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芝
1951年7月17日，调我到六区（大布一带）任区长。区部设在后店布地主家院子里。我就在区部北边租了几间平房叫家属住。
我在六区主持全面工作，更加注重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外地经验，在工作中的每个环节上，都对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工作。无论是在作风上、还是在工作态度上，我都严格要求自己，接近干部群众，叫群众处处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更好的共产党员。
我吃住在下边，我把六区所有地方都跑到，根据各种各样的乡情，制定出不同的措施，在全区掀起大生产的热潮，我要带领全区人民摆脱贫困。在运动中，我严格按上级党的方针政策办，在工作方法上，走群众路线，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以政策发动群众。并深入到基层，抓重点，以点带面，及时掌握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充分发挥干部群众的智慧，达到群众满意。如在统购工作运动中我把重点搞开，完成任务的85%，再转移到落后乡按政策搞开，达到群众满意，如期完成上级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1952年7月我在阳谷县六区工作中获阳谷县甲级模范及阳谷县委会奖品。
与此同时，抗美援朝也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我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绝对服从抗美援朝的利益，绝对服从组织调动，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
1952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其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第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为了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使党的总路线深入人心。我采取了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接受外地经验，层层进行思想发动的办法。我首先召开支委会，研究全区党团员干部思想状况，对党团员干部群众加以排队，根据不同的思想来进行总路线的教育。并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以干部、劳模带头，以互助为基础地进行学习、宣传总路线。我在全区党员干部大会上讲：“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学习总路线的重要性，不学习党的总路线，就会失掉我们在工作中的指南，一定要把总路线学深、学透，只有深刻领会了党的总路线，才能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在每个工作运动中，每个环节上都对照党的总路线去工作。每个人都要经常地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只有作风正了，才能正确地执行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路线，才能更密切地接近群众，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更好的共产党员，才能让群众处处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每一天开完群众会，再开党团员检讨会，会上有表扬有批评，每开会前有评论，会后有总结。采取大会报告，小会讨论，个别发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及时的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在运动中从始至终开展了反对脱离实际，反对愚昧，反对蛮干的三个反对的斗争，结合外地经验，顺利完成上级党交给的任务。
同志们在学习中全面地得到提高，彻底明白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为使总路线深入人心，然后再进村领导群众学习总路线。有重点村，重点组，重点人，达到层层有骨干。培养先进典型及各附属会的典型，达到层层有典型，以典型宣传政策，带动生产。
如培养了土改后的张凤三，经过学习总路线思想提高，还积极发动别人。每天晚上对照政策进行工作总结。与此同时，还要紧紧抓住三位一体的中心工作，以生产、互助、统购、统销党的任务为核心，以互助组为基础，及时发现积极分子，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效能，积极分子带领单干，一村一组一户地开展爱国竞赛，用积极分子的力量，发动落后层，扩大积极面，缩小落后面，最后以积极分子消减落后的死角。互助组由孙纯修、张法科等来带领单干的农民，以此把工作搞上去。
我们以总路线作为动力，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未发动前只有王期兴临时九个互助组计59户，经过学习总路线，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统一组织起来的，连旧有的长期临时互助组104个，内有准备春季对地的互助16个，共计328户。
与此同时，以党的总路线为动力，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全区掀起大生产热潮。在生产方面，锄麦2547亩，施肥3820亩。1953年统购统销，完成8650斤另12两（16两一斤的称）超任务完成。当时主要掌握了两种卖粮方式，一种是集体卖粮，二是流水序作法，成熟一批卖一批、扩大积极面，积极分子带动落后层。在此运动中，发现了四个奸商，搞清实际情况后，依法处理了违法套购的奸商任熊海、张怀明等11户，对工作有较大的推动。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奋斗，1953年5月阳谷六区受阳谷县人民代表大会表扬。
1954年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认真总结1953年的工作经验。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更加深刻地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上级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搞好增产、互助、统销等工作。巩固已有互助组，发展新的互助组，继续做好各种附属会的工作，结合普选登记，选出代表来。
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当年锄麦4527亩，占种麦面积的70%，追粗细肥5820亩占种麦面积的90%，灰家肥分积的106户，发动打井6眼。积极卖爱国粮86050斤12两，超任务1050斤12两。充分地体现出了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并以总路线作为动力发动群众的效果。我六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54年2月我在阳谷县六区工作中获阳谷县乙等模范及阳谷县委会奖状。
为此，我也得到上级和同志们的赞许。他们对我的评价是：忠实于党，忠实于群众，阶级立场坚定，政治可靠，责任心强，工作一贯积极、大胆、敢干，有魄力，并能服从领导，组织观念强,；能吃苦耐劳，处理问题及时；能完成上级党交给的任务
；能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党及群众的利益；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但我也有缺点，主要是工作粗枝大叶，不够细致。
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就从没怕过艰苦困难，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服从上级党的利益，服从上级党的调动，服从上级党的决议。只要上级党交给了任务，我总要不屈不挠，不打折扣地去完成。并且能照顾下层干部，关心群众的利益。故干部团结好，群众也拥护，上级也放心。
我在六区五年工作中，受到四次奖状、奖品、五次表扬。特别是1953年，这里遭受三十年来特大暴雨，我六区最北边的温范庄，在石佛南约10里地的聊阳公路两侧，路东是温庄，路西是范庄，对外称温范庄。大水由公路东温庄的东南方向向温庄涌来，水势很大，虽然聊阳公路下边有排水的涵洞，但路西的范庄把用来排水的涵洞堵住了，聊阳公路挡住了水向西北方向流的去路，水不能向西北方向流，路东温庄的水越积越深，水深处接近一米，大水越过了聊阳公路往西流。这时，路东葛海、魏海、安乐镇方向的群众都光着脊梁抗着铁锨来到温庄，和温庄的群众一块，把聊阳公路挖开了，上边搭上木板叫来往的人、畜、车辆过。当时的聊阳公路还是土路，就是比乡间的土路宽点，仅能错开相向行驶的汽车，当时汽车很少，在公路上走的都是些马车、地排车、胶轮车、独轮车、自行车，及行人。路西范庄的群众也迅速集合起来，也都光着脊梁拿着铁锨，还有的拿着土枪。两边聚集了1500名群众要打架拼命，双方已经动了铁锨打在一起，路西范庄的群众把路东魏海一位群众的头打破了，还拿出土枪，朝天放枪，一场血拼马上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赶到了现场，我站在聊阳公路的路中间，也就是两方群众争执打架的中间，马上制止双方都住手，告诉大家问题会解决好的。我先制止了路西范庄的群众，因为范庄的群众团结好，力量大，还有土枪，必须先制止他们，后又把他们的土枪没收了。说服了路东温庄及其他村聚拢来的群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打架制止住了。为了解决好双方的矛盾，把水疏通好，我在这两个村中间的聊阳公路上靠路的东边，用木棍子，苇席搭起个窝棚，棚内铺上草和苇席，又弄了个小铁锅，工作、吃、住都在那里，天热，不用铺盖，有蚊子咬，和衣睡就咬不着。
在温范庄放水中，我以共产党员的姿态，勇敢地阻止了一方，教育了一方，未打起架来。在阴雨泥水的情况下，我在现场住了16夜，感动的群众很团结地共同把水灾消除了，使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的温暖。因此，我被县里评为疏水模范，1953年7月阳谷六区在放水中受到县委会通报表扬。
从阳谷县卫生科到公安局
1955年9月4日，调我到阳谷县卫生科（没有卫生局），任科长兼县卫生院院长。那个时候，卫生事业发展得比较慢，卫生条件比较差。我走遍了全县大小卫生单位，并制定了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计划。充分发挥老中医的技术特长，以提高全县的医疗水平。并组织开展了全民健康教育，教育群众主要以预防为主。
全县的卫生工作正在大力开展的时候，1956年3月28日我又接到了一纸调令。调我到阳谷县公安局，任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无正职），主持工作。
在和平环境下，虽然和敌人的较量已经不再是面对面的血肉搏杀，但形形色色暗藏的敌对分子，和一批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及一些反动势力，他们相互勾结，自发暴乱，渗透政权，破坏生产，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们既要搞好反特工作，又要搞好刑侦工作。所谓刑侦就是社会治安这一部分，那就是杀人、抢人、偷人，这都属于刑侦。
我投身革命多年来，无论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探索。无论接到什么案子，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严寒盛暑，我都是风雨无阻地在报案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我在公安工作中一贯坚持的一项原则。及时赶到现场就是机会，就是破案的条件，必须要把现场工作搞好。有时候尸体高度腐烂，臭气熏天，在现场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为了找到可靠的线索，都是非常仔细地排查，从现场发现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那些细小的痕迹物证，现场痕迹都是锁定嫌疑人的关键证据，哪怕是一个拖擦、一根毛发、一块泥土、一个脚印、一个手印，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蛛丝马迹中有侦破价值的信息，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把线索吃透了，案子就容易破了。如果到达现场晚了，机会丧失了，条件就丧失了，如再刮风下雨，自然环境的改变，就会把现场破坏，就拿不到珍贵的资料、珍贵的证据。在刑事案件的侦察中，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距离案发的时间越久，很多原本存在的案件线索就会消失，当事人的记忆也会变得模糊。
五十年代，刑侦技术还非常落后，照相的也好、化验的也好、痕迹检验的也好，很多是靠一个放大镜。为了有案必破，我一方面凭借着超人的意志和执着的精神，不断地提高侦破水平。另一方面案子发生以后，开案情分析会，叫大家集思广益，在会上让大家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只有集中集体智慧，才能从纷乱的信息中发现线索，确定侦察方向及侦察范围。再就是，要依靠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获得重要破案线索，以侦破案件。
我带着有限的几个人，在侦破新发案件的同时，开始清理积案，重新找到受害人进行详细地询问，让受害人回忆，会不会忽略了什么细节。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现场上的线索和每一个物件反复地想，反复地分析。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讨论，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破。为此，我们走遍了阳谷的每一个地方，当时局里没有汽车，我们都是坐长途汽车，长途汽车通不到的地方就骑自行车。一连几十天都不回家，有时候在一个村子里住在那里不走，一呆就是二三十天，一家一家地访问村子里的全部村民，找到杀人凶手才离开，不找到杀人凶手决不罢休!
案子破了，群众非常感谢，有的群众打着布标，跪在地上送行，我赶快把他们拉起来说：“要谢就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王月瀛。”
一个案子破了，接着破下一个，一个一个的案子连续破。跟着我破案的同志都受不了啦，说：“王局长，咱要不回去歇歇。”我对他们说：“案子就好比命令，现场就好比战场，案子没破，怎么能休息？！”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几年来的案件基本都查个水落石出，积案已经查破，发案也明显减少，打击犯罪形成了威慑，阳谷的治安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
公安局内部也发生过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次，又要枪决犯人了，伙房的一个炊事员找到我，气呼呼地对我说：“我对局领导有意见”我说：“有意见你就提吗”他说：“我干公安好几年了，没叫我毙过一个人，别的干警都有机会。”我问他：“你打过枪吗？”他说：“打过，能打准了。”我说：“行，这次枪决就叫你执行”他高兴地走了。我想，不就是枪毙个人吗，就叫他打一次，整天拿着擀面杖、烧火棍做饭也是够辛苦的。当时有个规定，枪毙人必须一枪毙命。在刑场上，开枪的时刻到了，我看着他的手拿着枪直发抖，心想坏了。“叭”一声，枪响了，但犯人没死，我赶快补上一枪，才算结束了那犯人的性命。拿擀面杖的手，要打准枪，还要有个过程。从此，那个炊事员安心本职工作，再也不想别的了。
抢险抗洪，预防犯罪也是公安局的一项重要任务。1957年7月份徒骇河发大水，王拔士村东段和西段的徒骇河都有弯，从莘县方向流进徒骇河的大水到王拔士以西便水流缓慢，王拔士以西到桓庄西20多里的河段上大水很快要漫过河堤，我受县委委托，带领全县抽调到那里的群众在这段徒骇河抢险、护堤，群众称我为“带河的”。河堤上下都是固堤的群众，有的往河堤上抗木料，有的往河堤上运泥土，用以加固、加高河堤。为了防止坏人破坏河堤，我一边指挥群众护堤，一边带领五六个公安人员腰挎盒子枪在河堤上维护治安，把破坏大堤的治安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和我公安人员在河堤上的窝棚里一住就是20多天，保证了徒骇河大堤安全地渡过了汛期，维护了那一区域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