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铁路、公路。
事实证明，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很快见到成效。
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几个山区偏僻的小县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面对多田骏扎起的“囚笼”，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一天，他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刘伯承首先透彻地分析了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
他认为：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点是灵动、秘密、突然，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军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地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
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面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而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
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其次，刘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他阐述道：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
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
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
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
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