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左权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上述设想。
他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南进和西犯，彭副总司令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主要目标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同负责实施；平汉、同蒲、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
第一二○师和各铁路沿线的部队都参加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欣然表示赞同。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出台了。
随后，八路军总部正式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会议正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周恩来飞回延安，商议《中央提示案》，同一天，还是9月22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飞抵延安，他带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反共的文件。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所谓《中央提示案》。
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
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
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
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妥协解决。
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
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
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
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
周恩来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
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
”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任命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
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任命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
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友三）、高（树勋）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钟麟）、朱（怀冰）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
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党仍然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国民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
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盘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
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
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
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
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做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
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
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