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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周年了。李德生同志一生爱党、爱国、爱军、爱民，共产主义信仰坚定，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未动摇，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
我和李德生同志都出身于大别山区的贫苦农民家庭，我们是河南信阳同乡,他是河南新县人，我是河南光山人，过去是一个县,他比我年长四岁，李德生同志1930年参加红军，我晚他3年参军，都是从十三、四岁开始参加红军闹革命。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以大别山为中心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李德生同志先后转战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之后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三过雪山草地”的长征路。我则跟随红二十八军留在大别山坚持战斗，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
李德生同志在创建和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八庙垭战斗中，左胸被子弹打穿，因伤及神经，从此左手留下残疾。在川陕时中，李德生同志因遭到诬陷，被撤销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并被开除党籍，但他仍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听党话跟党走，毫不动摇，三过雪山草地，并继续坚持战斗。直到10年后，二野六纵党委才决定撤销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期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李德生同志14岁参加红军，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别了，两年后部队转移时，才匆匆与父亲又见了一面，此后父子俩便再未相见。一直到1947年部队回到大别山，李德生回家探望时，才知道父亲被国民党迫害致死已经十几年了。大别山人民坚贞不屈，前赴后继，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在各自的部队转战杀敌、建立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我们先后赴朝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时任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的李德生同志更是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带领志愿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上甘岭战役进入阵地对峙阶段后，我所在的志愿军第24军接防上甘岭地区。我当时任志愿军第24军军炮兵主任，在朝鲜战场，认识了李德生同志。他思维敏捷、行事果敢、语言朴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从朝鲜回国后，李德生同志任12军军长。他长期在基层连队蹲点调研，创造了“郭兴福教学法”，并以此为契机，在毛主席、叶帅、罗总长的组织推动下，在全军掀起了“大比武”的热潮，把我军的训练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为部队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我回国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4年，李德生同志于1957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3年。可以说，我们的革命战斗经历非常相似。但真正与李德生同志了解熟悉，还是从1972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开始。
1971年1月，深受毛主席和周总理器重、信任的李德生同志（时任总政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与处置“九·一三”事件，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我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刚到北京报到还住在招待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志就找我谈话，让我参与组建军事代表团，并任副团长，出访阿尔巴尼亚等国。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时既高兴又有压力。高兴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增加阅历、开阔眼界、出国学习交流；有压力是因为我刚到任就受到李德生司令员的关心，担心自己缺乏外事经验。李德生司令员与我就出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说你是从野战军军长任上提起来的，长期蹲基层、钻山沟，需要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了解国际形势，将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我也不负所望，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
1973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指示，这次会议后，李德生同志调往沈阳军区任司令员。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我因为曾长期在唐山驻军，对唐山有着特殊的感情，熟悉那里的情况，主动请缨，参加抗震救灾。当时，共有十万人民子弟兵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其中就有沈阳军区派出的16军、39军、40军等部队。在此次救灾中，我与李德生同志通电话，及时沟通，他向我通报了救灾部队的开进路线、救灾区域划分和指挥对接等问题，因为沈阳军区的部队经历过“海城地震”，经验丰富、准备充分、行动迅速，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及时赶往灾害现场参加抗灾，援助灾民，这几支部队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知难而进的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得不称赞，李德生同志带出的部队，素质是非常过硬的。
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我和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的李德生同志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看着金光闪闪的“三颗星”，我们都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90年，我和李德生同志都从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是中顾委常委，我是中顾委委员。我们一起参加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会议，并经常到外地考察调研，与李德生同志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
李德生同志离休后，依然十分关心家乡发展。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修建京九铁路。得知方案中没有经过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消息后，我和李德生同志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陈述大别山区交通状况差，人民生活困苦，大别山区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为了扶助老区，建议京九铁路从大别山拐一个弯。此事由我和李德生同志倡议发起，李德生同志第一个在《倡议信》上签了字。我又联系大别山老区在京的几位老同志也在《倡议信》上签了字，其他几位同志分别是：郑维山、尤太忠、高厚良、曹思明、潘焱、陈明义。此后，李德生同志又专门向李鹏总理当面陈述此事，得到李鹏总理的认可，国务院采纳了八位老同志的建议，使京九铁路穿越了大别山革命老区，大大促进了老区的发展。
我和李德生同志还多次参加信阳的“茶叶节”。当时家乡住宿条件差，每次回去参加活动，李德生同志都会把分给自己的好房间让出来给比他年纪大的同志住，自己住普通房间。在家乡，我们还一起看望老红军、红军家属，一起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回忆过去的烽火岁月。
晚年的李德生同志依然不忘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1995年，他和一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发起成立了以“爱国报国，振兴中华”为宗旨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做了大量的爱国报国工作。对于李德生同志这种为党和国家事业“老骥伏枥、孜孜不倦”的思想和行动，我非常敬佩，也非常支持，经常一同参加各种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会议和活动。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6岁。李德生同志的离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老战友、老大哥。
2012年5月8日，当得知将在郑州召开李德生同志逝世1周年纪念座谈会时，我专程到郑州参加了此次活动，以表达对他的无尽思念。
2016年5月，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李德生同志举行了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我以96岁高龄参加了大会。
李德生同志有着朴素、优良的传统，对家属和子女要求严格，培养了优良的家风。长子李和平、次子李南征在李德生同志去世后，逢年过节、重要革命纪念日或在我生病住院期间，经常代表全家慰问看望。2019年在纪念大别山“三大起义”90周年之际，还为我举办了百岁生日祝寿活动，使我很受感动。
今年是李德生同志诞辰105周年，特以此文怀念老领导、老战友、老大哥、老同乡。
在建党百年来临之际，更加无比怀念李德生同志及那些从大别山走出来的，为了建立新中国牺牲和已故的所有老同志们。
李德生同志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他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赢得了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特别是在“文革”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卷入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之中，正如小平同志对李德生同志的评价：“德生同志是一身清。”
今天，我们纪念李德生同志，也是一次重温革命历史，学习革命历史人物的过程，让我们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革命历程，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激发起全国人民更加饱满的奋斗热情，为夺取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2021年5月于北京
来源：祖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