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京:鲜为人知的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下)

江和平

接上篇

碟子沟里克顽“堡”

长征结束后,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后因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于1938年11月迁址安塞碟子沟。王永浚自然成为二局破译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局长曾希圣领导下,他与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邹兆等密切合作,共享破译经验和技术。抗战爆发后,军委二局集中力量开辟了日本方向工作,同时也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和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王永浚被公认为当时二局国内工作的顶梁柱,经常独自承担重要破译任务。

1938年9月,王永浚担任一科科长,二局领导调进10余人充实一科力量,他们虽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但对破译工作却是门外汉。为使他们尽快入门,王永浚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以工育才”领着他们边干边学,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破译技术。之后,当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正是王永浚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自1938年起,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改进为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如不能及时跟进这一新技术,将给情报获取造成被动,甚至使二局面临“关门”的危险。因此,探寻和创设对新技术的攻研方法,成为十分紧迫的关键任务。面对这一新的挑战,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浚,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埋头钻研。1939 年夏,王永浚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攻克技术堡垒,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这一新理论的建立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我军技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个丰碑上,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业内人士称他为“新技术之父”。为褒奖他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作出的重大贡献,1939年7月, 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亲笔题写了“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赞语。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对陕甘宁边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为此,中央指令二局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察。特务系统密码技术与使用规律与军事系统有所不同,攻研难度较大。王永浚从1938年秋开始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中统”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取得了攻克“中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1940年4月,一科成立了“CC股(中统工作股)” 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在王永浚的指导下,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很快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统特务、党务系统的中央和各地的活动情况。

1941年6月,一科扩编为一处,王永浚任处长。开始了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集中攻研。军统的技术堡垒与中统的不同,难度更大,是国民党技术堡垒中难度最大的一类,王永浚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为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1942年3月,他又攻克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这两个堡垒的攻破,获取了国民党大量核心内幕情报,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作出正确决策,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创造新技术,开辟国民党政特方向的日子里,王永浚所付出的努力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他的战友江波回忆:“王永浚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是他的命,如痴如醉, 锲而不舍,牛顿做科学实验时吃面包,喝墨水,王永浚就是这种状态。他常常抱着儿子在一科院子里转,一边转一边想,走来走去,要是有人给他换根木头,他也会抱着。 我们在工作中有了苗头,有了进展,向他汇报,王永浚高兴地对同在二局工作妻子冯嘉元喊道:‘嘉元,嘉元, 煮面条。’搞创新就靠王永浚,二局比较难的技术,都是王永浚搞……关键技术这一关不过,二局就要关门,从这点上讲,王永浚创造的技术是划时代的。”曾在军委二局工作过的原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也回忆说:“王永浚时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一个个技术难题始终萦绕在他脑子里,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不停地跳跃闪现,变换组合,下班后他经常抱着孩子在院中一动不动地呆立沉思,有时突然疾步冲进办公室,取出正在猜译的密码,找出划有红杠的部分填上刚想出的数码,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以至于同事把手中的孩子抱走他也全然不知。”王永浚就是以这种忘我的精神和状态,连续扫除军统技术堡垒中的“拦路虎”,获取了其组织机构序列和活动内容。

长期的研究和工作实践,也使王永浚深刻认识到,人才是研究工作的关键因素。1939年10月,王永浚兼任二局首期研究人员脱产培训班(即六训班)教员,他将自己创设的新技术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大家,使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二局研究技术的提高和情报工作的开展。六训班结束后,王永浚还多次到后续训练班授课。抗战老战士、离休干部郭兰轩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我被派去东北工作。当时敌人采用了新的技术堡垒,研究工作很难进展。我们这些人在延安接受过王永浚的新技术训练,能力比较强,在东北起了作用。”

曾师从王永浚的开国少将彭富九,非常感念王永浚对二局研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1988年他在给王永浚80大寿的贺诗中写道:“无名却是英雄树,垂裕犹遮百亩田,悉心耕灌千枝茂,笑看桃李结满园。”

解放战争再创佳绩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严峻的形势,使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任务陡然加重。 王永浚不辱使命,带领和指导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使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玻璃杯里押宝”,被党中央、中央军委掌握得清清楚楚。

上党战役中,王永浚率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通信密码,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3.5 万余人的胜利,这是我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获悉捷报后,称赞说:“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紧接着又配合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为我山东、华中主力部队转移冀、热、辽和东北赢得时间,以及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和争取国内和平,均发挥重大作用。

随后,按照参谋长叶剑英转达的“主席属专设一台听傅作义长官部”的指示,王永浚率破译人员加强了对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侦察,获悉傅部向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报告归绥(呼和浩特的旧称)守军部署和归绥城内情况等密情,配合了绥远战役,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敌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与此同时,王永浚还攻克第十战区的通信密码,获悉了山东境内国民党军的重要情报,配合我山东、华中部队取得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敌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为配合我军迅速人关抢占东北的略行动,1945年11月6日,毛泽东向二局代局长戴镜元、副局长王永浚颁发手令:限军委二局七天之内突破国民党驻东北和华北有关部队的密码,掌握其动向。接此手令后,全局同志昼夜不息地共同奋斗,在7天期限内,攻克了国民党军通信密码,通出了情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王永浚和全局同志争分夺秒,昼夜突击,不断提供上至国民党国防部, 下到每个参战部队的大量重要情报,对中原我军选择突围的时机和方向,以及最终胜利突围,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7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信嘉奖二局,信中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甚以为慰,现我中原主力已安全突围,一部留原地坚持,国民党虽用全力围堵,毫无所得。”

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国民党鉴于在战场上连连失败,加之又从叛徒告密中获悉我二局工作情况,遂不断加强通信保密措施。1948年1月,国民党国防部开始为其部队配发一种“理论上是不可破译”的新型密码,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码被称为“最硬最进步的密码”。能否攻克这种尖端技术取得情报,成为能否有效配合决战,加速胜利步伐的关键。王永浚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与技术人员们一起研究尝试多种思路和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寻觅,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中找出破绽,发现规律,摸索出方法,攻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不可破” 堡垒,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情报保障。

淮海战役期间,军委二局共通报重要情报1000余份, 内容包括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实力、部署、调动、装备、 补给、士气等,基本上做到了敌动我知。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均能先期获悉,作出预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高层决策,情报价值极高。《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选辑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作为分析敌我态势,进行决策指挥的参考和依据。淮海战役中, 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国民党军南线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谱写了情报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战争年代王永浚在破译工作中攻城拔寨,屡建奇功, 得到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褒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永浚仍继续战斗在神圣而无形的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1955年,王永浚被授子少将军衔。1982年,他已年逾古稀时,被中央军委明确为大军区副职职务光荣离休。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王永浚曾感慨万于,写下了吐露心声的诗句:“受党栽培一老翁,投身革命效英雄。任公督导天书译,贺帅严求肝胆忠。隐线拳拳甘奉献,战场悄悄不居功。心中自有红灯亮,安度晚年如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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