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摇曳的麦穗
解放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虽然较解放前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长期处于严重的缺医少药状态。各地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都寥寥无几，民众缺乏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瘟疫肆虐，人民长期备受疾病的侵害。
建国之初，我国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交通陷于瘫痪，物资流通不畅，财政赤字严重，全民各方面经济均陷入萧条状态。在当时，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共计只有2600个，其中城市医院有1140家，占43.8%，而农村医院仅有1460家，却占到56.2%。全国范围内，门诊只有769个，妇幼保健所仅有9个，专科防治所8个，药品检验所更是只有1个。
在全国卫生人员中，医师仅有38000人，中医276000人，医助49400人，护士有32800名，卫生技术人员有505040名，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共108840人。1949年，全国当时有2100多个县，其中1300个县医院平均只有10张病床可用，而且它们大多数还都集中在县城里。
对于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组织基本上是空白状态。据统计，当时的全国农村地区每1000人中只有0.05张病床，也就是说平均每20000人才能有一张病床，而当时农民每年的卫生经费只有几分钱。所以在这种“一无医院可看，二无经费可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生病就医就显得极为困难。一些农村地区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救护车一响，家里猪白养。”
建国初的农村，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未得到改善，还是长期处在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普遍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卫生保健意识淡薄，不懂得如何预防疾病。加之建国初自然环境恶劣，天灾人祸不断，各地的流行病肆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当时，霍乱、鼠疫、天花等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盛行，仅感染血吸虫病的就达1000万人。
因此，建国初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而且在当时，广大农村由于医疗条件缺乏，以及落后迷信思想长期充斥人们头脑，生病之后，要么因为经济困难不及时医治，一拖再拖；要么采取封建迷信的方式，耽误了病情。
1965年，根据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中国当时共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但高级医务人员80%都在城市，而其中只有10%分布在农村。县城地区占到了20%，最主要的70%都分布在了各大城市。就连医疗经费，75%也都是用到了城市，广大农村只占到剩下的25%。
毛主席在听到这组数据之后大怒，他要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就是毛主席所谓的“六·二六”指示。它为广大农村带去了新的生机。各地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选拔培训大批半农半医的人才，为“赤脚医生”的出现做好了人员准备。
到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刊载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文章中对上海地区的“赤脚医生”大加介绍。随即，在《人民日报》上说：“赤脚医生就是好。”这直接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从此，“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就正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半农半医的固定称呼。
他们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民自己身边养得起的医生。对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后，“赤脚医生”才由“乡村医生”所代替，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赤脚医生时期，中西医结合不仅是他们的诊疗方式，而“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更是赤脚医生的行医标配，这深刻反映了中医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中国传统医德大多属于道义论的范畴，它要求医生在治病时应遵循社会道义，这种传统道义论的观念一直指导着医生的行医行为。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154位管理者和213位赤脚医生都认为，赤脚医生尽心尽力地为村民看病是出于“医生职责”的要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是传统医德还是“职责要求”，这些外在的制约力量都已成为赤脚医生行医的伦理准则。
赤脚医生在理解这些准则的基础上，内心逐渐产生一种对这些准则的尊重之情，并将之转化为自身行医的主导约束力量——责任。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心，使赤脚医生不断战胜或克服那些与责任观念相冲突的其他价值观。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医德也逐渐形成了人们对医生的尊重。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带有文化崇拜意识，认为医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本次问卷调查显示：89.1%的管理者、92%的赤脚医生、93.9%的受益人群都认为赤脚医生在村里受尊重的程度较高或很高，其中67.9%的受益人群、47.9%的管理者认为赤脚医生很受尊重。
村民们把医生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农民田间劳作，因此对从事“医生”职业的赤脚医生比较尊重，对那些或多或少具有一定医学知识的赤脚医生的医术也比较信赖。
面对一些不公平的质疑，赤脚医生代表王桂珍曾说:那些批评赤脚医生的专家教授，你们当年为农民看过病吗？
在遇到村民农药中毒时，赤脚医生首先要清楚患者服用的农药种类，然后为其进行催吐洗胃。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有“1605”、“1059”、“敌敌畏”、“敌百虫”等。由于有机磷农药遇碱能分解失去毒性，所以中毒后可用碱性溶液如小苏打水、肥皂水等洗胃，这样不仅能排除毒物，还能破坏毒物。
催吐洗胃后，赤脚医生还要给患者及时正确地服用解毒药，常用的是抗胆碱剂和胆碱酯酶复能剂。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出现呼吸衰竭或呼吸麻痹时，赤脚医生还要立即给予机械通气，必要时进行气管插管或切开；对急性中毒患者，他们还要进行2-3天的临床观察，以防止病情突变。
在村民煤气中毒时，赤脚医生首先要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判断中毒的轻重并采取治疗措施。他们会让中毒者迅速离开有毒现场，适当休息后，配合针刺太阳、风池、百会等穴位以减轻症状。这种治疗方法可使患者在1-2日内恢复工作。
对于呼吸停止的患者，他们会及时不间断地进行人工呼吸。若有条件的话，还会进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及加压给氧、注射呼吸兴奋剂等治疗。
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医疗制度也从公费医疗变为自费医疗，“赤脚医生”也更名为“乡村医生”。当年的赤脚医生或退休、或转而开设独立诊所，他们一手拿锄头、一手拎药箱的经典形象已不复存在。“赤脚医生”逐渐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纪念和传颂。
《福建省卫生志》载：“合作医疗曾在福建农村广泛实行，并产生过巨大影响。有调查表明，享受合作医疗者与劳保一样可以得到充分的医疗卫生服务，比自费医疗优越得多。因此尽管近几年合作医疗解体严重，但仍必须给予引导，使自费医疗逐步向合作医疗或保险医疗过渡。”
由此可见，农村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在福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今福建城乡差距持续存在，农村经济、技术、文化较为落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基层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亟待解决。倘若基层群众的疾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不致其发展为重病、难病，那么所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不至于如此严重。
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政策的扶持和积极鼓励、优待高水平医生下基层；另一方面医务工作者本身也需要有完备的诊疗知识以充分应对基层群众的各类疾病。对于当年那些赤脚医生来说，他们虽已年迈但若能将他们毕生所学、所积累的经验传承下去，这对于福建乃至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村卫生工作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话题。今天如何不断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增进农村居民健康是需要不断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农村的社会稳定。
表面上看赤脚医生是文革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但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赤脚医生是来之于民、与农民一同赤脚、走在田头、走进农家的客观主体。他们本身具备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实质上是在践行并坚持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同时从客观因素上看政府的重视、经济基础的扶持、社会文化上的倡导等等这些在主、客观上存在的积极因素也是当今医疗改革中所应借鉴、吸取、提倡和不断发扬的。
在当时的医疗事业中有“提高与普及”这一对矛盾但只有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度以期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与实势、实情相符的农村医疗制度，中国的医疗保健事业才可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是本文通过对当年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社会因素的探析中得出的基本观点，希望能对当今的医疗改革起到些许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还要继承当初赤脚医生的那种低层次的医疗方式，而是应吸取其有益之处，努力把那种拼搏向上、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上下团结一心的精神继承并延伸下去。
所言：“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涉及13亿人口，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会成为天大的事，都必须认真对待。“以人为本”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应该时刻记在心上，运用于生活的点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