痛。这就是父母亲很少提起战争年代去世的哥哥姐姐们的缘故吧。
救养子舍亲生
尽管如此，爸爸妈妈仍旧帮助自己的战友和部下照顾孩子。当年，抗大抗三团供给处会计甄子明、李金雪夫妇奉命随部队去华中，可李金雪刚生下个孩子，夫妇正在为难之际，妈妈主动上门找他们商量，以革命为重，把孩子留下，寄养在一姓李的地主家中。此后妈妈总在百忙中抽空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叫甄怀志。解放战争时期，爸爸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时，一次开会路过黎城，遵妈妈交代，特地去看望了他。当时，李姓地主已被群众打死，怀志放在地主女儿家中。爸爸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他。见孩子满身褥疮，瘦的皮包骨头，爸爸当即请求当地人民政府转办手续，付给孩子的养母一百五十万元（时币），又把孩子带回我妈妈的身边。爸爸妈妈一面用公家保育费抚养怀志，一面节衣缩食将自家的津贴为他买衣添食。3年后，又用刘忠儿子的名义送怀志读书。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时，甄子明专门前来看望怀志并领回了孩子。全国解放后，怀志分配在西安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无限感激我爸爸妈妈的救命之恩，视为亲生父母，甄子明、李金雪夫妇也终生感怀我父母的救子之情。
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还有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孩子失去父母成为烈士子弟，革命父母也痛失亲子。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主席也失去了七个子女。这样的事例在战争年代不胜枚举。我的母亲战争年代生了这么多的孩子，又一个接一个的失去，吃了很多苦。
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都是把头栓在裤腰带上。为了崇高的信仰,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孩子。难道共产党人的心就是铁打的？就没有七情六欲？当然不是！但是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在炮火连天辗转征战的岁月。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让革命前辈们去顾虑许多。
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加上千千万万个先烈的牺牲终于换来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我的父母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着我党我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长大后，他们要求我们不以将军后代自居，不搞歪门邪道，要堂堂正正做人，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教育我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生不能做坏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好。”
父母亲对我们这几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有他们独特的教育方式，通过笔写（写回忆录）、言传（讲革命故事）、身教（以身作则）是他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三部曲”。他要求我们生活上不准特殊,学习上要刻苦认真.只要有机会，父亲总是带上儿孙回老家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还亲自为儿孙们讲解才溪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在才溪乡著名的“光荣亭”“列宁堂”前合影。
我现在的大姐刘永生实际上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虽然她前面的四个哥哥姐姐牺牲在战争年代，但爸爸妈妈对她仍然要求很严，让她事事处处要给后面的弟弟妹妹做榜样。大姐当然也不负众望，在高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业也颇为优秀，在那个年代不仅获得了金质奖章，还被保送上了她理想的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来我大姐也和我的妈妈一样，成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还有一年被选为全国的优秀企业家。我的哥哥刘纪柱在那个年代也在中学获得了银质奖章。我自己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309医院当医生，1990年靠自己的努力考上美国纽约大学（NYU）,攻读生物遗传博士。
我们应真心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数先烈，他们前赴后继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同时缅怀和感恩我们的革命父母对我们这一代的养育之恩。继承他们的遗志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2021年8月7日于北京红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