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
摘要：
本文侧重挖掘抗战中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史料。主要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赵城金藏》寻根之旅中的重大发现。及时采访录制了四位知情老人视频，丰富了穆彬烈士事迹，确认并拍摄了反扫荡坚壁清野的藏经洞娘娘庙，探觅到《金藏》转移中遇阻的白素村涧河，寻找到原太岳二军分区驻地热留关帝庙及日寇报复的“东山岭惨案”遗址，重访了广胜寺飞虹塔、石门峪体验抢经的过程，溯源探访了解州天宁寺、太阴寺、青莲寺等。
在国图参加口述《赵城金藏》抢运史的录制过程中，我向张志清副馆长提了个建议。寥若晨星的知情老人已风烛残年，二地委亢驿村驻地等诸多遗址已拆迁，或即将拆迁，时不我待，希望启动这段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拍摄。此建议得到了领导大力支持，于是有了2017年7月6日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媒体发布会。摄录由葛芸生团队执导，临汾市文化局协助，李际宁与我分任此行的学术、历史顾问。
在媒体发布会上，葛芸生作为编导坦陈了歉意，因他在2000年阳光卫视制作《国宝背后的故事》《赵城金藏》节目时，受到制作周期的限定，在呈现这部国宝级珍藏所蕴含的厚重价值上，留下了一些缺憾与不实之处。希望借此“重走”之机予以修正弥补。
此番行程属三线并进，即：中共党史与金代佛经的今古穿越，历史珍藏与现代价值的交相辉映，鉴赏典籍与田野考察的生动互补，实现了葛导夙愿收获极大。
2017年7月10日至25日，我有幸参加了国图组织的《赵城金藏》寻根之旅,历经太原、晋中、临汾、运城、长治等地县，行程约2千公里。收获很大，其主要内容于2017年8月11日国图召开的调查报告会上，我已作了汇报发言，今择要如下：
一、拍摄实况录像，留存烈士事迹的活档案
参与拍摄回忆录像的四位老人都近百岁，是活档案，所以及时摄录了直观视频资料。遗憾的是，熟悉穆彬烈士的赵力之已故去，其夫人王亚珍也刚刚去世，未及拍摄。
赵力之（接穆彬任介休抗日政府铁北办事处主任，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生前回忆：1938年史健任介休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很有魄力，在任时间虽短但建立了四个区委，对打开介休抗日局面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人的地方是有胆有识，勇于开拓，敢干敢负责，敢使用干部。他知人善任，不怕锋芒毕露，不用唯诺平庸，喜用敢作敢为之人。例如穆彬有能力但有楞角，身上带刺爱提个意见好抬杠，除了史健没人敢重用他。史健培养他，放手使用他，委任他为介休铁北办事处主任，还提拔他为公安局长、沁源县长。穆彬也没有辜负史健的信任，他确有本事善于打开局面，不得不令人佩服。
孙彪（沁源三区区长、原太原市民政局党委书记）：1939年沁源反“十二月政变”，史健非常有魄力、最突出的是坚决镇压了夺权者。在敌方捣毁我一区区公所，绑架了区长游街示威紧要关头，他领导军民坚决反击。中心县委书记史健临阵换将，让穆彬当县长。由穆彬等出面抓捕，果断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了政变头目，震慑住蠢蠢欲动者，粉碎了敌方政变阴谋，捍卫了革命政权。穆彬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
1940年因错误贯彻《保障人权法》，穆彬被免职在党校接受审查。“人权法”导致根据地被蚕食，很快被中央批为“右倾”。1940年5月平反后，穆彬被史健要到二地委任敌工部部长，主持同蒲沿线特别是临汾的地下情报工作。他受史健派遣化名马廷杰潜入临汾日69师团任情报系系长，及时提供了敌欲抢《赵城金藏》的企图和日军观战团两大重要情报。
穆彬（图1）于1946年7月26日赴运城，在史家后沟与阎军遭遇，因高度近视失落眼镜，不辨敌我落入敌手，不幸牺牲于安邑，时年36岁。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原武汉军区副司令）评：穆彬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回忆他，自从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从来没有半句推诿，立即挺身前往，很值得我佩服，大家要学习他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
图1 抢经情报提供者穆彬（左，1911—1946）及重用穆彬的史健（1917—1977）
高首先与穆彬曾同路由寿阳到介休。她形象生动地回忆了穆彬（图2）：他头脑灵活，善言辞，老练城府深，像个商人，不像我们这些学生单纯。这恰恰是他善于应付敌人，胜任敌后潜伏工作的潜质优点。高志清、王献英、李惠春三位老人（图3—图5）也回忆了穆彬生前事迹。李惠春回忆并书写：“抢经当晚地委机关大多数人都去啦”，澄清了杨泽生文中“地委机关干部未参加”之谬。
以上所采访四位老人都作了录音录像，李、王二老还言简意赅书写了证言。采访后不久王献英即仙逝，幸提前及时保留下录像和亲笔证言：“42年夏杨泽生为岳阳县长”，完全排除了杨泽生，确认他不是赵城县长，多了一份杨不在赵城现场的直接证据。
二、挖掘史料，彰显烈士业绩
为挖掘史料，我们特意拜访了介休市党史办，参观了后土庙原介休县委机关和史健办公驻地，穆彬参加党员培训班时使用过的戏台。调研参观了史健、穆彬等坚持的介休绵山抗日根据地旧址。与介休史志办交换了相关史料，看到袁之平孜孜不倦写给介休的七封信函。他念念不忘穆彬，关心有否遗属，问询后人近况，是否享烈士待遇。殷殷之情跃然纸上，体现他对战友穆彬业绩与人格魅力的眷恋及深情怀念，读后令大家动容。2014年向我提供穆彬唯一照片的介休史志办因故遗失其照片，我将穆彬照片回馈介休弥补了这一损失。
《赵城金藏》抢经与“韩略村伏击”这两大情报均是由穆彬及时提供。日寇集中二万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三层箕式铁滚扫荡”，冈村宁次为推广沁源“山岳剿共实验区”新战法，调集中队长以上军官120名和“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中队学员组成“战地观战团”共180余人，由临汾乘13辆汽车东去观战。潜入临汾敌69师团任情报系长的穆彬等，从参谋部相熟丸山翻译（回国结婚携妻来临汾没合适地方住，因向其提供晋南纺织厂日式装修房两间而关系融洽）口中得悉留守司令加滕大尉正接待北平来的士官学校观战团百余人，准备后天出发去前线参观。遂命外线联络员袁之平（二分区敌工干事、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持加滕大尉亲笔开的路条连夜出城上报。
太岳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刘桂衡（柳雨峰、原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立即呈报，陈赓下令就近二分区王近山部16团伏击，要求“速战、速决、速离”。敌途经洪洞韩略村时被我军成功伏击，除三人漏网外，其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和6名大佐联队长悉数被歼（见《亮剑》电视剧），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我军仅牺牲六人伤数十人。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恼羞成怒的敌两路援军三千二百余合击韩略，企图报复却扑了空。
这是“看不见战线”上的重大胜利，对粉碎此“铁滚扫荡”起到关键作用，受到八路军总部、中央社会部和太岳军区的嘉奖。一次战斗能击毙百余名日本军官属国内仅见，陈赓夸奖这比战场上消灭上万敌兵意义还要大。
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以“临屯公路上的伏击战”公布此重大胜利，赞“创造了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敌69师团清水师团长和临汾伪道尹遭撤职，韩略村据点日小队长被处决，此“铁滚扫荡”是太岳区最大的一次扫荡，令日军损失一批有经验的骨干，成为太岳防守到相持的转捩点，从此敌军失去在太岳大规模扫荡能力。
沁源反“十二月政变”成功与这两大情报，为穆彬三大功绩，我们应该铭记住他的名字。因1946年牺牲的早又从事隐蔽的地下情报工作鲜为人知，穆彬是有重大贡献却被历史长期埋没的英烈。
1939年底史健在沁源东阳城村果断领导了沁源军民反击，粉碎了敌“十二月政变”，捍卫了革命政权，为太岳区保留了赖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奠定了“沁源围困战”的基础。
“十二月事变”太岳只剩下一个半县，即完整的沁源和半个安泽的县政权尚被我掌握，周围失掉根据地的二十几个县政府及三、五、六专署包括与太岳相邻的晋豫、晋西南工委和决死队残部均避难于沁源，成为赖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这些抗日力量大聚集，带来各地的斗争经验，干部交流，融合互补，观念素质大为提升。沁源好比漏斗汇集了当时各地武装力量，成为积蓄周边抗日精英的“聚宝盆”，极大提升并增强了沁源的抗日力量。同时，他们反哺沁源，为后续“围困斗争”做出回馈贡献。
《公仆刘开基[刘开基，沁源县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一书第 412页：敌“妄图夺取沁源县、区政权的关键时刻，以史健同志为首的中共沁源中心县委果断采取行动，及时挫败了反动分子的夺权阴谋，为巩固以沁源为腹心的太岳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沁源成为全国抗日模范县。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三十多篇介绍沁源抗战经验的报导。在《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中，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穆彬随史健从介休到沁源再至二地委，一直并肩战斗，二人生死之交的相互信任是抢救成功前提。当过教员有文化善书法的穆彬是《金藏》第一位识者，方能从浩如烟海信息中筛选上报，使不致淹没。没有穆彬的情报抢救《金藏》也就无从谈起，但是面对情报无动于衷或迟滞拖延也必功亏一篑。恰史健也是一位识者，具相应文化素养及高学术敏感认知度的决断，及高政策水平的应对。因与穆彬相知甚深，史健对穆彬能力欣赏和信赖，对凡来自穆彬的信息都格外重视。因缘际会，方使《金藏》跳出劫难、浴火重生。危难中，《金藏》能同时遇到穆彬和史健这两位知音实乃万幸，这是历史的眷顾和厚爱。
张天珩（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轻工部副部职）说：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首要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被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
李纯（一地委秘书长、原教育部政教司司长）回忆：我感到史健在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的确，穆彬情报与史健果断应对指挥，两人携手并肩，珠联璧合，是抢救行动成功的保障。
史健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抗日统一战线大局，他立即向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地委机关干部入寺取经，洪洞、赵城两个县大队担任掩护，赵城二区组织的干群驴驮队接应运输下，五单位密切配合协同下虎口夺经。四千多卷《金藏》全部人背驴驮，经石门峪运抵安泽县亢驿的二地委机关。
三、寻找到太岳第二军分区的驻地——古县热留关帝庙
张天珩由此赴亢驿受领抢经任务，基干营一连也从这里急行军150华里奔赴广胜寺。因未抢到广胜寺《金藏》，扫荡亢驿计划也未得逞，恼羞成怒的日军遂报复二军分区驻地。于1942年秋扫荡中将东山岭全村35口，除2人逃脱外全部赶到一窑内烧成焦炭一团。因无法拆分辨识，只好装入几口大缸一同埋葬,是谓“东山岭惨案”，系由《金藏》派生而引发。
可惜原二地委机关安泽亢驿村驻地（图10）被拆迁，幸留有1987年所摄外景。1942年2月《金藏》抢回时曾存放于此屋达2个多月，五一大扫荡又随地委机关辗转迁移2月余，历尽了危险与艰辛。
四、现场考查，体验抢经过程
1.藏经地——广胜寺飞虹塔
广胜寺琉璃塔亦叫飞虹塔（图11），是中国四大名塔之一，尤以精美的琉璃著称于世。2018年8月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WRCA确认为“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塔内楼梯过道狭小只容一人通过（图12）,排除了杨泽生对塔上不去人的质疑。但楼梯狭窄确实搬运不易，接力也耽误时间，故紧急之中打开二层前侧（图11左）窗户，经书从这里一捆捆掷下，极大赢得了抢运时间。
登上塔内二层，厅门内青砖台基上供奉着三米多高铜铸坐佛，佛像和基座皆空心，《金藏》当年即藏匿于此。端庄肃穆的圣堂竟成为藏匿处，出乎所有人意料，而日本也信仰尊崇佛教，是个绝妙极佳的藏经处（图13、14）。
细看坐佛基座，砖色砖缝不齐材质不一，非原装留下明显修补过痕迹（图14），证实王万荣、李溪林、薛国范、力空等“佛座藏经”回忆之真实，排除了杨泽生对经藏塔上的质疑。
2.集结地—石门峪
石门峪是抢经当晚集结地和史健亲临的指挥点，当夜史健在此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确保万无一失。石门峪三官庙窑洞（图15）为赵城县大队的驻地，窑洞右侧是通往亢驿的进山小路，蜿蜒崎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险，过此隘口意味着当晚广胜寺抢经圆满成功。
3.护经路——白素河
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原国务院参事）回忆：人们普遍关注抢经当晚的传奇，却往往忽视扫荡中之风险，其实才是提心吊胆最艰难危急的时刻。《金藏》在地委机关屋里保存两个半月，还没来得及移交沁源，恰逢日寇“五一大扫荡”。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剑指《金藏》，直奔亢驿，目标明确。
经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绝不能留下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预想。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对大家讲：“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然后我分配每个同志背经，少的也背十几卷，多的二三十卷。机关所有人员都背上了经。因我当过营长和212旅参谋长有实战经验，地委机关每次反扫荡时史健总让我领队负责，戏说有你这个丘八在我才踏实。
每个人背负20余卷，约合40来斤，经卷不离身，机动灵活性大为降低，颠沛流离中增大了生死风险。辗转中餐风露宿，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亢驿、马岭、泽泉、合川、白素、热留一带山区与敌周旋，《金藏》真是命悬一线。艰苦反扫荡中史健始终与大家同甘共苦,危急时刻过白素村旁涧河，河上既无桥又没船，成为阻拦行军的大障碍。先遣人员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而行，将经卷顶在头上，用手牢牢扶住，小心翼翼生怕弄湿。史健执意断后，非要等大家都过完才走。后有追兵刻不容缓，我命郭长健、王洪德强行架起他两臂过河，还差点扭伤了胳膊。
日寇扫荡过筛子般地细，每座山每条沟地搜，“梳篦式”反复梳了多遍。“夜行晓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的铁滚扫荡，连当地人未走过的路他们都要走一遍。敌军每前进40里还倒退10里留下伏兵，一些误以为敌军走了的回村者遭受重创。“铁壁合围”中，初期我们总是等距离躲各路之敌，如惊弓之鸟警视八方，自然成了合围的中心。后史健提出“安全险中求”，“敌进我进”越贴近敌之一路反而越安全，“灯下黑”只监视这一路省心，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也快捷，越来越有经验。因警觉性高，对敌情掌握准确，突围方向正确，指挥得当，措施有力，“铁滚”碾不碎的二地委总能涉险过关，没吃过亏和遭受大的损失。而友邻的一军分区大意，1943年元宵节遭偷袭，军分区吕参谋长和政治部王主任被俘，伤亡50余还被抢走电台，掳去马匹。
在安泽县党史办协助下，经过多个相似地名排查后，确认并拍摄了曾远回忆中遇险的白素河（图16），其实就是古县白素村旁的涧河。河对岸就是泽泉、马岭，1942年这里曾是一条汹涌的大河。岁月如梭，自上游建煤窑后地下跑水，如今已变成季节河时而断流。干枯的河床诉说着往日的峥嵘，斑驳巨石见证着昔日护经的艰辛。
4.藏经洞——娘娘庙
1988年二地委秘书梁生光（原辽阳化纤集团党委书记）回忆说：反扫荡时背经转移，地委机关几十号人两三匹马，加上掩护部队，仍带不走全部经卷，剩下的则藏匿起来了，至于藏匿细节已记不清了。
1985年12月二地委组织科长葛莱（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顾问组组长）来信: 扫荡中“此经当时不会隐藏在亢驿，因该村是我联系的村，若藏在亢驿我会知道的。”扫荡中究竟藏于何处？始终是个待解的谜。
2014年2月亢驿村支书黄才恒，带我来到亢驿村西小马岭“二区区公所”窑洞前，扫荡归来的《金藏》曾存放于此一夜，经卷未回地委机关，中途卸于此，表明经卷藏匿地就在邻近，大大缩小了范围。
2017年7月16日酷暑，在亢驿村黄才恒和羊倌郭秀林带路下。笔者随国图“寻根小组”大汗淋淋，爬上亢驿南山小马岭的娘娘庙，终于目睹了三孔石窑的风采（图17）。反扫荡中实在带不走的经卷原来就隐藏于此，彻底解答了悬于我心中三十年之疑窦，是此行“重走金藏路”重大收获。
马岭山洼崎岖险峻布满荆棘（图18），若非镰刀开路披荆斩棘无法通行，窑口隐蔽在山窝的密林丛中，若无向导指引绝对不可能找到。遥想战争年代深夜摸黑转移藏经之难，深深体验到护经之艰辛。赴娘娘庙途中，向导指着右侧沟壑，那就是日寇屠杀村民的万人坑，心情顿时沉重。武力征服与文化侵略是日寇亡我中华所依赖的两种手段。
据黄居斌（1923—1981，时任区机要交通员）生前对儿子黄才恒等所讲，他从县委合川的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领导嘱托此信非常重要，比性命还珍贵，绝对不能闪失。他躲过日本兵的搜查后，交到马岭的区公所。奉命通知东湾村樊瑞、亢驿村范生伟、南湾村张富保来开会，传达信中内容，布置了当夜向二区区公所转移经卷。
当时组织了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扫荡归来的经卷并存放区公所内。于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移送沁源的太岳行署。黄居斌还到神父岭联系沁源的接应人马，运经不敢白天走，也不敢走大路，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
2010年《安泽文史资料》第八辑第65页：“《金藏》运至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后，暂时存放于亢驿南山的有三孔石窑组成的娘娘庙内”。“在亢驿存放的两个多月内，亢驿村武委会主任张善玉（图19）积极配合民兵黄居斌、郭大来、阎安政、宋宗宪等都参与了放哨执勤，……他们在马岭两侧山头上站岗两个多月”。
移交沁源，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秘书长安排经卷藏在绵上（现属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一废弃煤窑——“积厚窑”里达四年之久。沁源不愧是我太岳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期望，《金藏》藏匿沁源的四年中，历经县城沦陷的残酷，穿越“沁源围困”战火的硝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却始终保持了完整没有散佚。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至此，《赵城金藏》终于结束了它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日子。
五、回顾历史，反思《金藏》文化启示
1.对乡村士绅阶层在文化传承的作用的新认识。
民国时期，士绅社会填补了上层与乡村间权力空白，形成某种局部性地方自治，在地方上影响力巨大。《金藏》为乡绅与寺庙所共有，非主持僧人的私产，乡绅也是僧人衣食的主要来源，具有很大的话语权。赵城“十万卷藏书楼”主人张瑞玑慧眼识宝，发现广胜下寺经卷容易丢失不利于保存，与其弟说服两寺，多次沟通终克服教派门户之见，使经卷移至上寺呵护有功。也是在其弟张奇玉家中，众乡绅与力空共同抵制了李默庵的索经企图，使之没有散佚。1952年张筱衡将其父张瑞玑毕生收藏的152卷《金藏》及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是迄今为止私人捐出《金藏》最多者。应跳出昔日有色眼镜之囿，对乡绅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传承保护促进作用，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笔者在参观山西省档案馆，发现该馆存有一份1949年5月23日《赵城县广胜寺佛经历年保管及转移运送情况》档案材料。此为5月22日《人民日报》“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发表第二天在当地的采访记录，是那个时代舆情调查的定格。虽佚名书写，但与当事人回忆相一致的部分，便有了辅助参考价值。该档案称“经一个多月的时间说服动员才算打通了士绅、和尚们的思想，和尚们才告诉了藏经的地点”。士绅列在和尚之前，可见主辅的排序, 此“说服动员”也揭示出和尚的勉强,非力空的主动报告。
2.《金藏》蕴藏着中华大地丰厚的文化底蕴。
为《金藏》溯本求源还寻访了山西省图书馆、省博物馆、太阴寺、解州天宁寺、普救寺、高平博物馆、青莲寺、鸛雀楼、关公故里、黄河铁牛、南涅水佛教石刻等。
在高平博物馆安副馆长陪同下，我们来到青莲寺（创建于隋唐之际）。进入上寺的山门，首先映入眼帘是高大的藏经阁（图20）。阁分两层，上层为唐代遗构，历经元大德九年（1305）山西大地震考验，底层建筑却属明清时期。系被整体抬升的建筑物，如何修复构建令人叹服。一般藏经阁皆处寺院中轴线尾部，青莲上寺殿前的布局何以如此奇特，令人惊诧，或许彰显“藏经”的尊贵。我们小心翼翼攀爬上二层，体验阁内的风采。据寺内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青莲寺福严禅院检藏记》碑文记载：“藏经五千余卷，载在阁中”，彰显昔日的盛况。
刚刚有幸从高平博物馆目睹了宋《开宝藏》真迹一卷，系19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高平河西村发现的两卷之一，经鉴定是青莲寺藏经阁中遗物。其开宝四年(971)所刻的一卷，是存世《开宝藏》中纪年最早的一卷，格外珍贵。据《泽州古代文化荟萃》引述：上世纪三十年代，青莲寺《开宝藏》三十八卷曾赴京展览，其后丢失二卷。抗战期间，剩余三十六卷下落不明，其中十六卷被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借走未还而散佚。凤毛麟角《开宝藏》现存世仅12卷。青莲寺曾集中拥有这么多《开宝藏》，且位于白马寺至广胜寺途中，或许反映当年《开宝藏》由洛阳北渐的迁移路线，从而衍生《赵城金藏》非为偶然。
体验了先哲蒋唯心冒雨过潼关渡口之险，体会晋、陕两省交界处的通衢繁荣与富庶，深感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厚积薄发，孕育《金藏》的募捐和雕刻均产生于斯绝非偶然，对这片皇天厚土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参观了武乡太行八路军纪念馆、沁县牺盟会决死队纪念馆、沁源烈士陵园等，对领会时代背景，感悟烽火硝烟下藏匿安泽、沁源渡劫难之艰辛，两县不愧为太岳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是《赵城金藏》可靠的隐蔽地和忠诚守护神。
3.《金藏》抢运史的再发现——革命传统的弘扬。
通过寻根之旅，以实际行动普及并宣扬了《赵城金藏》，唤起人们对《金藏》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沿途各级领导开始普遍关注《金藏》抢运史，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与各地区及县史志办建立了初步联系，相互交换了史料，已涌现出新线索有待去核实。
沁源县领导表示，过去只知道“沁源围困战”，现在要将藏匿于沁源四年之久的煤窑找出来，使《赵城金藏》成为沁源的新名片，相信此次寻根之旅必将陆续开花结果。
果如所料，二年后经沁源多方积极排查，终于初步确定《金藏》藏匿于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一废弃煤窑——“积厚窑”内（图21），达四年之久，沁源已命名此沟为《金藏红谷》。详见2019年7月13日《绿色沁源》，李万里、李国庆、王箭合撰“《赵城金藏》沁源藏匿处探觅”一文。
安泽县委非常重视《金藏》在安泽的转移历史，二地委曾在这里筹划组织领导了抢经全过程，离开广胜寺的《金藏》也首先存放于亢驿，反扫荡背经转移中又是安泽军民护卫了《金藏》。安泽县杜村乡小李村建立了国内首家常设的纪念“抢救赵城金藏”展览馆（图22），普及和弘扬革命传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古县也很重视这段历史，史志办设法找出古县热留“东山岭惨案”幸存者范如连(1925—1976）之子范国强（图23），2019年6月在当年窑洞现场，他激愤指控日寇的暴行，挖掘出惨案相关史料。
临汾也高度重视，市委岳书记等领导接见了摄录组全体成员，给予大力支持。新建的临汾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赵城金藏》展览厅。临汾史志办还发表了相关调研的拙作专辑。
以上4例，均是这次国图“寻根之旅”结下的硕果。我以为继新中国成立对残卷的“修复工程”，这次深入挖掘抢救史料、普及宣传、“重走《赵城金藏》路”，是国图对《金藏》的二次贡献，功德无量。
4. 行万里路，体会实地考察调研之重要。
中国基层拥有许多学有专长的有心人，例如谁园的解潭之对张瑞玑有深入研究，让我们深受启示。为募雕《金藏》出力颇著刘居士，在普救寺自燃以性命唤起民众，其虔诚令人敬仰。八十岁的运城市委老宣传部仝部长详细介绍了刘居士和普救寺唐碑，碑文上记有崔莺莺、西厢、普救寺等典故。还特意带我们看了这块仿刻的唐碑，原碑现已移藏万固寺，众人获益匪浅。
向基层史志工作者学习，向大众学习，从实践中学习，深感调查研究之重要。历史和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书斋中，应迈开腿走下去，积极深入与现场实际调查相结合，此行收获就是最好的证明。
六、鲜明对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胜寺声名显赫，第一在于《赵城金藏》，第二在于流失海外的下寺大幅壁画。经现场考查，广胜寺由上寺、下寺、水神庙三部分组成，上寺以飞虹塔和雕塑见长，下寺则以华丽壁画独擅胜场。现水神庙明应王殿四壁绘有近二百平米的元代壁画，尤以《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著称于世，被誉为广胜寺文物的第三绝，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和舞台艺术的珍贵资料。1998年，该画与《打球图》同时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劫后余生的幸存壁画，惜完整度和艺术水准逊于已流失海外者。
令人扼腕叹惜的是：下寺前后两殿四壁皆空，原存寺内最早的壁画尤为精彩，面积达300多平米。被文物贩子于1929年2月抢先盗贩国外，仅山墙尚存16平米小块《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残画。后殿（大雄宝殿）元代《炽盛光佛会图》、《药师佛绘图》，现藏美国纳尔逊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余分藏宾州大学、法国吉美博物馆。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厅，一巨幅彩绘佛教壁画贴满了整个墙面，每个参观者，无不被这幅极具震撼力的壁画震惊折服。场面恢弘，人物众多，色彩繁复，线描精巧，虽经七百年沧桑，仍飘逸而瑰丽，摄人魂魄。它来自广胜下寺后殿，是元代壁画中的精品，是中国嵌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璀璨华丽篇章。这些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品，是我国寺庙壁画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广胜寺不愧为一座展览元代绘画的艺术殿堂。
我在后院东厢房廊下所见，1929年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记载：“去岁有远客至，言佛殿壁绘，博古者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僧人贞达即邀请士绅估价出售”；“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售得银洋一千六百元”；“而绘，是粪土也，不啻珍宝之堆积其上矣。仙人有点石成金之术，岂佛门亦有化土为金之能欤！”愚昧丑陋嘴脸袒露无遗。碑末具名僧绅23人之多，本是极为愚蠢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自诩“义举”，勒石记功“永垂不朽”（碑首大字）。下寺住持贞达经张梦曾县长与乡绅商议，将4幅壁画分割铲下，剥离贱卖与美国，由古董商卢芹斋运抵海外。这是艺术的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实成千古遗憾，万人唾骂的“耻辱碑”。每件流落海外的文物，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飘零史，无不令人惋惜，不胜唏嘘。此丑陋行径与八路军“浴血护经”鲜明对照，天壤之别，警示后人不忘国耻，广胜寺不愧为弘扬爱国主义的红色教育基地。
结语 国之瑰宝——《赵城金藏》
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是包罗宏富佛教典籍的总合，是异域佛教中国化融合发展的结晶载体。是在佛教编目体系下，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外交等领域的百科全书。佛教虽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在其发源地早已失传。现研究古印度史也只能从尚存汉文藏经的片简中窥觅其貌。
在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华四大古文明中，文字的产生是其成熟标志。而中国造纸、印刷两大发明对世界贡献极大，传播文明记载历史厥功至伟。缺此正是众古文明中断，唯中华文明延续传承之缘由，现在无论怎么褒奖也非过誉。
汉文大藏经集两大古文明的融合交汇，它不只属于佛教，更应属于全人类。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与世界文明融合发展中硕果仅存样本。这就是《金藏》甫一发现便立刻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
历史是根，文明是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认同归属感的凝聚力赛长城。江山社稷丢失还可以夺回，但文化渊源不能失，文脉传承不能断，文化亡则一切名存实亡。
北宋蜀刻官版《开宝藏》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奉敕雕造举国之力，克服各自译经手写差异，规范始成中外各版大藏经雕版的祖本和依据。而《赵城金藏》则是这《开宝藏》的覆刻本，它忠实保留了《开宝藏》的原貌。雕版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工毕。供养在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内，因刻于金代，发现并收存于赵城，故名《赵城金藏》亦简称《金藏》。
《赵城金藏》刻成时7000余卷，现存4856卷（国图存4813卷）。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较为完整的一部，成为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聚万千慧智于一藏的海内外孤本。
《开宝藏》久已不传，散佚殆尽，残存于世仅十二卷，借《金藏》得以重睹千年前《开宝藏》风采，“并有不少古佚的经论之属”(向达语) ，实在是功德无量。
《金藏》之所以宝贵，缘于藏经雕板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版本和校勘方面的无可比拟价值。
北大向达教授:“元代的弘法藏就是以金藏为根据的，至于金代刻书向来传世甚少，赵城藏现存至四千多卷，这在中国印刷术发展史上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宝库。”洋洋四千多卷珍贵金代刻书实物标本，成为人类文化史一座巍峨丰碑。
“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范成偕“北平三时学会”徐森玉（版本目录学家）借出《金藏》三百卷， 1935年北平展出。徐森玉择其罕见经典影印发行，叶恭绰题写书名。因“所刻精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择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徐乃昌、徐文蔚、周叔迦等名家合撰缘起称：“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兹辑出四十六种，都二百五十五卷，亟用新法影印，分为上中下三辑，约一百四十册。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著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此浩瀚《金藏》集萃发行的盛举，立即轰动了学术界，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
胡适先生评：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例如：《传灯玉英集》、《曹溪宝林传》，都是久已认为失传了的禅宗史料。又如玄奘的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存二卷和《因明理论门十四过类疏》都是因明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本身。
郑振铎当年亦赞此：第一，经录，有四种皆为久佚于世，未为人知者。在佛藏“目录学”上，这四种“经录”的发现，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对于佛教文学和佛教史的研究者，有其说不尽的贡献。第二，关于法相宗的著述，取来15种，凡73卷，多数为佚籍孤本。“在这个五千卷的大宝库里，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更有不少。其全目今尚未着手编著。一旦全部披露，其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吧”。
1934年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评：“只见《至元勘同法宝总录》卷十，亦只有目无书，而广胜寺藏赫然俱在。最重要者，为法相宗之各种著述，如《瑜伽师地论遁伦记》等，中国久已失传，仅从东瀛得睹一二，不谓广胜寺藏俱有其书，诚足快心。不仅此也，如清素之《瑜伽师地论义演》四十一卷、窥基之《因明正理论过类疏》一卷，只《至元录》著录为久佚之籍，今从广胜藏中复得睹此二书。又《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传世俱作四卷，而《至元录》著录三卷本，今广胜寺本上中下三卷具全，犹是元代著录之旧，以此对勘今本，可知其分合乖讹之处。至于可以校正今本之讹文脱句，胜义重重，更无论焉云。”
前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曾对我讲：《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范畴，属“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物质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古籍善本不应束之高阁，只有印刷发行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遗产”有物质和精神之别。较之建筑、雕塑、工艺品类物质遗产，古籍善本、宗教、音乐等精神遗产则内涵丰富源远流长。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百里挑一后郑重决定，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赵城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 先后160多人参与编辑，历时十五载发行。全藏共106册，约1.1亿字。有幸冠以“中华”之殊荣，足以彰显其重大学术与历史价值。成为佛教文化研究中最具权威的原始根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秀版本，以方便使用，借助流通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真正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有别于已凝固成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其内容正在被研究探讨，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
任继愈在《李一氓同志与<中华大藏经>》文中写道：“我根据现在世界通行的大藏经的情况，认真地考虑，觉得它们有严重缺点，编排有缺点，收录也不完备。像日本大正大藏经出版时，尚未发现山西《赵城金藏》，《房山石经》也未发现。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第一要做到收集齐全，不使遗漏；第二要做到版本精善。我们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再以《房山石经》《崇宁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八种版本会校。……大体上反映了从隋唐到清朝一千多年间我国大藏经的面貌。《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价值在于它是北宋《开宝藏》的覆刻本，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赵城金藏》在校勘和版本方面都具有无比优越性。……有了一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于同时拥有八种善本的大藏经。八种大藏经汇集于一编，这是过去任何公私藏书家都办不到的。”
佛教典籍专家、编辑《中华大藏经》核心学者童玮在《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一文中讲到：“《赵城金藏》不仅保留了数千卷几乎散失殆尽的开宝藏本和辽藏本的覆刻原貌，而且还有少数卷帙的辽代坊刻本在内，为研究佛经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可谓‘稀世之珍’。”
参与《中华大藏经》编辑的社科院宗教所李富华研究员认为：开宝藏散失之后，它是代表我们国家大藏经最古老的一种版本，而且也是一种最珍贵的版本。《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这是宋元时代其它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只能选《金藏》作为我们影印的基础，即底本。他感慨道：《赵城金藏》的发现是中国佛教文献史，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它不容忽视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中华大藏经》的基础就是《赵城金藏》，它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儿。
《赵城金藏》每一卷都属国家一级文物，洋洋4800多卷的一级文物，成为国之重宝。据此影印的《中华大藏经》，是中国文化重新发现、展示和阐释的一个范例。《中华大藏经》先后获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的国礼。
古籍积淀深厚，内涵广袤，延续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智慧和精神魅力，铸就国家文化自信。《赵城金藏》不仅是浓缩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样本，也是包容和凝聚世界文化遗存“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是我国与邻国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文献见证。
文博单位专业人士护卫文物乃工作岗位职责所在，北平沦陷前，若故宫未提前转走可移动文物则属工作上失职。出于专业认同感，独具慧眼的众先贤呕心沥血护佑古籍令人钦佩。与前两者所不同，日夜与敌浴血奋战的当地驻军，生死未卜却有文物保护的长远眼光。战火中抢占先机，主动抢救出《金藏》，甚至为之付出流血牺牲，其可歌可泣精神令人叹服。恰恰救出的又是弥足珍贵国宝，创下历史功勋难能可贵，更让人无比敬仰。
1942年春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我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的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场上的伟大胜利。抢经虽来自二地委动议，并完全由地委独自完成，但因上报延安经党中央批准，突显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地委执行却经“中央批准”，这在全国各根据地中鲜见，极大彰显升华了这次“抢运”的历史高度和深远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文明的传承和保护事关民族存亡大事，是必须固守的最后防线。弱国无外交自然也无法顾及文化。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国破家亡焉能侈谈文化和文物保护？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战斗中，无神论的八路军主动、成功地抢运出近五千卷有神论的《金藏》，并付出流血牺牲。一扫圆明园被明火执仗强掠和敦煌被不露声色巧取的前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文物保护史上的典范。这是海峡两岸炎黄儿女共同瞩目引以为豪的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它雄辩地证实了我党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路军是中华文明和祖国文物的忠实保护者，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八路军不但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日铁军，也是有文化素养具高度学术敏感认知眼光的文明守护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2020年12月20日在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卷征自民间的《赵城金藏》“妙法莲花经文句卷八”，以5692万的高价成交，彰显收藏界的青睐与社会共识。且不说学术等意义仅经济账相当八路军抢救出2500多个亿，价值不菲惊人非凡。
我愿引用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向达教授《记赵城藏的归来》文中一句话作为结束语：
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像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
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参考材料：
198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高扬文、焦善民、宋洁涵、李石生、李纯撰写的《追怀史健同志》一文。
参阅相关拙作：
[1]《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新史料》及《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两文，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资料》第1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2] 《澄清抢救<赵城金藏>的历史疑云》，国家图书馆《文津学志》，2017年第10辑。
[4]《救护<赵城金藏>始末》，国家图书馆《文献》，2019年第2期。
[5]《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纪实》，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2019年第172辑。
[6]《<赵城金藏>抢运记》，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2016年第166期。
[7] 《国之瑰宝<赵城金藏>》平阳方志，2020年第3期（总第75期）专辑。
[8] 《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纪实》长治方志，2020年增刊（总第146期）。
[9] 《穆彬烈士生平》长治方志，2020年增刊（总第146期）。
[10] 李万里、李国庆、王箭合撰《<赵城金藏>沁源藏匿处探觅》2019年7月13日《绿色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